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耀州窑是中国古代名窑之一。其器物及制作技艺因时代变迁而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获得学界关注，如今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综观耀州窑研究史，一方面体现出时间阶段性：始于叶麟趾、陈万里、禚振西等人的考古发掘与文献研究；盛于匠人们对古代技艺与古瓷种的恢复；非遗保护工作则将烧制技艺研究提升至新高度，推动了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方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艺术审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学科视角都对耀州窑给予了极大关注。现有研究成果呈现出器物与技艺研究同步进行、发展迅速的特征。
【关键词】耀州窑 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述评
陕西耀州窑是中国古代六大窑系和八大窑系之一。其创烧自唐代，在宋、金时期更是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优良品质而受到各阶层厚爱。鼎盛之时，窑口遍布耀州（今铜川市大部），并形成了西至宁夏、南至越南、北至内蒙、东至朝鲜的庞大耀州窑系。和《高丽遗址出土宋代瓷器研究》两本著作。虽然海外的学术成果数量不及国内，但是既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是对国内耀州瓷研究的重要补充。
二、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
根据现有的耀州窑研究成果，从类别性研究角度分析，学者们重点关注以下7个研究方向：
（一）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能成为耀州窑研究的主流学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功不可没。该所代表作为耀州窑“四大集成”：《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址》以及《上店·立地坡耀州窑址》。此外，还有《耀州窑陶瓷》《宋代耀州青瓷研究》《陈炉耀州瓷精萃》和《中国耀州窑》等。这些著作大体涵盖了铜川境内主要窑口的考古成果，内容翔实、具体，体现出极高的专业性。至于其他单位与个人所著之论文、考古报告和报刊新闻更是数不胜数。两个学科田野点经历了“黄堡—立地坡和上店—陈炉窑”的演变过程，将有助于解决技术发展史、产品特征以及制作技艺等三个领域的研究难题。
（二）艺术审美研究
耀州窑的早期艺术审美研究成果均为考古书籍中的文字介绍，图片较少。及至改革开放，学者们才力求图文并茂地介绍瓷器的艺术审美特征。《陈炉窑》《宋代耀州青瓷研究》和《中国耀州窑》等出版物介绍了大批瓷器，论文类则有《耀瓷装饰艺术》《耀州窑的艺术特色》《简述耀州窑的绘画装饰艺术》和《耀州窑装饰纹样的构图特征》等。另有硕、博士论文若干。研究艺术审美的学科主要为艺术发生学和艺术图像学，其中造型与装饰艺术成了研究重点。学者们从审美取向、造型特征、刻花技艺、绘画技艺以及艺术风格变迁等角度切入，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三）从传播视角进行的比较研究
由于历史上耀州窑影响较大，一些学者试图研究其传播路径，并与其他窑系进行比较研究。隶属耀州窑系的窑口分布广泛，西至宁夏灵武，南至越南，北至内蒙，东至朝鲜，[20]“其影响力不仅遍布国内，而且已达到国外。”[21]因此，《柴窑与耀州窑》《耀州窑与钧窑系诸窑》《宋代汝、耀州窑青瓷的研究》《广西宋代青绿釉瓷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等文章试图将柴窑、钧窑、汝窑、唐白瓷等陶瓷品种与耀州窑相比较，阐述耀州瓷烧制技艺的传播范围、传播内容与历史影响，为确立耀州窑系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贡献巨大。令人遗憾的是，陈炉窑的比较研究成果乏善可陈。
（四）历史变迁视角下的考据研究
得益于数目可观的文物，耀州窑历史变迁考据研究颇为繁荣，与考古学、博物馆学结合紧密。前文提及的“四大集成”就掺杂着大量的历史文献。书籍类如《耀州窑史话》《宋代耀州青瓷研究》；论文类如《窑神碑“柏林”问题考释》《论耀州窑的历史地位》《耀州窑唐五代陶瓷概论》等，均从唐代、五代与宋代等代表性时期入手，针对耀州青瓷、黑釉瓷、白瓷等特定瓷种，通过细致、全面的归纳与总结，厘清各类瓷器发展过程与器物特征之关联。
（五）“非遗”保护视角下的技艺研究
