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中的情绪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一篇
摘要决策通常发生在直接导致利益或者损失的不确定情景中。体细胞标记假说是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出的解释不确定情景中如何做出选择的全新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确定情景中的决策是在情绪的辅助下产生的。个体在损失选项或者收益选项上所体验到的情绪不同，身体就会产生不同的信号标记相应的选项。这些信号在接下来的决策过程中会自动帮助个体缩小问题空间、作出有利决策。
关键词情绪决策腹内侧前额叶体细胞标记假说
中图分类号：B842文献标识码：A
TheRoleofEmotionsinDecision
LIXiuli
(InstituteofEducationSciencesofQiongzhouCollege,Sanya,Hainan572022)
AbstractDecisionusuallyoccursinasceneofuncertaintyorlossofinterest.Somaticmarkerhypothesistheoryholdsthatthedecisioninuncertainsituationsisassistedinthemoodgenerated.Thebodywillproducedifferentsignalmarktheappropriateoptionaccorddingtodifferentthelossorgainofindividualoptionsontheoptiontoexperiencedifferentemotions.Thesesignalswillautomaticallyreducetheproblemspacetomakeafavorabledecisiontohelptheindividual.
Keywordsemotion;decision;ventralmedialprefrontalcortex;somaticmarkerhypothesis
决策是指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借助于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方案，并组织实施的全部过程。它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上。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就在自己的决策模型中纳入了四个因素：一是收益因素；二是概率因素；三是问题表述的语境；四是人对前三个因素的内部加工。他们凭借着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获得了20xx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让人惊喜的是，进入90年代，决策的研究也慢慢渗透进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正在运用各种生物技术挖掘人们作出正确或者错误决策时神经系统的加工过程。这一努力正在同传统行为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表明人类的决策不仅仅包括外显的理性计算和预期效用推理过程，而且包括内隐的非理性的情绪作用过程。
神经科学领域对决策的研究始于Damasio对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prefrontalcortex,VMPFC)损伤患者的观察。Damasio发现此类脑损伤患者在现实生活中倾向于追求冒险，从而给自身利益带来有极大损害，比如经济损失或者人际关系损失。他们几乎不能从先前的错误决策中吸取教训，虽然他们有着正常的甚至超越正常的问题解决能力、注意力、工作记忆或者长时记忆能力、言语理解和表达能力。与此同时，腹内侧前额叶损伤患者还有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在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方面都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这一发现使得Damasio作出如下假设：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损伤患者的决策失败是由于情绪体验和表达功能受损，从而导致他们不能够利用身体产生的基于情绪的偏好信号来引导决策时评价不同的反应选项，特别是这些反应选项涉及到不确定的奖励、惩罚时。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模拟现实生活中决策情景的任务：爱荷华赌博任务。爱荷华赌博任务包括四副背面看起来一样的纸牌，其中两副是即时奖励数量小、惩罚数量也较小的有利纸牌，持续从这两副中选择纸牌就带来净收益；另两副是即时奖励数量大、惩罚数量更大的不利纸牌，持续从这两副中选择纸牌就带来净损失。两副有利纸牌的即时奖励数量相同，两副不利纸牌的即时奖励数量也相同，两副有利纸牌或者不利纸牌的最终惩罚数量也相同，差别在于纸牌的单次惩罚数量和频率不同。Bechara等人用爱荷华赌博任务对VMPFC脑区损伤患者和正常个体进行了多项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多数正常个体在任务开始时随机从四副纸牌中进行选择，但在接受了不利纸牌的大惩罚以后，他们倾向于越来越多地从两副有利纸牌中进行选择而回避不利纸牌；相反地，VMPFC脑区损伤患者则持续地从即时奖励数量很大、惩罚更大的不利纸牌中进行选择，对不利选择带来的负面结果并不敏感。但是这一研究结果如何说明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呢？