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区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工商经济发展。工商经济思想自宋代形成，以永嘉事功之学确立。但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尤其是在明清海禁和闭关政策下，这样的思想文化又被抑制。直至近代，随着中国积贫积弱日甚，而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温州重新开埠和西学传播，国内出现的维新变法思潮在温州得到强烈响应。这些思潮与历史积淀的事功文化呼应结合，催生了近代温州维新思想，并参照西方工商文明，对国内工商业发出了诸多改良呼声。如果说永嘉学派主要是为温州发展奠定了务实重商的文化理念，那么近代温州维新变法思想则为后来温州工商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代语境、基础概念甚至技术路径。
在温州得到强烈响应，基于历史和现实两大基础，即以务实、变革、重商为特点的永嘉学派思想传统和近代温州重新开埠及其带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近代温州维新变法思潮、永嘉实学思想、西方新学传播互相呼应共鸣。
1.重商传统永嘉实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宋代积贫积弱的现实和温州在日渐凸显的人多地少矛盾下经济模式的转变。宋代的边患，北宋政权南渡以后救亡图存的需要，使得发展经济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必然要求。而温州随着晋以来历次北方战乱带来的人口转入，尤其是北宋政权南渡导致的大量中原人口南迁，使得本就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土地资源日显紧张，谋生路径被迫由农耕经济向工商经济拓展转移。永嘉学人和仕宦基于国家忧患意识，参合温州经济社会特点，提出和发展实学思想：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即主张以物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民生，推动国家富强。北宋中期永嘉商税已是全国各县平均额的七倍，这让叶适等看到了工商业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作用，由此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和政策提出异议：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由此将务实事功、富国强兵的理想落实到改革政弊、发展工商经济上。这一务实变革思想和工商经济思想成为温州传统思想资源，虽经历史沉浮，仍然影响深远。
2.重新开埠温州在汉代便为九大沿海港口之一，隋唐开始与日本、朝鲜有民间贸易往来。北宋咸平二年(999 年)，被辟为外贸口岸，南宋绍兴二年(1132 年)设市舶务，专司外贸，与日本、高丽、印度、真腊(柬埔寨)、阇婆(爪哇)等均有商船往来。至元二十年(1283 年)，复设市舶司。至明清海禁和闭关，沿海通商优势被压制，但近代西方殖民开拓者仍把温州作为开埠通商入口。1843 年英国军舰对温州港口水道进行了测量。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Davis)认为，《南京条约》只有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而开辟宁波和福州两个口岸并不成功，在浙江沿海还缺少一个位于上海和厦门之间的港口。1854 年、1861 年、1869 年，英国通过多次谈判欲将温州开埠。1876 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以战争要挟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最终将温州、芜湖、宜昌、北海等地辟为通商口岸。尽管英政府迟至 1885 年才正式批准《烟台条约》，但英籍税务司好博逊(Hobson)于1877 年 4 月1 日便建立了温州海关(后改称瓯海关)，英驻温首任领事阿尔巴斯特(Albaster)也在同时来温设立领事馆，兼管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和瑞典等国事务。自此，棉布、毛织品、煤油、染料、火柴、布伞、肥皂、西药及鸦片等大批洋货向温州倾销，美国的美孚火油公司、英商中国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英瑞炼乳公司，日本的东洋堂、广贯堂等外国公司及银行也来温设立分支机构，时称瓯为海国、市半洋行。
3.西教传播基督教在温州的传播历史比较久远，但清初禁洋教，故难成气候。重新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又纷纷来温。1866 年 10 月，英国内地会牧师曹雅直来温办学传教，1878 年、1882 年又有李庆华、苏慧廉等英国传教士来温。曹雅直在花园巷开设塾馆，以免费入学、提供膳宿和津贴等优厚条件吸引人们入教;1880 年又开设一所医院，免费给听道者诊治。曹雅直的许多生徒肄业后被派往各地传教。1876 年 11 月，负责浙江教区的宁波主教苏凤文来温购买了周宅祠巷大屋作为定点教堂。此后，温州各县都有基督教会和教堂。尽管传教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一部分，有时难免发生冲突，包括导致像温州甲申教案这样烧毁教堂、捣毁海关税务司等事件，但基督教还是以强势文化的姿态得以传播和扎根。城西教堂、周宅祠巷天主堂在赔款基础上重建，迄今仍是温州最为兴盛的礼拜堂之一。西方教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直接根植于社区(教区)，并且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进行的新教伦理改革，并不否认人的财富欲望，因而近代工商业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城市化正为西教传播提供了良好土壤。
4.新学兴起伴随开埠和西教而来的还有新式教育。1868 年曹雅直在温州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崇真小学，十年后他又开办了温州第一所女学育德女子学校。1897年苏慧廉创办艺文学堂。1903 年教会在海坦山脚创办艺文中学。1904 年苏慧廉的夫人苏路熙在天灯巷创办艺文女学。教会学校虽是西方为配合其殖民政策而对中国进行宗教传播和文化改造的工具，但它所开设的一些为中国传统教育所鄙薄或忽视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对于传播近现代科技文明和开启民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教会学校无论在教育内容还是形式、方法上都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冲击，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局面。于是，在新时代和新知识呼唤下，温州人自办的新式学校也早于其它地区应运而生。1895 年孙诒让创办瑞安学计馆，专治算学，是浙江第一所新式学校;1 897 年又成立永嘉蚕学馆，早于杭州蚕学馆，为全国最早的桑蚕学校;同年，瑞安方言馆开馆，招英、日文两班，并开设外国历史、地理课程，也早于杭州的日文学堂。孙诒让于1905 1908 年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期间，温州的新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5.留洋热潮在新学感召下，戊戌变法前后，温州人赴国外留学形成热潮。平阳人黄庆澄游日归来后于1893 年著有《东游日记》。尤其是瑞安方言馆开馆后，赴日留学的人越来越多，1898 1904 年间即有53 人赴日留学。留学人员在国外开阔了视野，接受新思想，回国后对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温州人的开拓创业精神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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