单独描写耀州瓷制作技术的出版物较少，多作为书籍的补充部分，论文则稍多些。成果涉及烧制技术、装饰工艺、窑炉建造技术以及制坯上釉工艺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世代陶人 陶瓷大师孟树锋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耀州窑制瓷工艺的保护与传承研究》，这两本书毫无疑问是在“非遗”保护工作影响下诞生的。前书对于传承人的口述调查细致入微，实为佳作，将“人”放置于“器”和“物”同等高度。作者认为：“如何才能留住手艺？对于任何一门传统手艺而言，对技艺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人的保护。”[22]这种观点在“非遗”保护运动初兴时难能可贵，代表了重视传承人的耀州窑研究新方向。后者也聚焦陈炉窑传承至今的耀州瓷技艺的活态传承，对“技”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颇下工夫。
（六）基于鉴定与鉴赏的科普介绍
早在1994年，陈华莎发表了《耀州窑青瓷辨识》，次年刘志国刊文《耀州窑的鉴定与鉴赏》。两篇文章开启了科普介绍耀州窑的先河。耀州瓷研究专家禚振西和杜文结合自身丰富的考古经验，分别于2000年、2004年出版了《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和《耀州窑鉴赏与鉴定》，[23]系统介绍了各类耀州瓷的鉴赏与鉴定要领。2008年，禚振西发表了《北方青瓷的代表青釉耀瓷的考古发现与鉴定》，专门向大众普及青瓷鉴定知识。总之，此类书籍、文章以图文方式宣传了耀州瓷的科普知识，提升了读者辨别耀州瓷的能力。
（七）科技考古分析研究
耀州窑的科技考古起步较晚，却大有可为。为了测定文物年代、产地、成分以及与其他类型瓷器对比，科学家们使用手段多种多样，既有光谱扫描，也有化学方法，还有物理测定，更有计算机模拟操作。这使得科技考古在耀州瓷研究领域被发扬光大，也为化学、材料学、考古学等学科提供了宝贵案例。其中，凌雪的《耀州窑青瓷的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耀州窑青瓷白色中间层和化妆土的EDXRF光谱分析》和《耀州窑青瓷白色中间层和化妆土的微观结构》三篇文章发表于权威核心期刊，着重分析唐代至金代耀州瓷的胎料、釉料、化妆土、中间层的化学成分与微观结构，为耀州窑的科技考古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现代耀州窑研究已经历了六个历史阶段。发轫于考古学科，随之稳步发展艺术审美与文化探析等视阈，最后在非遗保护研究方面异军突起，百花齐放。其成果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学者研究全面深入，涵盖了各时期、各类型的窑口，国内研究实力与成果均强于海外。二是得益于考古技术、考古成果及史料典籍等方面优势，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构成的学科群是研究绝对主力。然而作为耀州瓷烧制技艺的唯一活态流传地，陈炉窑所获笔墨却是最少的。三是一些研究者将兴趣点从纯考古学科转入艺术审美、文化生态、技艺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探讨。他们已不满足于将瓷器视为冷冰冰的器物，而是力图发掘物质背后更为鲜活、更加生动的社会场景、人物经历，以揭示耀州瓷技艺传承千余年的复杂面相。
丰硕的学术成果体现了前人孜孜不倦地探索，构成了耀州窑研究的重要基础。这段历程恰恰也证明了学界正从“遗存”的研究理念向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人”与“技”的互动关系过渡，值得肯定。然而，深厚学术积累的背后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笔者认为，应基于现有学科基础与最新研究趋势，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探讨跨学科研究以及遗址和博物馆建设，促进大众对耀州瓷文化遗产的认识。
第一，加强耀州瓷“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尽管目前“非遗”保护视阈下，耀州瓷传统烧制技艺与相关文化生态的研究成果数量偏少，深度亦有所欠缺，却正吸引着学者们参与。国家大力推行“非遗”保护运动与“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无疑使其成长为研究热点。传承人、传统技艺、文化生态以及文化发展四方向已初奠根基，深入研究恰逢其时。传承人方面，继孟树锋[24]之后，铜川境内已产生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名、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人。[25]而印台区也于2011年认定了相关传承人6名。传统技艺方面，刘莹、崔瑛等人已经尝试发掘整理匠人的人生史。未来当以口述史研究方法继续翔实调查匠人，重点记录绝活、口诀、师承与生产习俗等。文化生态方面，应以耀州瓷烧制技艺唯一活态流传地—陈炉窑场为中心，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探析燃料、陶土、水源、地形、气候等自然与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环境型塑与保存传统技艺的动态过程。文化发展方面，则可基于“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要求，发展文化创意，使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第二，探讨跨学科互动。