原来，Bechara等人在研究中还测量了个体的皮肤电导指数（skin-conductanceresponse,SCR），一种测量情绪唤醒水平的指标。在系列研究之后，研究者发现正常个体在选择不利纸牌之前比选择有利纸牌前会产生更高的预期SCR，在选择纸牌之后遇到奖励或惩罚时会产生选后SCR。相反地，腹内侧前额叶损伤患者始终没有产生纸牌选择前的SCR，但他们在选择纸牌之后遇到奖励或惩罚时会产生选后SCR。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与情绪体验有关的其他脑区损伤的患者同腹内侧前额叶损伤患者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表现极为相似，例如，杏仁核损伤患者。这些患者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同样地持续选择不利纸牌，而且他们在选择不利纸牌之前也并无预期SCR的产生。但与腹内侧前额叶损伤患者不同的是，杏仁核损伤患者并无选后SCR的产生。这一区别表明腹内侧前额叶和杏仁核在情绪产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腹内侧前额叶与情绪对奖励和惩罚的预期作用直接相关，而杏仁核则主要与奖励和惩罚后的情绪体验直接相关。
Damasio等人提出了体细胞标记假说（somaticmarkerhypothesisSMH）来解释这一研究结果。简单来说，体细胞标记假说的主要内容是：推理是受到支配情绪的神经中枢发出的偏好信号的影响的。Damasio认为情绪是对特定情景中在大脑和身体的不同水平上发生的一系列复杂变化的表征和调节。当个体做决策时，来自外围系统的原始偏好信号（即体细胞标记）就标记了我们对反应项的情绪反应，接下来对于需要作出反应的相同项目就会产生前面那种特定的情绪反应和身体状态，包括来自内脏、身体内部环境、骨骼和平滑肌的感觉。这些原始偏好信号既是它所表征的情绪反应的标识符也是维持工作记忆和注意力的信号。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景中，这些标记信号通过对反应项做情绪标记来帮助个体缩小推理空间。由此，决策可以被看作是高级推理和标记信号的结合体。高级推理让决策者对反应选项进行逻辑上的利弊分析，而标记信号则使得利弊分析难以进行的复杂情景变得简单可行。Damasio认为VMPFC脑区和其他脑区域（包括杏仁核、下丘脑、脑干网状结构在内）的损伤导致了个体的决策成绩差，其中VMPFC部分被认为是核心区域，它能够把实际的或者预期的生理调节状态表征和潜在的反应整合在一起，所以对于体细胞标记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脑区损伤的结果就是被试只能用逻辑分析来决策，而不能够运用过去的情感经历来引导有利决策而远离不利决策，这种不利的决策可能被拥有体细胞标记的正常个体很快剔除掉。研究者认为这种脑损伤的特征就是：对将来的“近视”，即个体不能在前面的经历的基础上预期奖励和惩罚。Damasio认为VMPFC脑区损伤的患者的决策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体细胞标记系统不能够被再激活，所以就不能够利用身体产生的情感偏好信号来评估不同的反应选项。患者在决策的时候只能够基于逻辑的利弊分析而不能利用以往的情感体验来引导他们远离不利的选择。而在有些不确定的决策情景中，这种单纯的利弊分析可能直接导致决策的失败。比如，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正常被试在接受到不利纸牌中的大惩罚以后就对不利纸牌产生了较高的预期SCR，所以在选择到第30次左右即使没有外显的意识知识来引导，正常个体还是能够在体细胞标记的引导下回避不利纸牌。相反地，由于任务的高度复杂性和没有预期SCR的引导，VMPFC脑区损伤患者不断地选择不利纸牌。
SMH理论为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景下情绪如何引导个体成功地作出决策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模型。但是，围绕此模型依然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是体细胞标记信号引导决策，那为什么有些正常个体有预期SCR的产生而其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同患者一样差？Bechara等人早在2001和20xx年的研究中就发现：正常成人中有高达33%-37%的个体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成绩表现几乎同腹内侧前额叶损伤的患者一样。而Glicksohn等人(2006)发现大约46%的大学生被试不能很好地通过爱荷华赌博任务。这些研究可能不能完全推翻体细胞标记假说，但至少增加了解释爱荷华赌博任务的难度。如果一个任务不能够区分出患者被试组和正常个体组的差异，那么这说明的是实验组的确存在缺陷还是正常控制组的选择上存在着偏差？正常个体的成绩多样性说明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应当同一定的客观标准相对照，比如，从有利纸牌中选择的数目应该远高于几率水平。另外，正常个体的差的任务成绩让人们对此任务范式的生态效度质疑。如果一组健康个体的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很差，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决策中表现很好，那么就很难说清楚此范式在多大程度上测量了同日常决策相关的心理机制。由此可见，在未来研究中，体细胞标记假说还需要寻找更多的支持证据。
参考文献
[1]KahnemanD,TverskyA.Prospecttheory.Econometrica,1979,47:263-292.
