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竞争力大为提高。当前,国内要素资源条件不断变化,后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加快提升我国工业竞争力的任务十分迫切。
一、当前我国工业竞争力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低端、低价格产品仍然是开拓国际市场的主体
从行业间的国际分工来看,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等低附加值产业和产品方面。200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依存度为16.82%,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依存度最高,达到了68.05%,但出口产品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出口主体中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比重达到了92.54%;另外出口依存度高于工业平均水平的行业以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行业为主,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出口也普遍占据了50%以上的比重。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极易成为国外贸易限制措施的对象,并且随着与我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具有相似性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低端同质化竞争也日益激烈。与此同时,尽管我国在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和装备制造等产业中,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生产能力优势,但生产制造水平、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仍然相对低,高消耗、粗加工、低端产品仍占主体地位。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不到30%,大大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以低端、低价格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模式亟待改变。
(二)多数工业行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中国工业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主要依靠国外的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仍然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缺乏世界一流的研发资源和技术知识,基本上没有掌握新产品开发的主动权。据有关测算,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中国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学研究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问题一直没有有效解决。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差距,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2007韩中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差距为3.8年,韩中制造公司技术差距最大的是钢铁和纺织业领域,韩国领先中国4.1年,而在电子领域,两国公司之间的差距为3.4年。
(三)国际化品牌、营销和经营能力较弱
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高达80%以上。目前, 在工业领域,国际品牌的国产化进程很快,而我们的自有品牌企业还不足以与国际品牌抗衡,且本土品牌的国际化进程困难较多。同时,我国工业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普遍缺少成熟、畅通、独立的供应链和营销网络,往往依赖于国际大公司或中间商的品牌和流通网络。品牌和营销渠道的缺失大大影响了我国工业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并由此形成较低的产业链分工地位。此外,中国企业整体国际经营和运作经验仍然不足,多数工业企业依然缺乏跨国经营尤其是资本运作的实践经验,制约了工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防范国际风险的能力。
(四)产业组织结构仍要继续优化
从宏观上看,中国工业企业仍然未能真正实现专业化分工,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现象普遍,行业、地区、企业往往自成体系,大中小企业之间难以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利益。大型企业不大不强,缺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航空母舰”;中小企业不精不专,企业不能合理分工协作,市场过度竞争,侵蚀了企业的合理利润,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难以加大科技开发投入,制约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在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石化、汽车、钢铁等产业中,普遍存在着企业规模过小、生产过度分散的问题,经营规模和国际同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近年来,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部分规模经营的行业如钢铁等,部分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的行业如集成电路制造装备、轿车制造装备、数据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产业集中度下降、结构分散化趋势却仍在继续,不利于抵御外部竞争和风险冲击。
二、制约我国工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一)政府管理体制与政策仍有待继续改善
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不合理,地方干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实行任期制,容易助长“铺摊子”、扩大经济规模的短期行为,而忽视提高长期技术研发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战略工作;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缺乏产业退出机制,造成落后企业及产能难以退出,资源不能有效地流向优势行业及企业,从而延缓了工业竞争力提升的过程;地区与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过高,资本流动和兼并机制不灵,较大地阻碍了企业外生性扩张,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竞争力壮大的巨型企业难以脱颖而出。在产业政策方面,我国对工业竞争力的提升缺乏前瞻性的战略安排,也缺少持续性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对中资企业新产品研发、技术升级缺乏必要的支持力度。
(二)要素资源市场机制改革相对滞后
我国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就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规模依然较小,工商企业资本形成中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的份额不足5%;市场秩序不健全,中国股市投机性过强已成不争的事实。就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价格(利率)决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场定价,国有金融资本居绝对统治地位。如何加速和深化资本市场化仍是中国市场化进程面临的突出矛盾。与资本市场化相比较,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在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价格决定和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条件还远远不够。此外,石油电力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完善,价格体制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供求关系扭曲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培养。今后改革历史进程的重点应由产品市场化加快向要素资源市场化转变。
(三)自主创新体系不健全
据统计,目前全国仍有超过60%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约有50%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40%的企业研发机构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由于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弱,使得我国主要工业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原创性技术和产品较少。例如,目前我国主要机械设备技术来源的一半以上、多数电子信息设备的核心技术需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这样就造成对国外的路径依赖,制约自身技术能力提高。而随着我国工业发展壮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逐渐增大。今后,中国需要引进的许多技术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二三流技术,而是真正的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掌握这些技术的国外企业从保持自身竞争力的需要考虑,拥有这些技术的西方国家从控制发展“制高点”的战略考虑,都对转移或转让前沿技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许多尖端领域,我国始终面临技术封锁的局面。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弱,导致工业竞争力提升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
