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货币制度范文5篇

　　客观上，货币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替代数量太少的黄金、储量有限的石油、失去自主发行权的他国货币作为未来货币的价值支撑。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货币制度范文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民币货币制度范文5篇篇1

　　昨天文章用了很多术语，可能非专业的人不太好理解。今天文章就来聊聊我国的货币发行制度，便于理解何为基础货币，央行如何投放和回收基础货币以调节市场流动性。

　　首先，现代主权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是对一国中央政府的债权。也就是说，本质上，你用一国货币可以向政府兑换其他公认有价值的物品或钱币。在金本位时代的美国，美国政府用黄金储备担保美元，美元的持有者可以以固定的汇率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在现在的中国，担保物是美元。所以，多年以来，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使人民币有了公认的价值。

　　外汇储备与货币发行有什么联系呢?这个时候就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外汇占款”。2022年以前，我国一直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不允许企业，个人持有外汇。只要产生外汇收入，必须卖给银行，银行也只被允许保持少量外汇头寸，超出部分必须卖给央行，形成外汇储备。央行购入银行的外汇，支付出去的人民币，就是外汇占款。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央行增加了货币供给，这就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国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在2022年到2022年都保持在75%以上。央行总资产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基础货币，这就是为什么总会说美联储要扩表或缩表，这个表就是资产负债表。一国央行的总资产越多，基础货币就越多，收缩资产，就会降低基础倾向存量。

　　要理解基础货币，还要引用一个概念“派生货币”。大家都知道银行是个高杠杆的行业，银行有一大功能就是创造“派生货币”。如果不要求准备金，理论上银行可以无限制地创造信用，空手套白狼。如果要求准备金，比如存款的10%，银行收到100元存款，可以贷出去90元，贷出去的90元还存回银行，又可以贷出去81元，以此类推，银行可以出借的额度约为100/10%=1000元。这里100元就是基础货币，900元则是被银行创造出来的派生货币。这你就能理解央行的基础货币能量有多大了。

　　2022年以后，我国放松外汇管制，不再强制结售汇，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企业开立境内外的外汇账户持有外汇。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因为激增的外汇占款而被动发行人民币的通胀压力。使货币政策更加灵活，主动。外汇储备在2022年6月到达历史高点39932亿美元，随后回落并稳定在了3万亿左右。

　　一定有人好奇，目前国外资产占比只有60%，那剩下的40%央行资产是什么?大部分是昨天说的公开市场工具SLO，MLF，SLF，PSL啦，所以它们也是基础货币发行工具。开头说了，人民币的主要担保物是美元，那些粉们的担保物又是什么?粉们的担保物是央行认同的各种合格抵押品，比如国债、地方债。这些粉可以另开一篇，今天先不谈。

　　美元占比下降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币价值下降?美元占比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价值下降。一方面，以前依赖美元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主权信用还没建立起来，对外贸易别人只认美元。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人民币也可能跻身世界重要流通货币的行列。使人民币国际化是政府的重要战略。另一方面，美元自身的担保物一半是国债另一半是房产抵押债券，这看起来也没比我们国家好到哪儿去。加之美国常年贸易逆差、赤字，负债累累，美元本身有贬值风险，再大量囤积美元非明智之举。

　　总而言之，货币发行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制度，央行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会时刻做出调整。2022年以前，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供给的主力，基础货币保持持续增加状态，2022年以后，它不再是主角，基础货币也不再是连续地增加，会有升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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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货币发行准备制度

　　货币发行准备制度是为约束货币发行规模维护货币信用而制定的，要求货币发行者在发行货币时必须以某种金属或资产作为发行准备。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以法律规定的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各国货币发行准备制度的内容比较复杂，一般包括现金准备和证券准备两大类。

　　货币发行准备制度的类型

　　各国货币发行准备制度的内容比较复杂，一般包括现金准备和证券准备两大类。

　　现金准备包括黄金准备、外汇准备等具有极强流动性的资产准备，证券准备包括国家债券准备、短期商业票据准备等有价证券准备。

　　1.现金准备发行制：货币的发行100%以黄金和外汇等现金做准备

　　2.证券保证准备制：货币发行以短期商业票据、短期国库券和政府公债做准备

　　3.现金准备弹性比例制：货币发行数量超过规定的现金准备比例时，国家对超过部分的发行征收超额发行税

　　4.证券保证准备限额发行制：在规定的发行限额内，可全部用规定证券作发行准备，超过限额的发行必须以十足的现金作为发行准备

　　5.比例准备制：规定货币发行准备中现金与其他有价证券所占的比例，但各种准备资产的比例难以确定

　　6.无准备制度：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并不要求特有一定的准备资产，即国家以行政法规形式规定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最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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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上，货币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替代数量太少的黄金、储量有限的石油、失去自主发行权的他国货币作为未来货币的价值支撑。未来国际经济总量将成几何级数地增长，任何一种实物商品都难以成为货币发行的支撑，更不应以他国货币作为本国货币的发行依据。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撑、没有一种对货币价值可核查的客观衡量标准，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价值就会遭到怀疑和滥用，当今以美元为首的国际储备货币恰恰缺乏这样的价值支撑，这至少是货币滥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货币风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风险，必须找到彻底消除货币风险的途径。