[2]Glicksohn,J.,Naor-Ziv,R.,&Leshem,R.Impulsivedecision-making:LearingtogamblewiselyCognition,2006.
决策中的情绪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二篇
1引言
情绪是指人对认知内容的特殊态度，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一直以来，对于情绪在人们决策时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都未达成共识，很多研究者认为情绪会妨碍理性决策过程，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较少将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独立元素进行研究。但在Agerstrom等人对认知与情绪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情绪在人们面对两难问题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推理。相比于消极的情绪，积极的情绪在人们做推理任务时更容易进行启发式加工。情绪究竟在人们决策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它的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本文将从决策中情绪的神经机制、情绪种类、理论模型等方面介绍情绪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
2决策过程情绪的神经机制
决策是一个多模感觉输入的过程，包括对过去经历的情绪反应和对未来的预期，被整合后作出最合适的决定。研究者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简单的双重选择的神经基础到人类决策的复杂分析得出了基本结构，该结构是由复杂的、相互连接的网络构成。其中关系到决策的主要脑区域包括:位于前额脑区底部和腹内侧前额皮层的前额叶皮质，主要是获得刺激、进行评估、反复学习、进行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操作、工作记忆功能、不确定性下的决策。位于前颞叶背内侧部，海马体和侧脑室下角顶端稍前处的杏仁核，主要是认知冲突加工、奖惩识别、情感知觉(通过面部识别)。包括尾状核、壳核、苍白球、丘脑底核、黑质和红核的基底神经节，主要负责决策加工中的奖惩、成瘾及决策中的强化学习。所有的前额叶皮质是相互连接的，在决策加工时起着重要作用，决策时这些皮质区域交互作用，产生最简单的决策过程。
Sanfey等采用fMRI记录最后通碟游戏来研究参与经济决策的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的神经机制。研究发现，当游戏者对公平提议与不公平提议做出反应时，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引发了与情绪和认知相关的大脑活动，而且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会引起前脑岛活动显著提高，从而证明情绪可能是直接来自决策本身的反应。
通过两个fMRI研究，Greene等人发现在被试面临道德困境时，与情绪有关的大脑区域会出现明显的激活。他们使用了经典的电车和人行天桥困境。在电车困境，一个失控的电车会杀死5个人，但人可以触及切换到另一个只会杀死1个人的轨道的开关。与天桥难题相似，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了只救那5个人而牺牲1个无辜的人。研究者认为在判断一个实际上是推动他们死亡的人来说这是情绪推动行为而不是简单的触及开关。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情绪处理的差异导致了道德判断的差异，在做判断时与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将更加活跃。
3情绪种类
3.1积极与消极情绪
Gaudine和Thorne将Kilne等对儿童决策的研究应用到成人决策中发现情绪状态和与任务相关的情绪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注意，对其做决策产生影响。Connelly等人以189名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积极与消极情绪在道德选择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做决策时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与决策的联系更为紧密。Valdesolo和DeSteno研究了情绪状态对个体道德判断的影响情况。在其研究中选择79名被试，分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实验组使用积极和中性的情绪刺激，积极情绪影响是通过五分钟的喜剧视频引起，中性的情绪则是播放五分钟的旅行纪录片。在人行桥的困境中，延续电车困境，通过把1个人推下人行桥来阻比失控的电车杀死5个人，1个人可以拯救5个人的生命。许多人认为把一个人推下去是错误的，尽管这样可以救活其他5人。结果发现受积极情绪影响的比受中性情绪影响的更容易选择把人推下桥(25%VS8%)。相同实验的控制组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3.2偶然的'与任务相关的情绪
