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在重读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的基础上,梳理了秦汉考古的发展脉络,阐释了秦汉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标签,论述了秦汉考古学的重大历史及现实意义,并指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建议:秦汉考古要更新研究方法和运用新技术学科;应加强秦汉中小城市的研究,以及早期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研究。
【关键词】 秦汉考古;发展脉络;发展认识
自上世纪初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学科体系不断地完善发展,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材料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也为中国学术界开辟了更深更广的研究领域。秦汉考古属于中国历史考古范畴。从时间上看,它上起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下至220年东汉灭亡,经历了秦、西汉、新莽、东汉四个朝代,共440年。在当时,中国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势强盛,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盛,与周围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国际交往频繁。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研究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使其在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赵化成、高崇文等编著的《秦汉考古》集中展示了秦汉文明的恢弘和秦汉考古的辉煌成就,考释有据,资料详实,不仅是广大考古工作者研究的借鉴,也可以帮助在校学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激发兴趣、掌握考古知识、培养考古专业素质,还为广大考古及文物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资料。
一、秦汉考古学的渊源
秦汉考古学的前身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地理方志学和金石学。自魏晋南北朝起,许多地理方志、文学著作中就有大量关于秦汉遗迹、遗物的记载。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书籍中就记载了秦汉时期的许多古城、陵墓、碑刻。尽管记述较为简略,但有些秦汉遗迹至今已难觅踪迹,因此这些古代文献弥足珍贵。而在北宋至明清时期十分盛行的金石学对传世秦汉古物的搜集范围非常广,如碑刻、砖瓦、钱币、铜镜、玺印、封泥、明器等,人们对其编辑目录,著录文字,墨拓图谱,题跋考证,出现了百余种专门著作[1](P2)。例如在唐朝时发现的秦代石鼓,引起了文人的关注,许多人慕名前去临摹石鼓文,并作拓片,著名学者韩愈也曾建议朝廷专门保护这些秦代文物,宋代的欧阳修、郑樵还专门立著考证这些石鼓的年代。另如清代著名经史学家、文学家毕沅在其担任陕西巡抚期间,考察了各州府、县,调查了关中名胜古迹状况,作了详细记录,留下了《关中胜迹图志》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考证了如西汉帝陵分布等问题。同时,在他的主持下,翻修了司马迁祠,重建西安灞桥等汉朝遗迹。如此观之,传统的地理方志学和金石学对秦汉考古学研究仍有重要资料参考作用。
二、20世纪初秦汉考古学的建立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外国人首先开始的,中国学者随后参与的中国西部探险考察和边塞简牍研究涉及了秦汉考古的许多内容,也引入了科学的调查与发掘方法。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在中亚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探险考察,第二次考察时进入了新疆甘肃地区,在长城边塞遗址首次发现了汉简700余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王国维、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更是开创了我国近代简牍学研究之先河。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以黄文弼为团长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简牍17枚,1948年黄文弼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详细介绍了此次发现。另外在1930年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考察额济纳河流域时,亲自主持发掘了烽燧遗址,出土简牍一万余件,即著名的居延汉简。另外,日本人在东北及朝鲜地区发掘了40余座汉墓,并出版了发掘报告。虽然上述的一些国外活动含有一定的不良动机,但我们应看到其记录手段、研究方法都已具有近代考古学的一般特征,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秦汉遗迹和文物,也改进了他们的研究和考察方法。
随着西北、东北等地区的研究工作展开,近代考古学意义上的秦汉考古由此开始。不过相比史前考古研究,秦汉考古方面的研究仍然主要依靠丰富的史料以及传统金石学成果,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规模不大,成果影响较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1](P3)。
三、新中国建立后秦汉考古学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的50~70年代,中国考古学迎来一个新时代。首先,中央和地方设立了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如设立中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设立考古学专业。其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启动,大规模建设的展开,为了配合基建工作,考古调查、发掘全面铺开,其中以抢救性发掘为重点,各地发掘的汉墓达万余座,考古资料有了相当的积累。例如沂南画像石墓、和林格尔壁画墓、洛阳烧沟汉墓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秦汉考古发现。此外,主动地考古调查、发掘也已展开,如对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秦汉帝陵的调查和发掘等。在综合研究方面,70年代北大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对秦汉考古进行了全面梳理,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中秦汉考古学科框架的基本建立[1](P4)。
70年代之后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迎来大发展时期,有关秦汉时期一些遗迹遗存的重大发现和发掘都在此时出现。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长沙马王堆汉墓、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景帝阳陵、南越王墓等遗存的发掘成果震惊全国乃至世界。随着对这些重大发现的研究深入,考古资料的积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秦汉考古综合研究出现了专门化,诸如秦汉城址、墓葬、金属制品、漆器、简牍、画像石砖、边疆少数民族遗迹……各个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化,形成新的体系与领域[2](P35)。此外,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全国学术期刊上,各种学术机构、专家编著的学术著作中,如《咸阳帝都记》《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西汉十一陵》《汉代考古学概说》等专题综合研究著作,以及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等遗迹的考古发掘报告都对秦汉考古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和总结,也涉及到了秦汉考古的方方面面。
四、对秦汉考古发展的认识
秦汉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萌发、形成、壮大,在展现中华文明,保护文化遗产工作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也大力协助了地区经济建设。
首先,陕西等西部地区作为秦汉文化的核心区域,秦汉考古工作的展开有利于历史文化大省的建设。秦汉帝陵、宫殿遗址的发掘与保护使秦汉文化充分展现于世,吸引了大量学者、游客的前来,更好地推动了当地文化、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其次,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大一统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充分融合、完善时期,是中华文明积淀的高潮时期。秦汉考古学研究能够充分系统地揭示秦汉文化,从而使人们对中华文明进行全面感知,也能推动古代史、思想史、艺术史、民族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最后,秦汉考古工作中的秦兵马俑、马王堆汉墓等重大发现举世闻名,成为人类文化瑰宝,这也是秦汉考古为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
但通览全局、回顾历史,秦汉考古的研究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加大力度改进、补充和完善。
第一,更新研究方法和运用新技术学科是发展的推进剂。正是引入了地质地层学和生物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后,考古学才能更为轻松地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所以,不断地接受新方法,采用新技术,学术研究才能继续深入[3](P148)。由此观之,在今后的考古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中,航空和遥感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电子全站仪等一大批高新技术要尽可能地推广与普及,做到系统化、高技术化地研究。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秦汉考古研究的地域和分支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平衡性[2](P45)。例如,相比于秦汉都城研究,有关秦中小城市的分布、结构;汉代大量的地方性城市以及聚落的发现与研究就很少了。另外,如早期秦文化的渊源、谱系结构、与中原文化关系之类的区域性的文化研究还较为薄弱[3](P149)。而繁重的发掘任务导致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发表严重滞后,也影响到了考古综合研究工作。
除此之外,完善大遗址保护工作、加强与相关学科的合作、扩大对外交流、普及公众考古知识等等都是秦汉考古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秦汉考古是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标签,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时代给秦汉考古、中国考古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继续勤奋工作,更有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更好地展现人类文明。
【参考文献】
[1] 赵化成、高崇文等.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
[2] 刘庆柱.秦汉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9.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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