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遇与困境：民族志动画的诞生背景
“民族志科学记录与影像建构
将“民族志动画”作为文本，延续了“表征危机”和“写文化”争论中的“深描的人观”的文本分析思路。从民族志作为文本（马尔库斯）、文化作为文本（格尔兹）、电影即文本（科林·杨）到后现代民族志文本，文本被当作表达的核心概念，其演变与解读成为考察的中心、建构机制与原则成为反思的重点。如泰勒认为民族志是由“话语”构成的、合作发展的文本，其功能是情感的“唤起”而非“再现”;庄孔韶认为民族志工作中的绘画写生能够将主-客位的思想交汇在一起，实现对他者文化信仰的参与和感知;大卫·麦克道格认为文本的形态应由文字向影像转变。这些观点再次验证了后现代民族志文本的建构逻辑中，已经放弃对普世真理和科学客观的追求，民族志书写开始拥抱“视觉主义描述”和“表演式召唤”。因此，延续对话、话语、合作和超现实主义的修辞策略，影像的建构功能超越机械复制和记录功能成为文本生产的核心。对实拍影像而言，曾代表客观权威的“观察式现场记录”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取而代之的是以多向度、反身思考、互动参与和自我取向为特征的共享的影视人类学。
但是对动画影像而言，当其内容为客观原理的注释、科学抽象信息的介绍或演绎时，往往毫无争议地被认知接受。这取决于科学事实和对象的原始信息是否能借造型或动态特征“映射”到动画中，诸如迈布里奇用动画序列所分解的奔跑的马的姿态、《故宫》中对建筑物的三维动画复原、孙明经在科普动画片《井盐工业》中对井盐生产原理、流程和关键技术的动态展示皆是如此。这可以理解成一种“建构”，并且这种建构能力显然远强于实拍摄影，诸如《与古兽同行》等科普纪录片就利用动画的影像建构能力，还原出已经消亡的远古生物与自然景观，达到了极高的视觉可信度。就技术而言，动画可以通过超写实现实主义绘画风格或超写实的计算机模拟图像来无限趋近于现实影像。但以现实主义批判、反思和意义呈现为目标的纪实性动画创作探索并未止步于肤浅的视觉表现层面，一批近似于“自我民族志”的动画如《我在伊朗长大》（帕兰德与莎塔碧，2007）、《我是大屠杀幸存的小孩》（安·玛莉·佛莱明，2010）等获得了成功，他们试图“用所谓社会学的系统反思和情感回忆来理解经历过的经历，然后再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1.
[11]李立. 民族志理论探究与文本分析[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30.
[12]段炼. 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学研究的新视角[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4.
[13]郭建斌. 文化适应与传播[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1.
[14]朱靖江. 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4：243.
[15]鲍江. 本体论分杈：影视人类学与文字人类学[ J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作者简介】 李 刚，男，四川内江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视觉人类学与电影学、新媒体与动画设计、文化产业等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7CDJSK05XK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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