偶然的情绪是与当前任务不相关，源于偶然的或与目前任务无关的认知。与任务相关的情绪是与目前的任务或正在处理的问题有着固有联系的。偶然的情绪状态会慢慢消失，但会影响个体处理后续压力情境中做的决策。先前的文献得出偶然的情绪影响对后续事件的判断和选择，这些情境与产生偶然情绪无关。偶然情绪会影响决策。如果一个人处在一个偶然情绪状态同时又是一个道德决策的情况下，其决策过程可能受情绪的影响，换言之出现的偶然情绪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和意图。Bechara认为情绪在人类决策时扮演着重要角色，偶然的情绪与当前的状态相互作用，通过调节情绪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当前的知觉和选择。如在醉驾时会唤醒个体对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恐惧，为了安全面选择放弃此活动。然而在醉驾时若与人发生激烈口角，产生愤怒情绪则可能会超过对预期的恐惧而选择可能导致风险的情况。
一直以来情绪被认为是扭曲逻辑推理而不是推动。有研究者认为它甚至是扭曲逻辑推理的催化剂。Blumenthal指出指向任务的情绪往往是比较稳定的，而偶然的情绪则是瞬态的。在道德判断中情绪的影响无法通过数据得到完全的描述，所以很多研究结果都是模棱两可的。在Blumenthal的一个实验中，他用20分钟的视频去诱导不同情绪，可能是由于诱导的是偶然情绪而不是与任务相关的情绪，所以其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Garg认为如果任务需要决策者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那么将产生大量的消极情绪。这导致个体较少会选择难以评估的选项，会推迟作出决定或选择一个更为熟悉的选项。
3.3特殊的情绪(愤怒、悲伤、内疚)
先前的大部分的情绪研究集中在基于效价的方法而忽略特定的情绪。最近，许多研究人员不仅仅在效价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积极与消极情绪的划分，而是开始关注特殊的情绪，如愤怒、恐惧、悲伤、仄恶等。Connelly等人认为在涉及人际关系的有关伦理情境中，愤怒、恐惧等情绪与道德决策联系最为紧密，效价相同的不同情绪对决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DeSteno等人发现悲伤和愤怒这两种不同的情绪会对个体未来评估悲伤和愤怒事件的发生产生不同的影响。Tiedens等人通过实验发现不同的情绪会对信息处理产生不同影响。
还有一种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情绪就是内疚，它是一种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准则产生矛盾不协调的情绪。Steenhaut等人发现在消费者能从商家那里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内疚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情感。通过强调个体违反了标准造成的结果来增强内疚感会减少消费者从商家那里受益的可能性。另一项Kim的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结果发现内疚在灰市商品购买中对购买意图产生负面影响。内疚会显著影响与灰市产品、非法产品相关的道德判断的形成。道德判断调解内疚对购买意图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影响意图。
4理论模型
4.1评价倾向理论
Smith提出了评价倾向理论，该理论以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和功能理论为基础，认为每一特定的具体情绪都由许多认知评价维度构成，但各具体情绪是由不同的认知评价维度占主导，形成特定的评价，而形成的特定评价具有动机的属性，形成特定的评价倾向。他们认为构成情绪的认知评价维度很多，但起主导作用的只有6个，分别是:注意活动指个体是否关注;确定性是对未来事件可否预测的程度;预测努力指需要付出生理或心理上的努力程度;愉悦感是个体感到积极或消极的程度;责任指他人或自身对事件负责的程度。6个维度的不同评价组合成了不同的情绪，评价的差异性导致情绪的差异。例如愤怒是高确定性、他人对负性事件的评价。而恐惧是低确定性，缺乏个体控制和高预测努力。根据该理论，愤怒和恐惧的评价倾向基础不同，这导致对信息加工、决策和选择的影响不同，使得愤怒和恐惧这些偶发性情绪对于道德意图和判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类似的积极情绪如高兴和希望对道德意图和判断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4.2道德决策模型
Gaudine提出了一个新的道德决策模型，它将情绪涵盖其中。模型提出了两个维度，情绪唤醒和感觉状态，作为影响决策的独立因素，唤醒是感觉状态的强度等级，感觉状态本身是从积极的(愉快)到消极的(恐惧)。遗憾的是他们的模型缺少对情绪维度的明确描述，该情绪影响源自道德感受性和道德行为知觉的决策加工。他们进一步指出情绪并不是与理性决策加工相对立，情绪感受的强度是不同的。心境与情绪不同，它没有那么强烈，对于环境来说并不特殊，心境更倾向于偶然的情绪。他们没能解决是否情绪先于认知或迟于认知的问题，甚至它可能是单纯情绪的一部分。然而他们认为一些决策可能是纯情绪的结果，一些是纯认知的结果，一些是认知一情绪决策加工的结果。
