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前夕，重读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不仅是对李大钊的深切缅怀，而且也是对建党百年辉煌历史的深情凝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虽然不像《李秀成自述》、瞿秋白《多余的话》那样曾经聚讼纷纭，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做文章，借以污蔑李大钊同志为“叛徒”。如今，污蔑李大钊为“叛徒”的流毒，早已肃清，但是为了防止历史虚无主义者故意混淆视听，笔者以为有必要借此机会谈谈《狱中自述》的文体、李大钊撰写《狱中自述》的用意和目的，以及如何认识和理解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撰写《狱中自述》等问题。
在危急关头，李大钊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劝告，一再拒绝南下避难，坚持留下来领导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因为领导五四运动，特别是因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等，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就已经被北洋政府当局派出的密探跟踪监视，并多次被公开或秘密通缉。在同事和各界朋友的帮助下，李大钊通过外出避难等多种方式，每每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又遭到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罪名的通缉。为了安全和防止发生意外，坚持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李大钊等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俄国旧兵营内办公。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疯狂“讨赤”、“反赤”，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一时间北京城内充满了恐怖气氛。随后，《京报》主笔、共产党员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相继遭到残杀。在危急关头，李大钊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劝告，一再拒绝南下避难，坚持留下来领导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吴佩孚、孙传芳部先后被消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妄想在北方进行垂死挣扎，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下，不顾国际惯例和社会影响，悍然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包围并搜查旧兵营等处，逮捕一直在致力于发动冯玉祥国民军策应北伐的李大钊等数十人。在“无确供”的情况，奉系军阀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悍然组织所谓特别法庭于4月28日进行秘密宣判，以“宣传赤化”、“赤俄的工具”、“颠覆政府”等为罪名，判处李大钊等所谓“苏联阴谋案”20人死刑，立即处以绞刑。李大钊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满腔热血和宝贵的生命。
现存的《狱中自述》实际上是李大钊在视死如归心境下撰写的一份答辩状
李大钊牺牲后，除在档案中留下了一份审讯记录——“狱中供词”（现存xxx国家档案馆）外，还留下了一份《狱中自述》。《狱中自述》现存国家博物馆，由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于1957年捐献。《狱中自述》是李大钊的绝笔之作，堪称书法佳作，震古铄今，方正宏阔，自然笃定，行笔越来越洒脱，通篇流露出一股浩然正气，令人联想到书法史上的逸品——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杨继盛在死牢中撰写的《自书年谱》。该文先后有三稿，初稿较简略，当为草稿；三稿和二稿比较，只是在个别字句上进行必要的修饰，可见李大钊撰写时心神宁静、从容淡定。
李大钊一生除1914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写过简单的《我的自传》英文作业外，没有留下人任何“自传”类的作品。《狱中自述》虽然带有部分自传的色彩，但是其写作目的并非为了留下个人的自传或传记资料，而是因为“狱中供词”即由书记记录下来的审讯记录，和李大钊原意不符者甚多，所以李大钊要自己直接撰述。李大钊本来就是北洋专门法政学校的高材生，撰写一份法律文书自然不在话下。笔者认为，现存的《狱中自述》实际上是李大钊在视死如归心境下撰写的一份答辩状，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一同被捕的同志进行集体辩护，并声明个人“负其全责”。至于他自己，则“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也就是说，《狱中自述》不是自我辩护，即李大钊希望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进行最后的斗争，竭尽全力为同志们争取一线生机，同时借机尽量扩大宣传国民革命的思想观点。
“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是李大钊撰写答辩状的真正目的所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由此可见，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是撰写答辩状的真正目的所在。与此同时，李大钊并未忘记安排自己的后事，“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时搜集东西书籍颇为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不置家产，身后家里只有一块大洋，中外文图书是他唯一的财产。李大钊的这一安排后来通过朋友得到了落实，大部分图书被保存了下来。在李星华等生活极为困难时，曾经被迫变卖一部分救急。
李大钊在撰写答辩状时，婉转地强调中国“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才能独立富强
