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 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
关于《杜甫传》的评价与赏析(人教版高二必修作品赏析)
对冯至《杜甫传》的评价，一般是从两个方面着眼的，一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史识，一是此传记写作的风格。就赏析而言，也可以相应地从两个角度加以欣赏，一个是冯至写作传记时采取的“以杜解杜”的方法，就是从对杜诗的反复阅读当中咀嚼出杜甫的生活和思想;另一个是此传记“诗人写诗人”的风格。可以参考：
1.陈燊《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冯至先生纪念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这不是诗人的出处和经历的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以“精细而有力”的“心和手”构想和描绘出来的十分丰满、有血有肉的诗人“图像”，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人的音容言笑、喜怒哀乐，既充满真情实感，又富于生活情趣。冯至先生是诗人，文笔生动、热情洋溢，他善于把杜甫的诗句融成自己的语言，写来娓娓动听，富于感染力，不像有的同类论著那样，堆砌繁琐的引文和枯燥的分析，令读者望而生畏。这里还要提一下冯先生的凝练朴素的风格。这不仅表现于运句遣辞的力求简明易懂，表现于征引杜诗时总是精选最有代表性的句子，还表现于不做考据文章，像他说的，“为了使读者不被繁琐的考证与论据所累，不曾把问题解决的过程写在里边，附注也尽量减少”。(《杜甫传•前记》)因此可以说，这部浓缩为十万字左右的著作，包含有远远超过这个字数的内涵。文如其人，这里也反映了冯先生为人的平易朴实的风格。
2.钱志熙《史学意识与审美情绪的融合》(《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冯至先生虽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机智的小说家，可他却不是站在诗人、小说家的地位上的，而是努力站到史学家的地位上，以清醒的史学意识做这项工作。谁也不会将他的《杜甫传》与他的历史人物小说如《伍子胥》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界限是那样的明显，一望便知。他说：“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像加以渲染。”(《杜甫传•前言》)他承认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但作为主观努力，他“要极力避免使杜甫现代化，因为用现代人的思想与感情去点染将及一千二百年前的一个古人，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原恕的罪行”。(《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他的目标是要使“这幅图像使人一望便知道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同前文)闻、冯两先生都将作传比喻为画像，他们的目标都要追求美术般的鲜明、凸现，要整体、生动地呈现杜甫。所以，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都是被一种审美的情绪所驱使，但冯先生的《杜甫传》是要将审美情绪与史学意识恰当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在这部传记中，诗人的敏悟和小说家的匠心仍然是体现出来的。全传构设了13个大节次，把握住杜甫一生的基本生活历程。除了“家世与出身”“童年”这两节外，其余11节，与杜诗发展的一些重要阶段都能相对应。在这些叙述中，作者突出了这样一个主题：诗人杜甫是怎样地因为他的时代、他的生活道路的促使以及他个人的主观努力，走上了用诗歌艺术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的艺术道路。如在“吴越与齐赵的漫游”“与李白的会合”这两节里，作者充分运用杜甫早期作品，尽力勾勒杜甫早期创作的状貌，指出早期杜诗在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上都与后来的杜诗很不一样。在渊源上则指出杜甫与洛阳文化及初唐、六朝诗人的承传影响关系，使读者对杜甫早期作品的壮丽风格和浪漫气质有较深的印象，同时也告诉了读者，杜甫并非一开端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艺术是随着他的生活的发展、精神的发展而生长的。传记中从“长安十年”到“夔府孤城”这八节，是全传的核心，这部分因为可凭借的杜诗很多，所以取材宏富，连贯性很强。尤其将杜甫与他的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处处从时代变化中把握杜甫的生活和杜诗的精神，有机性很强。这就是说，在画诗人图像的同时，又画出了诗人所处社会的图像。著者在创作《杜甫传》前就已有这样的构想：他说：“如果我们放开笔，可以以唐代的山川城市为背景，画出一幅广大而错综的社会图像，在这图画里杜甫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这个立意应该说是很高的。全传中“长安十年”这一节在这方面做得最精彩，著者写出长安的繁华，包括都城的雄伟、建筑的豪华、贵族的奢豪;也写出长安社会的内部真相、玄宗后期政治的危机;更写出杜甫是怎样承受着他的社会命运、他的理想的部分失落和他的现实精神的发生。著者并没有就某些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力求全局布置的均衡、合理。
均衡感也是整部《杜甫传》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作者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对传记文学的特点也认识得很清楚。这部传记明确强调传主形象的完整性和整个生活过程的完整性。凡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材料就加以利用，不符合这一要求就将其裁去。作者取材的基本对象是杜诗原作，但不是采取介绍作品的方式，而是从立传的要求出发，将最能显示杜甫自身形象、最能反映杜甫生活经历和生活遭遇的那些作品选择来，将它们还原为史料。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根据”，正是以整部杜诗作为保证。在运用这些作品时，有时候是点出篇名，对有关作品做出精辟的艺术分析，如介绍《望岳》这首诗时他这样写道：
杜甫在他十年的漫游里，经历了不少秀丽和雄壮的山川，认识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最后写出来像《望岳》那样的诗，这样的诗的写成正预示着他在诗的范围里将有一个远大的发展，也正如这首诗里最后两句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此以后，健壮的诗句便不断地从他的笔底涌出。
这样以画龙点睛之笔介绍杜诗，令我们联想起闻一多先生的类似笔墨。全传中有不少这一类分析，它们像一些明珠嵌镶全传之中，时时提醒读者，他所读的是一部谱写伟大诗人一生的传记。但是，冯先生并没有将艺术分析作为他写作的重心。也就是说，他明确这样一个写作规范，他所传的是人，是诗人，而不是诗。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冯先生将传记文学与一般的文学批评区分开来了。因此更多的杜诗作品在冯先生笔下不是艺术分析对象，而只是取材的史料，好多作品都是没有点出篇名的。从介绍杜诗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有许多损失，而且将诗完全还原于史，诗的原有特质也无法保持了;但从写作传记的角度来看，这种化诗为史的取材法又是可取的，恐怕写作任何一部诗人的传记，都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历史对诗人的记载往往是很简单，甚至是完全没有记载，因此撰作诗人传记，为了保证取材的丰富，也只有回到作品本身。冯先生在撰写这部《杜甫传》之前，也曾努力向杜诗之外的史籍中搜求材料，但最后感到失望。他说：“我由于向外寻求的失败，最后只有对于这方面断念，完全回到杜诗本身，‘以杜解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杜甫传》正是“以杜解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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