5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情绪在人们决策时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与环境、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来影响人们的决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展到更多领域。
5.1自然条件下决策的情绪研究
人们的决策很多是在具有时间压力的紧急情况下作出的，这些决策与人们在实验室环境中作出的决策有很大的不同。理论观点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很多模拟工具无法得到最准确的行为数据。今后的研究可以将研究扩展到更多自然条件下决策的情绪，更充分地了解情绪的影响机制。
5.2扩展研究对象，进行纵向研究
现有的研究多以大学生为研究被试，缺少其他群体的情绪特点分析。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需要扩大研究对象，如中老年人、儿童，像残疾人、犯罪人员等特殊群体。
5.3注重跨文化研究
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研究中鲜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跨文化研究，今后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重视跨文化研究，以期对情绪的特点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决策中的情绪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三篇
近几十年来,情感科学的一场革命出现了,它在决策领域中引发了从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情绪在决策中存在重要作用的巨大转变。决策可以被视为一种通道,通过这种通道,情绪引导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尝试避免消极情绪(如内疚、后悔等)和增加积极情绪(如骄傲、快乐等)。不过,决策有时还会成为增加负面情绪和减少积极情绪的通道,这种通道往往同心理障碍、精神疾病有关。无论决策是否具有适应性,一旦决策结果成为现实,主体通常就会感受到新的情绪。研究表明,情绪是一种强有力的、普遍的、有时是有害有时是有利的决策驱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情绪和决策是齐头并进的。
情绪助于决策
许多学者将情绪概念化为信息系统,即通过提供与他者有关的动机和倾向的信息,帮助人们驾驭和协调彼此之间的社会互动,从而创造和维持健康与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情绪是社会性的,对其适应性效用的完整解释需要了解它们对互动伙伴的相互影响。比如,有时人们会单纯地给予他者帮助,而不期望获得收益,并从给予帮助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RobertH.Frank)认为,情绪的交际功能在帮助人们解决由混合动机引发的合作问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主体是否决定同他者建立合作或竞争关系策略,取决于主体对他者意图的感知与信念,而这些信息通常从他者的情绪中推断而来。这种方法在混合动机情境的研究中尤为明显(如合作谈判)。相关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情绪在人际决策中至少有三个作用:1.帮助主体理解彼此的情感、信念和意图;2.激励或强加他者行为的成本;3.唤起他者的互补、互惠或共享情绪。
相关研究发现,主体似乎会通过他者的情感表现推断他者的评价以及心理状态。如表达愤怒有时会促使谈判合作伙伴做出让步,并提出更多的合作策略,这是因为愤怒意味着主体对合作策略调整的渴望。而沟通感恩有时会引起他者的慷慨行为。不相关的哀求情绪(如失望、担忧等)与类似的缓和情绪(如内疚、遗憾等)相比,前者通常会引起合作谈判者更多的让步。与愤怒相比,失望也会引发更多的合作,如在“金钱博弈游戏”中,两个参与者同时决定对另一个参与者给予多少钱或为自己保留多少钱。该程序在14个trials中重复进行,随着给予的金钱加倍,参与者在认识到互惠措施失败之后,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能够促进更大的合作,而表达出愤怒的情绪则会使得冲突升级。