　　黄金是经过人类加工过的自然物质。

　　商品是经过人类深加工过的自然物质。

　　土地是经过人类投资活动赋予级差资产价值的自然物质。

　　黄金由于自然储量少而显得“尊贵”。

　　石油由于是基本能源各国都必须依赖而显得“尊贵”。

　　赋予级差资产价值的土地由于不可再生和替代而显得“尊贵”。

　　黄金在自然界储量太少，无法与极大发展的世界经济总量对应，必然退出对货币的支撑地位。

　　石油由于可持续开采储量有限，数十年后面临枯竭，也无法长期作为货币的支撑。

　　与他国国币挂钩失去本国金融主权和铸币税收入，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不可持续。

　　那么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种未来发行货币的价值支撑物呢?

　　如果一线城市商品房整体打包分批发行“国土证券”，可以由人民银行陆续整体收购，成立人文产业发展基金，基金配额逐步分发给居民，置换居民对房产投资或房贷，释放银行贷款风险，依据“国土证券”收购额增发人民币，改变人民币供给方式。

　　这样一种可以叫做“国土本位制”的货币发行体制，挤掉了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来源——房价泡沫，让楼价回归商品住房价格功能本位，去除商品房的投资品属性，增发的人民币再也没有进入房地产“炒房”的动力机制，可以有效增加实体经济投资和社会生产流动性，同时解放了“房奴”，释放了居民消费需求购买力，这样，既增加了实体经济投资，又释放了社会消费购买力，增加了居民资产性收入，抑制了通货膨胀，降低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和商业经营成本，实现对人民币最大的保值。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有点神奇?当然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这正是我们需要去研究的对象。

　　“承载了级差资产价值的公共土地”，与黄金、石油、挂钩的他国货币一样，也是一种稀缺财富，由于其公共属性，不受私人利益与交易的影响，受到国家信用的支撑，其数量和价值可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而相对同步地扩大，在提取出这种公共土地的“级差资产价值”，对应发行一种有价证券、在对这种有价证券制订了科学定价机制和公平、公正的交易规则的情况下，这种“国土用益物权二级证券”完全可以成为货币发行的价值保障，这是计算机互联网时代创造出来的新的货币发行机制。

　　土地的级差资产价值是集中体现经济聚集度的经济内部资源，强调土地的公有制是为了保证其价值依据的稳定性。以这种可衡量的、证券化的经济内部资源作为货币发行依据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这种资源可以与经济发展规模同步成长，因而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成为一种最终的货币发行依据。

　　客观上，未来的货币价值支撑只能是一种有价证券，这种有价证券能够以相对稳定、数量极大的“公共土地级差资产的平均价值”来衡量，“国土用益物权二级证券”具有这样的特质，能够率先在中国诞生，成为“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

　　概括起来，人民币当前的发行模式是：低工资低效率生产低附加值产品、政府提供出口退税补贴、换外汇、引外资、借外债、构成外汇盈余，被迫购买美债，被动发行人民币，失去金融自主权，外资扩大产业控制权，汇率被迫升值，输入通胀、房价高企，这是一种受他国控制的对外输血体制，难以实现自主发展，不可持续。对美元霸权无奈屈从、输血哺乳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追求。

　　中国必须设法尽快改变人民币受外汇储备、受美元的外部约束货币发行体制，必须实现人民币的自主发行，必须保障人民币的长期稳定，必须推动人民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这就需要实现资本市场产品的多元化，提供更好的避险工具，丰富市场内容，熨平市场波动。我们必须找到支持人民币自主发展的价值根据，而证券化了的“国土价值”就可以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价值依据，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土证券”就是非常好的人民币国际化避险工具和回笼工具。中国要主导“国土证券”这个全球议题。

