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感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间遇上了很多事情，打建模比赛，校队出外比赛，赶手头的项目等等。零散读完，其实是很惭愧的。

　　惭愧的第一点是，我感觉自己甚至配不上写这篇读后感。因为陈寅恪先生的成书的著作，我一篇也没有读过。我只知道陈寅恪先生很厉害，可以说是中大校史上学术水平最高的一位教授，但至于他到底有多厉害，厉害到哪个水平，我也不太清楚。

　　作为校接团队的成员，我是常常有机会到陈寅恪故居中去参观的。听着故居的老师介绍了多次，我也对先生的生平有所了解了。到了令人费解，今天的学生谈起陈寅恪先生的水平，多避开了学术的角度，而是从他掌握十几门语言，还有和斯大林等人的小道消息谈起。实在令人惋惜。

　　我想，今时今日，听过陈寅恪先生的大学生，十有三四。这三四成人中，有半数以上只听过那句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甚至很多人连这句话的出处和写给谁的都不知道。读过陈先生著作的大学生，十不足一。很遗憾，我也是那无知大部队中的一员。虽然早在高中就听过先生的大名，知道先生的一点事迹，但先生的学术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借阅翻开的想法和勇气。

　　所以每次路过陈寅恪故居，或者进去参观学习时，我是抱有羞愧心态的。今天中大常以陈寅恪做宣传材料，中大学子常把陈先生的学生素养当做我校瑰宝，却不了解陈先生在中大的真实际遇。

　　回归主题，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名中大的学生，所以在这篇评论中，我斗胆换个称谓，改“作者”为“师兄”。虽然我们两学龄差了近四十年，但透过这本书，我想师兄对于学者的敬重，对于中大的爱恨情感，依然在校园中传承下来。

　　坦白说师兄写这本书时，读起来对我已经有一定挑战了。书中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引用陈寅恪先生的刊文诗作，足见师兄写作时的考究。然而对于一个非历史出身，在古文方面无甚造诣的后辈来说，要品尝诗文著作中的含义，想来是(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读完后我反思了一下，师兄想必也没有打算迎合多数读者，或者让这本书成为一本“爆款”。师兄的本意，也许只是想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和贡献记录下来，让后人想起时，有途径去了解陈先生。

　　只是在这记录过程中，师兄的笔法未免有些“史官”化了。在师兄的笔下，陈先生近乎成为了一位“圣人”，成为了一个近代历史的文化符号象征。我不敢评价褒贬，因为我在前文也说过，我对陈先生的学术水平实在不了解，不晓得他到底为中华文化做出了多少贡献。因此我只能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去分析书中的情感。但先生有一句话我很认可，“学术价值是永恒的，政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这本书整体是按着时间架构来叙述，几乎每叙述一个时间段的故事，都会先介绍清楚背景架构和环境，可以说阅读这本书也是一个了解民国年间和建国初期学者史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了解一个特殊时代政策变化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百年间对学者影响最大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没错，我认为这段时期的影响超过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明火战争只会在肉体上给予学者打击，部分有高级精神追求的学者，是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自己精神的圣地的。而在特殊时期，精神的折磨远高于肉体，被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看着周围的世界陷入不可理喻的疯狂等等。

　　“世上苦的从来不是喝醉，而是众人醉唯我醒。”

　　五六十年代有许多朝令夕改或者匪夷所思的特殊政策。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就算“双百”，书中说道“按照陆定一在报告中的阐述，“双百方针”就是在学界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概况言之，就是在追求科学真理时享有“四大自由””。这个即便在今天许多人听起来都振奋人心的政策，却因为其中迸发出的许多言论，成为很多学者六十年代末的“报应”。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评《这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27页)。这一天，距毛泽东撰《事情正在起变化》已经二十四天。”

　　书中也提到了一些美好的时间，“直到现在，不少年龄已经在七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分外怀念1956年的那个春天。今天，历史的评说已显露轮廓：1956年之前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国情分析，尚符合客观实际。”

　　而作为中大学子，书中也有让我读到很自豪，却又很遗憾的地方。“5月底，中山大学在校园中区开设了“自由广场”和“民主墙””。这座有形的广场和城墙今日肯定没有了，不知道无形的是否还找得到呢?

　　在书中，师兄反复提及一位对陈寅恪一生举足轻重的人物——陶铸。可以说这位曾经主政广东的官员，一直对学者有充分的照顾。“陶铸甚至背出了其中一首诗的两句：“书生都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恨官””。

　　陶铸还说过：“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

　　在阅读的过程，我也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学者和学界，对于人类社会性，我们应该如何更好了解?书中说道，“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造反派”们以其“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显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国民性里隐藏着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比喻很形象，却尚未触及“国民性”的内核。”

　　我想，师兄的意思是，在民意和民粹中，我们该如何寻找平衡。

　　我也很困惑，作为学生，我们常觉得自己是理智的，自己是充分思考的。书中也说道，“在当代中国学界的政治运动中，高等院校的学生队伍是一股至今仍不易评估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声呐喊，于历史说来永远值得铭记。其一，它预示着中国数千年来一直被视为社会道德而被遵守的的“尊师爱师”礼教开始被摧毁;其二，授业者的社会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其三，学生队伍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角色。”

　　我想几十年前的学生依然如此，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年代，还有像陈寅恪先生这样可以享受特权的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特权是资产阶级才有的东西，因此反对陈寅恪先生，就是反对资产阶级。

　　似乎，逻辑上说的通?

　　但陶铸曾回复“你们如果到了陈寅恪这个年龄，有他这样的水平，还像他这样坚持每天写书，并且眼睛看不见腿又瘸了，那我也给你们安排三个半保姆。”

　　不止陈寅恪，还有其他中大的教授也饱受折磨。“刘节是唯心论的典型，而他则是“只专不红”的典型，他就是历史系教授梁方仲。五六十年代广东高校有两大典型，这两大典型都出咋中山大学历史系。”除了这些令后人尊重的教授外，还有被后人记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失去自我追求的教授，书中举了三位：历史系主任杨荣国;副主任金应熙;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王裕怀。

　　陶铸的回复，其实就是“有才便有利”的说法。我们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才学和他获得的回报必须是成正比的，这样才算良好的激励制度。但我们又不能忽略一点，先生的才学是有其天赋和家庭环境因素在其中的。你能说那过目不忘的本领，十几种语言的能力，维新四公子之一的父亲，也是努力所得的吗?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是这个理嘛。

　　最后的最后，突然想起了那句话：“历史带给我们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无法从历史中获得任何教训。”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