当决策者试图将与合作伙伴的情感交流作为决策信息的来源时,虽然情绪可以通过传达关于情绪者意图的信息影响他者的行为,但是他者也可以根据其在情境情绪中唤起的相应或互补的情绪状态改变决策和行为,而增加影响他者决策的情绪交流则提高了情绪表达的可能性。虽然,有些研究表明,高情商主体应该能够更好引出合作伙伴中所需要的情绪,因此,在与合作伙伴决策中,主体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这些技能来实现预期的结果;但是,这样的重复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尽管这些情感策略可以促成更大让步,但是因为主体的要求增加、信任度降低而被认为是虚假情绪流露(即刻意营造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故意进行情绪表达的合作关系成功与否,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学研究的某个方向。
情绪影响决策
除了由于判断或决策引发的情绪(决策诱发的情绪),决策前情绪也会影响决策,而这种决策前情绪的影响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比如,对风险决策的潜在结果感到焦虑的主体,可能会采用可能更安全而非可能利益更大的决策。如有些人可能会害怕坐飞机并决定驾车前往目的地,即使他们知道驾车发生事故并导致死亡的概率远高于飞行相同里程数的死亡概率,但还是会坚持驾车前往目的地。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首先阅读可以诱发积极或消极情绪的报纸故事,然后估计各种潜在死因(如心脏病等)的死亡频率。同阅读积极故事的参与者相比,阅读消极报道的参与者对死亡率提出了悲观估计。并且,情绪对判断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故事内容与后续判断内容之间的相似性,而情绪本身通常会影响所有决策。
同样,美国心理学家诺伯特(SchwarzNorbert)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环境、天气会影响人们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这一系列的探讨为研究宏观现象(如天气、大型体育赛事结果等)和个人行为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根据他们的研究,人们发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经济学家发现,某一天的日照量与26个国家的股市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及当一个国家的足球队在世界杯中被淘汰时,当日的股市收益率很大概率会下降。
不同情绪存在不同影响
情绪—决策的评价倾向框架理论(Appraisal-TendencyFramework,ATF)预测,一旦某种情绪被激活,情绪可以触发相应的认知倾向,以根据触发情绪的中心评估维度评估未来事件。而一项研究质疑这种基于效价的决策观点,积极情绪的主体通常会做出积极的判断,消极情绪的主体通常会做出消极的判断,但是,不同的消极情绪(如悲伤和愤怒)都具有负性效价,但对决策判断有不同影响。恐惧性格的主体对未来事件通常做出悲观的判断(与ATF预测一致),但是,愤怒性格的人们对未来事件通常持乐观态度。
愤怒在确定性、控制性和他人责任感维度上得分很高,而在愉悦程度上则很低。这些特征表明,愤怒的主体会将负面事件视为可预测的、由其他者引起并在他者控制之中。相反,恐惧涉及低确定性和低控制感,这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和由情境决定的负面事件的感知。评估倾向的这些差异与风险认知特别相关:恐惧的人往往会看到更大的风险,而愤怒的人往往会看到更小的风险。在一项对行动倾向的调查中,荷兰心理学家弗里达(NicoH.Frijda)及其同事于1989年发现,愤怒与通过打架、伤害或征服等方式来改变局势或对抗另一个人或障碍的愿望有关。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战斗的准备不仅在经验上而且在生理上都体现出来。例如,愤怒与接近动机的神经激活特征相关,有时伴随着外周生理学的变化,这可能使人们准备战斗,例如手部的血流量增加。
骄傲和惊讶的评估维度的差异表明对责任归因的不同影响。具体而言,骄傲在他人责任感维度上的得分低于惊讶,而惊讶在确定性上得分低。这些差异表明,骄傲会产生一种评价倾向,即将有利事件归因于自己的努力;而惊讶则会产生一种评价倾向,即将有利事件视为不可预测且不受自己控制。这些差异可能与归因判断有关,骄傲增加了关于自己对积极事件的责任的看法,并且惊讶增加了关于他者对积极事件的责任的看法,即使判断与骄傲或惊讶的来源无关。
许多研究表明,积极情绪状态的主体更多受到启发式线索的影响,消极情绪状态的主体则反之。如果情绪在需要额外注意的情况下通过发出信号而起到适应性作用,那么消极情绪发出的通常是威胁信号,从而增加主体的警惕性;积极情绪发出的通常是安全的环境信号,并且主体能够对更多的启发式线索进行处理。
不论是决策中产生的情绪还是决策前情绪,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创造力以及经济与政治决策存在各种影响。美国管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A.Simon)于1987年提出,情绪和决策共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情绪—决策应是21世纪的一个重要命题。虽然情绪—决策理论刚刚起步,但是这一新兴领域正在散发蓬勃的生命力,吸引着我们不断丰富和完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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