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黄仁宇先生耗时7年完成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为横切面,见微知著,以近知远。下面是由本站小编带来的“学习《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欢迎阅读。
学习《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想
本书剖析了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学术思想,洞察内在因果,揭露时政弊端,得出结论“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全书文字优美精练,分析鞭辟入里,观点生动鲜明,引人遐想无限。仿佛能够看见万历时期的明朝正迎面向我们走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联系,却是歪脖子、细腰,无论怎么费力挣扎也无法迈进。随着朱翊钧、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代表人物的粉墨登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及其中的弊端暴露在放大镜下,看着它腐朽的肌理,无怪乎世人感慨“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一、君臣失和、阴阳失调的上层建筑
朱翊钧没有选择过当皇帝,是他祖宗朱元璋挣下的这份家业和皇位世袭制度把他推上了龙椅。兴趣爱好的扼止、偶像张居正的坍塌、官员权力的博弈、立储斗争的失败,使他未能在皇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万历皇帝停止了早朝、经筵、日讲、谒陵和各种礼仪,隔断了同外界的交流,对官员的升迁补缺不闻不问,劝谏的奏章留中不发,立储问题的争执一拖再拖,以致“上下否鬲,中外睽携”。
君臣对立对于一元化的国家体制而言是致命的,因为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机构。它通过敬天法祖和彰显礼仪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人事升降和赏罚分明维护政府的工作效能,通过统一思想和左右全局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向心力。神秘的天赋皇权思想在赋予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将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的决断力。皇职的缺位,加重了文官集团的负荷。
文官制度与君主制度相辅相成,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行政工具。财政税收、军备战事、司法审判、大型工程、抢险救灾等国家大事,无不是通过文官集团得以制定和执行。处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的运作也颇为有趣。一是名为下仆,实为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文官集团是皇帝的仆人,实际上包罗了当时的出色人物,已经成为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治理官吏、整顿财政实现了府库充实、倭患绝迹,申时行运用调剂折衷的人事安排成功治理黄河、化解边境危机,他们都在历史的大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还要力崇俭朴。把持朝政的高级官员、横征暴敛的钦差大臣、瞒上欺下的贪官污吏,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嘴上还不得不高唱孔孟之道,以致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三是拉帮结派,上下其手。皇权的更替、定期的考核都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命运。为此,官员之间建立起乡谊、年谊、姻谊等小集团,进入私人派系,相互关照,各取所需。这种小集团在排挤政治对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鲜明,称为“去皮见骨”。先由无名小卒用委婉的文字从细微末节开始,假以时日上升为道德问题,诤谏的官员职位越来越高,辞句越来越激烈,直到时机成熟自有大将出马。
二、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皇帝的消极怠工,文官集团的涣散,使庞大的帝国相互掣肘、举步维艰,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这些问题到253年后的鸦片战争时依然如此,以致“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而在西欧,这一年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国已经处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同为大国,为什么明朝的发展停滞不前,英国却能摆脱困局、实现强国梦想呢?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在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颠倒规则。明朝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行政问题通过道德原则简化,以适应政府的低能;财税制度混乱僵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脱节。黄仁宇先生把这种管理状态下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层是文官集团构成的长面包,大而无当;下层是成千上万农民构成的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上下层之间是尊卑男女老幼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是明朝立国的根基。它们粗浅简单、保守僵化,缺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使货币税收、金融保险、交通通信、商业组织等先进制度无从发展,以致国家“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导致国家机构运行迟滞,上下层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凝固。这是中国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贫瘠的土壤无法孕育高大的树木。在这个大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比如税收制度,每个县的税额自朱元璋时代固定下来,无论天灾人祸、人口变化均不增减,等到执行不下去发生欠税,将所欠税额按比例减免后征收,等于变相减税,各地争相效仿,欠税成为常态,导致国库空虚。再如军队补给制度,军队是国家武装,补给本应由中央统一调配,但明朝将军队补给交给地方负责。一个地方要给十几个卫戍供应钱粮,一支军队的补给也来自十几个府县。如此犬牙交错的供应模式无法充分保障军队补给,一旦行军作战更加难以应变。为适应落实的组织制度,军队作战只能放弃先进的主动战术,采用落后的被动战术应敌。还有公务员工资制度,中央规定的基本工资很低,各地就在税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给自己发地方津贴,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没有标准,等于地方变相拥有自己的财政权,还不受中央控制。赋役制度,可以称为吃大户,负责接待官员来往的驿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饮食摊派到当地的富户,家里越殷实负担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就连度量衡,官方与民间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万历十五年》一书散发的强烈现实关怀,于平常处凸现的深刻道理,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让制度成为可执行的行为导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强技术性、规范性因素,减少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现象,避免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名不副实、被高高挂起的情况。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对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现实意义,正如逼着朱翊钧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标榜官员低薪,就会出现税收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个解决问题的缓冲空间,不要一下子上纲上线,使政府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二是去人格化。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精英人物,聪明才智堪当大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条鞭法、官员考成法等。这些富国强兵的措施,整顿了吏治,充实了府库,夯实了军队,但随着他的故世全部付诸流水。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制度建设应注重连贯性、持续性,减少人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领导个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让制度拥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权化。特权本身就是对制度的否定。如果说制度是一条大道,特权就是在道路上划出的一条快速通道,这条快速通道越宽,占用的道路资源就越多,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拥挤。明朝的赋役负担由地方富户承担,但官僚大户享有豁免特权,真正负担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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