　　有了“国土用益物权二级证券”也许中国把资本项目开放速度再放慢一点更加稳妥，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既然“国土证券”能够有控制地吸收足量国际过剩投资货币、按照中国意愿投入到传统基础产业和其他需要投资的领域中来，为什么还要冒风险加快资本项目开放速度?用“国土证券”发行量控制、实施有隔离地释放资本项目开放压力，岂不更加稳妥、更加安全?为了防止美-欧-中货币三角交易造成中国经济失血，资本项目开放速度，必须根据需要和可控目标，自主把握。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两难境地，房地产和股市两大资金池都难以有效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外储内溢货币注水信用下降必然贬值，急需创造第三资金池，在不构成货币注水的情况下扩大第一产业和实体经济扩张的资本金来源。为货币增量提供相应的土地级差资产价值投放，既盘活经济，也抑制通货膨胀、压低楼价、维护资产价格、释放凝固资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维护货币信用，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人民币货币制度范文5篇篇4

　　表面上，美欧货币政策分化是两大央行与政策目标距离远近差异的结果。美国在危机之后实施超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2022年有几个月美国的通胀率甚至略超2%的通胀目标水平。欧元区则面临通缩的困境，2022年下半年欧元区通胀就一直低于1%，不断创出历史低位。就业指标方面，美欧差距更大。美国总体失业率从2022年10%的峰值降至2022年9月的5.9%，低于美联储6.5%的政策调整门槛。欧元区失业率目前仍维持在11.5%高位，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改观。因此，实际上美欧货币政策分化源于两者实体经济复苏的差异。

　　随着临近美联储即将结束QE购债，欧洲市场美元近期开始趋紧。三个月期美元Libor利率已经上升。一旦美联储加息提上议事日程，欧洲金融机构获得美元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步转向，资金开始加快从欧洲流向美国。在欧洲央行将启动QE的背景下，出于套息交易等动机会有更多资金从欧元区流向美国，欧元区银行业流动性紧缩状况可能再度加剧，边缘成员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或难有明显改善。而对美国而言，削减以及停止QE购债是为了避免复苏过程中流动性过度泛滥、经济泡沫过快膨胀。此时欧洲央行与美联储反向而行，可能将引发资金大量流向美国，弱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效。

　　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市场资金收紧，将促使欧洲央行推行力度更大的宽松措施，而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大量流动性，则又可能成为美联储加快调整货币政策步伐(如提前加息)的推动因素。

　　在美欧货币政策博弈过程中，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新兴市场可能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即便欧洲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兴市场资金外流之势，但短暂的喘息之机并不足以推动其走出困境。一旦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调整步伐，新兴市场可能又将面对新一轮冲击。

　　人民币货币发行的“去美元化”

　　对于亚洲来讲，现在的情况与1997年的确大不相同。1997年，亚洲许多国家国内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居高不下，各国国内的利率比较高，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环境比较脆弱。而现在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金融环境改善明显。此外，正是由于吸取了当年的教训，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尤其是中国。并且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放弃盯住汇率制，不太容易因为热钱攻击而产生崩溃效应。

　　另一方面，当前亚洲经济形势与1997年也有类似之处，比如，信贷泡沫(私人部门过度杠杆)和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亚洲私人部门是美元的空头，发行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可能会成为亚洲市场下跌的诱因。中国地产商和印度能源及公用事业公司的资产债务匹配度低，国际债券发行量大。而且，中国处在结构调整和去杠杆去产能最艰难的时期，经济仍面临很大的风险。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民币发行机制的转变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避免将来美联储加息导致类似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通货紧缩局面。中国的货币体制在加快去美元化的进程，这和经济结构中的重要调整是分不开的。

　　2022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在政治上更趋于稳定，各种不确定性正在下降，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方案正在陆续出台。中国正在进行一些增强国家主权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国家资产负债表更加透明化，这增强了对人民币的信心。政府正在寻求以提升国家信用的方式去抵消不断积累的债务危机的方法。

　　如土地改革、国企改革、放开垄断领域结构性减税和加大改善供给力度等，都能使经济发展与结构改革并行，改革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得到调解。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现象，即日益增多的针对外资的反垄断调查。这反映了中国经济主权意识的上升，最后必然体现到国家的货币主权上，经济上的“去西方化”和货币制度上的“去美元化”。在近期的一些地区争议问题上的立场也显示了这一点。

　　中国人民银行很清楚，转变后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还需与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协调推进。货币国际化的三个步骤是贸易结算货币、金融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并不等同于资本项目开放，也不存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求资本项目开放这一前提条件。

