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主要依靠城市化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带动。这应当是一个长期任务，而不应是权宜之计。
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出口产业的打击。由于我国出口产业劳动密集度高，这种打击对就业的影响很大。当前，虽然扩大内需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已经显现，增长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这种回升主要还是投资拉动的结果，增长的可持续性仍然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仍然乏力。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具有长期效果的扩大内需政策和积极的扩大就业政策。在当前，就业目标应当优先于增长目标。并非有增长就有就业。宁要较低增长率情况下实实在在的就业增长，不要高增长低就业。
1 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中国在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带动因素有两个，即城市化和出口的超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加快，其中在1995-2022年期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在整个改革时期保持了年均24%的高增长(按现价美元计算)，其中在2022～2022年期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4%上升到8.9%，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两个带动因素创造了大量的GDP和新增就业机会。
但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国的出口额由过去每年增长20%以上，今年1～7月份转变为猛降22%(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球经济危机还未见底，真正恢复很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特别是美国要从超消费调整到正常消费和储蓄，意味着今后若干年美国消费市场是停滞或收缩的。而我国过去对美净出口占了净出口总额的多一半。欧、日的情况也不乐观。这意味着我国出口产业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增长。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两个主要带动因素少了一个。这势必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造成深刻的影响，需要采取积极的、有远见的应对措施。
2 扩大就业首先要给规模以下小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过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这固然有劳动力增长放慢的因素，但与增长模式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在出口下降带来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投资带动增长但不能显著带动就业就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要促进就业，首当其冲的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在我国，小企业实际是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根据2022年底经济普查数据，2022年末全国工业就业人员12209万人，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只有3508万人，占29%，小型工业企业和工业个体户的从业人员为870l万人，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71%。其中，所谓规模以下(即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加上个体户从业人员在5300万人以上，是小企业的主体，它们承担了全部工业就业的44%。在服务业中，规模以下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承担的就业数量和比重可能更大。因此可以说，规模以下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占了我国非农业就业的半壁江山。
但是长期以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基本上不在各级政府的视野和关心范围之内。我国目前的统计系统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情况，其中的小企业数据，实际上只反映了小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小部分。规模以下小企业不纳入正常统计范围，它们的经营状况怎样谁也不清楚，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尽管过去各级政府有若干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从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业，而且往往是中型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则很少受益。它们在贷款融资方面，基本上不属于银行服务的对象;在其他方面，其面临的经营环境也远远比不上规模较大的企业。许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和扩大地方税收的考虑，往往倾向于给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融资政策、土地供应、减轻企业额外负担、减少干预等方面吃偏饭，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们与较大型的企业往往不处在市场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其发展空间受到了明显的挤压。
各级政府如果不能把关注焦点从大企业转向小企业，我国的就业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启动内需也很难持续。
3 扩大内需是长期任务
当前形势要求我们把经济调整到以内需为主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轨道上来，主要依靠城市化和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带动。这应当是一个长期任务，而不应是权宜之计。出口当然不能放弃，但那种认为一两年内世界经济就会全面复苏，我们就可以恢复到过去那种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的想法，恐怕不仅是过分乐观的，也是危险的。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45%，到发达国家的70%～80%，至少还有30年的路要走，潜力很大。但过去10年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5%迅速降低到35%，而且城市化的速度也在放慢。城市化率由1995～2022年期间的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2022～2022年减缓至不到1个百分点，2022年进一步降至0.7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国经济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这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需要尽快进行调整。
首先，为什么出现居民消费在GDP中比重持续下降?这一方面是劳动报酬相对比重下降，资本收益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以及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居民的未来预期风险加大，因而导致强制性储蓄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从1997年到2022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从18.9%提高到27.5%，同期农村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从22.6%微降至22.1%。加权平均计算，全国居民储蓄率从20.6%提高到26.0%，还是明显上升的趋势。考虑到近些年来城镇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调查数据明显偏低，实际的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全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幅度可能更大。 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这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反而由于保持了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成为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一部分人反对改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的一个理由。但是从宏观经济和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为即便不从公平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劳动者收入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增 长，经济就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撑，增长就不可能长期持续。
4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
政府投资、扩张信贷和鼓励居民消费都可以拉动经济。短期内，因为消费不可能迅速启动，需要一定的投资拉动。信贷扩张带动的也是投资。但投资越多，生产能力扩张越快，就越要靠消费增长来吸收产能，否则就会导致供求失衡和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增长乏力。即便政府投资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生产性项目，也无法起到调整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的作用;而大幅度放松信贷的结果，更会导致生产性投资迅速扩张。
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情况下，投资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拉动效应。一旦扩大内需的投资结束了，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就有可能再次掉下来。现在的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中，投资占了一大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也主要是投资，而且事实上不可能不导致产能扩大。现在应当调整政策重点，从以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转移到调整结构、改善机制、启动国内消费正常增长的轨道上来。
5 启动消费增长靠什么?
导致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长期以来在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抑制了低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上升，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导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劳动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扩大，限制了可用于消费的居民收入增长。
其次，现行税收体系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垄断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国有企业不分红，资源产业不交资源税，助长了非劳动收入比重的上升和企业储蓄的上升。公共资金管理不当和流失更加剧了上述情况。
第三，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高增长、高税利，使要素配置发生失衡，不利于小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助长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这是因为高收入居民储蓄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自然上升。
第五，社会保障缺失使老百姓不敢消费。医疗、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务不足，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些都导致了强制储蓄。有人说近些年居民储蓄率没有提高，这与数据失真有关。近些年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储蓄率也被低估了。
6 政策考虑
(1)我国现在的社保体系不但没有对城镇居民全覆盖，更由于地区分割，不利于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保障。建议加快推进基本社保的全国统筹和联网，尽快实现流动人口的异地接续。较发达地区可以搞附加保障。
(2)扩大教育是长期回报率非常高的社会投资，同时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减少居民储蓄压力，提高居民消费。建议进一步扩大和改善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培训，用较短的时间基本普及12年教育，不要等到2022年。这也有利于在近几年推迟新增就业，减小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就业压力。
(3)现在1.4亿农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农村，无法在城市安家，主要是住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这不利于城市化和社会和谐稳定。建议将廉租房政策扩大到覆盖全体城市低收入居民和进城的农民工，让他们在城市能够安家，他们才能安下心来，也有利于启动消费。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实际上只补贴了少部分中等以上收入居民，造成分配不公平，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建议将这部分资源全部转移到廉租房建设和维护上来。
(4)改革财税体制，将垄断行业和资源性行业的超额收入收上来，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中国不能搞过度福利化。但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是必须的，人人都应当享有。长期把大量人口排除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不仅不公平，也是危险的。社会福利搞起来了，就保证了城市化和消费增长，也就保障了就业机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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