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生，与一个人关系巨大——朱启钤。
朱启钤是个好玩的人。
他这人，用曹聚仁的话说，“会做官”，一辈子，从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一个都没耽误。
他的外祖父是汉学大师的弟子，他旧学很好。
他在湖南长大，正赶上清末铁锈的大门被嘎嘎推开，天风海雨，交织而来，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进溅的地方。就算是官僚，像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也气象开阔。江标当主考，出的试题的题目都是《英人有公保二党，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论自来改政之不易》《古今仪器考》……
小朱同学正年轻，不愤青才怪，“往来吴会，颇复与其邦贤士大夫游，益愤切，喜改革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绞杀，他在长沙仍然和章士钊“私购禁书，交相传习，意气未稍衰。”
但朱不是文人，他没参加科举，二十二岁从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干活干起来的，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他在晚清创办了“京师警察”制度，当时的警察什么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曹聚仁写过“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
比如，你动一盏灯试试。
北京的晚上一直乌漆麻黑，朱启钤想在北京街上装路灯，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
曹聚仁说，“朱启钤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有勇气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
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有什么公共生活可言？但朱老师才三十出头，决心动它一动。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搭火车回北京。“车顶上坐满了搭霸王车的旅客……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
这不奇怪，1900年的时候，仲芳在《庚子纪事》里写“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然俱建茅厕，尚称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中国城市最初公共卫生，居然是这么开始的，看了让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国，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徐城北写过——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圜阆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溶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过行道树，朱启钤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裁上杨柳，这才有了今天的秋黄冬白春绿，以及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这里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但“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1915年，他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营造法式》，这才见到最为完备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记载。
中国古代汉语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营造”，这书是中国法典式的建筑手册。作者是李诚，北京人。
但古人的用语，句读千年之下已经难看明白，朱启钤发起“营造学社”，研究这本书，一开始地点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没挂，几张桌，请了几位国学家，但老头儿们懂古字儿，却不懂建筑，很看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读建筑系的粱思成也看不懂这书“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这胸襟。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他邀请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学训练，知道要读懂这本《营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这是最笨拙，最花钱，最费力的办法，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报纸盖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骤至，下马步行，身无寸缕之干……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证，学社成员曾被扣押。朱启钤私人给各地官员写信，要他们护卫照顾这些“柔弱书生”。
几千年的建筑，没人知道是哪个朝代，没数字没图片没纪录，莫宗江说他们找到应县木塔后，
“九层重叠，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粱，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惟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
在山西他们确证了中国仍存有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梁林决定全家离京，朱启钤年老体迈，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层更深的虑患，他对乐达义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北平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而且无可挽回。”他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而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
他要守住这老城。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在银行库里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筑测绘图稿的纸薄又经水泡，一不小心就溃破，朱启钤等人把它们逐页晾干，裱在坐标纸上。底片已毁，朱启钤又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思成。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写成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凭借的就是朱启钤寄来的史料。
1946年，因为《中国建筑史》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邀请粱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那是梁思成学术上灼灼其华的时刻。
这一年朱启钤已家资散尽，开始陆续变卖收藏的册页，手绢，钢琴，旧锦……来维持生计。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
中国营造学社共走过11个省，总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这些资料最后都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靠这个起家。
直到现在，清华建筑学者杨宇振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侬然是六、七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关于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摘自《声音博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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