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哲学、政治，这三者构成了施特劳斯思想的基本主题。在他看来，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代表着信仰与理性或者说神启和理性之间的张力，这也是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的冲突。文章将就他关于神学与哲学之关系的探讨进行初步的论述。
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文明的生命力就在于《圣经》与希腊哲学这两支源流的汇集与相互冲撞。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以至于“没有人可以集哲学家与神学家于一身”①。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反而可以对这种冲突抱以宽容而放心的看法：由于此对立是绝对不可解决的，人可以安心地活在这个矛盾的对立当中。
然而，在经历了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批判之后，人们渐渐忽略了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差异，甚至认为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神学和哲学的思想方式在根本上都是理性。对此，施特劳斯坚持回到《圣经》与希腊哲学的开端去做一番真正的考察以期对这个理由做出恰当的判断。
在施特劳斯看来，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区别是非常具体的但它们都直接指向一个现实理由“我该如何生活”。人天生是不完善的，而追求自我完善的人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理由：如何完善自身，依靠神启还是依靠知识。因为二者在解决人类完善的看法上正是处在一个两极对立的情景，“因为哲学与《圣经》都宣称有种东西是人们所必需的，是唯一具有终极作用的，而《圣经》所宣称的那种必须之物与哲学所宣称的相反：顺从的爱的生活以及与之相对的自由见解的生活。
②施特劳斯认为，在成为一种学说或者态度的共同体之前，哲学就是由爱欲（eros）所赋予生机与活力的生活方式。哲学家因这种爱欲而成为一个与其他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团体：他的每一个成员都致力献身于探索“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一理由的答案，而且须是对这一理由的答案必完全出自理性的，而非简单地求助与所谓传统与神法。哲学认为人类认知起源于惊讶，自从哲学开始出现，它的探索之路借助于感性、知性、理性的区分来护航。虽然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知性的类似物，但却是披上了非常具有宗教意味的神秘色彩。与此相反，哲学所依靠的绝对不是那些看起来很高尚但却充满了偶然的神启，而是依靠卑下但却坚固的理智：“哲学绝不会遗忘与艺术与工艺的亲缘，与匠人们所使用的知识的亲缘，与这种卑下但牢固的知识的亲缘。”
哲学的这种思维内含着一种超越部族的普遍理性，亦即是说，只要人达到一定的理性层次，无论他是那个部族的人，都可以获得对最高的善好之物的认识，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但是，《圣经》给出的完善之道却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一个部族对其非同类信仰部族的神启持完全否定态度基础上的。这种否定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一个人类自身的行为，而是从唯一的神那里得到的启迪。这个唯一的神是无处不在的，且是一切事物的理由。这个唯一的神是神秘的，而且必须是神秘的，因为唯有如此他才可能是大全的——如果他的一切都在人类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就会成为人类理性的奴隶，根本无力负担它最初的作用。“‘我将是其所是’意味着在任何场合绝无可能认识上帝之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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