　　以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为例。尽管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都有着经济的快速崛起，资本项目逐步走向开放，货币国际地位得以提升的过程，但两国货币国际化的路径实际并不相同。德国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便宣布了资本项目的开放，但一直以国内经济目标为重，对资本项目下流动实行较强的管制。德国马克伴随着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通过贸易渠道向全球输出，在全球产业链和相关生产要素的交易与分配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日本则不同，通过放开资本管制，日本政府积极鼓励本国和海外金融机构参与和日元相关的金融资产交易，如证券投资交易，以金融渠道对外输出日元。从历史表现结果来看，德国马克的表现各方面均远远优于日元。

　　因此，德国马克的贸易推动的国际化道路和日元的金融自由化推动的国际化道路有着极大的区别。从资本项目开放的角度看，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国际化思路是完全相反的。德国在货币基本国际化后才放开了资本项目，日本却是试图通过资本项目开放来推动国际化。不同的路径导致两国货币国际化的最终结果差异很大。从一开始日元的结算功能便相对较弱，而其储备货币功能也随着经济泡沫破灭，经济竞争力下滑，地位逐渐降低。到今天，尽管日本是国际第三大经济体，贸易规模庞大，但日元的国际使用仍然非常有限，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甚至落后于英镑。

　　因此，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要求中国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没有道理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在于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间计价结算手段的功能。在当前背景下，应当暂时保持中国资本项目管制，对境内外人民币市场分别管理，同时培育稳定的境内外人民计价结算市场，激活人民币内外流动的贸易机制，待到适当时机再打开资本项目管制。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只会使得人民币作为投资标的的可能增加，投机资本的炒作并不利于在全球贸易和商品要素市场中人民币结算地位的提升。由日本的历史经验可知，不依赖于计价结算的贸易需求的货币国际化必然会使得人民币成为单纯的套利工具，不但不能国际化，还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

　　在境内外两个人民币市场分别培育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汇率问题，由于资本项目并未开放，中国仍然能够对汇率产生一些影响。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德国马克离开固定汇率后通过资本项目的部分管制实现了马克的缓慢升值，缓慢的货币升值又推动了德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拥有竞争力的德国产业能够再去支撑马克的国际地位。日本迫于美国压力，日元的快速升值使得日本只能享受了资本市场的短暂红利。人民币的缓慢调整也可以协助目前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以能够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人民币地位。

　　三元悖论与“定向宽松”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货币都采用信用货币发行机制，总的来说有三种信用货币发行机制：美元依据有效的国债和股票市场发行;欧元依据权衡各国经济增长和通缩的合约发行;除此之外，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采纳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并以此作为本国的货币发行机制。货币发行机制和汇率制度分不开，由于三元悖论，浮动汇率制更易于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量和利率。麦金农想通过理论上的国内通胀的方式解决汇率失衡问题，但是这个调整路径充满风险，汇率体制的脆弱很可能已经先受到跨境投机资金的冲击。因此，货币发行机制，汇率形成制度、利率形成制度、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层层相扣。

　　以日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彻底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日本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此时，日元货币发行渐渐与外汇储备脱钩，通过发行国债来购买外汇储备。日本央行发行货币的发行保证物，按法律规定为金银、外汇、3个月内到期的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以及3个月内到期的以票据、国家债券、其他有价证券及生金银、商品为担保的放款等。金银和外汇之外的保证物(债券、票据、贷款等)充当保证的限度由日本财务大臣决定，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比例要求。

　　实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许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的外汇储备主要由财政部发行国债或以财政盈余向央行等机构购买，然后由财政部管理或委托央行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与基础货币投放关系并不大。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在逐渐放大汇率波动区间，最终的目标是货币发行独立于出口部门和美元，汇率波动更加自由。货币独立化的过程会通过购买国债，形成独立的利率期限结构进行，这是利率市场化过程，而同时推进汇率自由化。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当中。

　　短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长期经济结构性问题，除了调整价格，没有什么能阻止货币的流动。近期的流动性便利扩充了流动性工具，使人民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绕开了存贷款利率限制，而更加依赖公开市场操作的利率引导。这些结构性的措施，目的是为以后的总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做好铺垫。

　　过去买入外汇的货币发行方式在遭遇持续逆差时，流动性将发生严重紧缩，威胁资产价格和银行资产质量。现在中国面临美联储将加息和中国国内债务杠杆偏高两大问题，仅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并非长效的机制。中国转变基础货币发行方式需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特别是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体系。常规手段主要是短期各种期限的常设逆回购和央行在公开市场买卖债券，央行债券买卖的品种应有严格的限制。

　　中国正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随着基础货币发行方式转变，人民银行对国内利率水平特别是短期限利率的影响能力增强，预计人民银行会确定和调控市场化的基准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