(四)依托要素资源的低成本优势日趋减弱
劳动力方面,受农业生产比较优势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规范化和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东南沿海开始,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趋势显现,“民工荒”、“技工荒”屡屡出现;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也持续上涨,从全国平均角度看,2006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速分别为14.4%、18.70%和17.3%。伴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资关系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实际成本继续上涨,劳动争议案件明显增加。土地方面,严格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及土地“招、拍、挂”等供应方式的改革等,使得土地资源不再无限制的低成本供给。劳动力和土地供需关系的变化正逐步改变着我国要素资源的秉赋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与产业需求结构间的不协调导致的结构性供需矛盾制约着我国产业竞争优势的有效发挥。中国工业发展正进入比较优势调整变化的阶段,低成本优势减弱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两种趋势的净结果将决定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变化。
三、提高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对策措施
(一)深化政府管理体制和资源要素市场机制改革
一是强化政府在制定战略规划、提供公共品服务以及增进市场功能、弥补市场缺陷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优胜劣汰中,促进工业竞争力提升。切实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上的支配权与行政干预权。同时,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避免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倾向。二是深化资源要素市场机制改革。重点推进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要调整和理顺土地、重要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稀缺资源的价格关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保补偿责任机制,使本应由企业承担、以前却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那部分成本,真正计入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成本中,从而引导各类投资者和企业节约使用稀缺资源、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和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二)加快开放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通过继续扩大开放,提升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通过扩大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提高资源效率的机会,利用中国已有的产业技术基础和市场需求,积极引进、消化、吸收更高档次的技术和从事更多的前沿技术开发。二是大力推进以企业特别是行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以国家投入为引导,以行业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整合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成立专门机构和组建专门队伍,重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及军用民用的界限,发挥全社会的技术优势,实现科技与经济、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道路。三是制定并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施鼓励企业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财税政策,降低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承担的风险;以所得税前列支科研设施建设投资费用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开发符合技术进步方向的产品;对重大共性技术在中试、产业化阶段给予资金支持;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的申请费、代理费等进行适当的资金补贴。加大对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企业的政府采购和金融支持力度。
(三)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淘汰落后,提高我国工业整体素质
一是通过制定发布进一步加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若干意见,明确企业技术改革的方向和重点。设立中央财政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专项资金,引导银行和社会资金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二是建立规范的落后产能退出制度。规范企业关闭破产或淘汰落后产能的程序,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保障和补偿机制。尽快建立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三方共同出资的“落后产能退出专项资金”,实现对关闭破产企业的经济补偿、职工安置、转产提供等。三是以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流通、企业综合管理、职工教育培训以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等关键环节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传统工业领域的渗透融合。
(四)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做强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
一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公共设施部分以外的国有资本垄断行业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逐步实现民间资本、各类企业、各类社会投资基金对国家投资的替代,弱化政府直接投资项目的冲动;在竞争性行业加快推进以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为主要形式向绝对控股、参股、相对控股等多元化持股方式转变。二是抓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落实,积极推动重点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打破行业间的垄断与地区封锁,通过横向联合、纵向延伸、多种经营、混合兼并等途径,对资产存量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重组,组建一批能够进入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三是有重点地支持企业建立全球经营体系。鼓励企业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和实验室等,加快由实现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将部分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产业及时向外转移,按照产业链条建立中国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搞好能源资源的全球战略布局,缓解能源、资源供给压力。四是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题;继续抓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以及公共服务平台、信用制度建设;实施产业集群示范工程,支持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配套,向“专、精、特、新”发展。
(五)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抢占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
一是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机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鼓励优惠政策,加快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先导产业,抢占竞争先机。二是继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和氛围,集中人力和财力,着眼各环节关键技术,切实抓好一批重大技术专项的实施。三是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链升级。不断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分工、合作的层次,引导跨国公司研发、关键制造领域向中国转移,加快引导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由以低端制造环节为主向高端制造和研发设计环节升级。四是加快培育高新技术龙头骨干企业。支持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收购、重组和兼并,加快培育大型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内资企业,提高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力和示范效应。
(付保宗,1976年6月生,山东临清人,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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