通过梳理研究现状，我们可知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是耀州窑研究最成熟的学科领域。然而，目前专研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学科却较少与“非遗”研究发生牵连，故而两者应实现深层次的互动交流，取长补短。考古学成果可更广泛地被“非遗”研究所借鉴。如运用现代科技，通过对文物的原料、器型、纹样、釉色等要素分析，可助于逆向还原古代技艺流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国桢团队就借助陶瓷科学方法分析耀州青瓷残片，成功复仿了宋代耀州青瓷，并掌握了烧制技艺，这为以后耀州瓷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探讨遗址公园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以黄堡与陈炉为代表的耀州瓷富集区得益于大规模考古发掘，已具备建设遗址公园或生态博物馆的可能性，亦成为逐渐升温的学术议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博物馆、考古机构，都试图群策群力，将其变为现实。黄堡窑场区域正在建设“科普+旅游”的“耀瓷小镇”，而陈炉窑场“生态博物馆”也在实施阶段。基于该背景，学界也应积极参与其中，从非遗保护、生态保护、旅游发展、景区规划、管理改进等方面提供参考意见，促进耀州瓷文化妥善保护与合理利用。
注释：
[1]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总论）第6页。
[2] 黄堡位于铜川市区南部，为耀州窑早、中期核心窑场。
[3]《陜西通志》记载：“瓷器，耀州贡之。出同官陈炉村……甘（矸）泥，其泥白且细，可为磁（瓷）器，出陈炉村。”见黄卫平：《古镇陈炉》，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4] 冯先铭：《冯先铭陶瓷研究与鉴定》，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5] 即今铜川市黄堡镇，笔者注。
[6]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7] 即今陕西省彬县，笔者注。
[8] 李国桢、关培英：《耀州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9年第4期。
[9]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耀州窑与钧窑系诸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10]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耀州窑与钧窑系诸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
[11]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12]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
[13] 虽然2012年李彦君出版的《柴窑与耀州窑》还讨论这一议题，但2002年时两者的关系已基本确定。笔者注。
[14] 即原同官县，笔者注。
[15] 耀州窑博物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16] 参见耀州窑博物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7] 参见耀州窑博物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18] 详见崔瑛著《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耀州窑制瓷工艺的保护和传承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19] 翻译为：《中国青瓷与其他东南亚相关窑》，笔者注。
[20]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总论）第6页。
[21] 访谈人：张池，访谈对象：禚振西，访谈地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窑博物馆一楼禚振西办公室，访谈时间：2016年10月26日上午。
[22] 刘莹：《世代陶人—陶瓷大师孟树锋口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23]《耀州窑鉴赏与鉴定》于日本出版，日文版名为《耀州窯瓷：鑒賞と鑒定》。
[24] 孟树锋于2007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5] 数据为笔者对铜川市政府与印台区政府出台的公示文件统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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