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被捕，同月28日被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撰写答辩状时，可能还在期待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还在想着冯玉祥国民军如何进一步策应北伐的军事斗争，并不知道4月12日、15日在上海和广州先后发生反革命政变，包括邓培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同志和战友已经罹难，北伐战争被迫停了下来。李大钊被捕时的公开身份除了是北京大学教授外，还有就是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狱中供词》：“我前充北大教员。因党员资格，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现在俄兵营内进行党务工作。”李大钊在撰写答辩状时，对北京大学教授这一身份一带而过，主要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谈自己立志救国救民思想的由来和加入国民党、投身国民革命的经过，以及他对孙中山对外对内政策的理解，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有意忽略了反封建和反对军阀等方面的思想主张，但是仍然婉转地强调中国“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才能独立富强，希望“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他临危不惧，殚精竭虑，舍生忘死，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李大钊利用国民党党员身份合情合理合法地进行答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中国共产党的机密，保护狱外的同志和青年难友，其所供述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涉及国共合作事宜，大谈国民党方面的事务，闭口不谈共产党的事务，或者只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有关的事务，尽量撇清和苏联、共产国际方面的关系。最后，连法官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素来光明磊落”，“无确供”。然而，在李大钊领导下，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党务得到蓬勃发展，社会各界热烈欢呼、积极迎接北伐，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大有南北夹击之势。奉系军阀张作霖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又惧又怕，必欲置李大钊等于死地而后快，上演了他们最后的疯狂，草菅人命，匆匆忙忙判处了李大钊等革命者的死刑，当然这并不能挽救北洋军阀走向覆亡的历史命运。
《狱中自述》正是李大钊“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的光辉写照
李大钊写于1919年的著名短文《牺牲》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由此可知，李大钊在投身革命之时，就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1922年李大钊的次子在北京出生，李大钊给他取名“光华”，理想信念，代代传承，“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再次表明他不怕牺牲的决心。“革命理想高于天”，《狱中自述》正是李大钊“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的光辉写照。
建党百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终于实现了。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李大钊精神一直都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李大钊狱中自述全文李大钊：《狱中自述》二篇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写就上百万字的文稿，在北洋军阀监狱中写就的《狱中自述》是他忧国为民、宣扬革命主张的最后一篇著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此次捕杀中英勇牺牲。
这份《狱中自述》（简称“自述”）手稿是李大钊在监狱里所写。“自述”一共有三稿，还有两份《狱中供词》（简称“供词”），都是由其大女儿李星华精心保存，并于1957年捐赠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从这几份手稿中可以看出其所表述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对敌人审讯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两份“供词”都是关于敌人所提具体问题的回答，分别为“孙中山先生关于联合苏联的外交主张的情况”及“关于北方党经费来源的情况”。第一份没有签署时间，第二份写就于1927年4月8日，即李大钊被捕入狱的第三天。三份“自述”是李大钊对自己一生奋斗事业的总结和对敌人提问的总括性应答。其中“自述”第一稿为初稿、简稿，第二稿为修改稿，第三稿是定稿。
这份“自述”（定稿）共计2800字左右，李大钊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表达了希望能够“再造中国”的爱国情怀。但是，李大钊“自述”中有一点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它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是以一名国民党人的身份对敌人的问题做了回应。这一点不免会让初读者觉得费解，但是，如果仔细研读“自述”内容，结合当时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不难看出这是李大钊以更加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与敌周旋，以保护自己的同志，保守党的秘密。
首先，李大钊考虑到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而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有意拉拢国民党，经深思熟虑，他在“自述”中以国民党人自称，叙述了自己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经过，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有关国民党的情况，并称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李大钊这样的叙述策略，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于共产党的情况。
但是，他却借国民党人的口吻申明了一些共产党人的“目的”和“主张”。他在“自述”中说：“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身处危难之时，李大钊仍借助这最后的机会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
“自述”的最后部分，李大钊写道：“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大钊未曾考虑半点个人及妻女的安危及家庭私事，而是以各种方式全力掩护同志，保护文化，完全展现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和博大胸怀！
李大钊狱中自述全文李大钊：《狱中自述》三篇李大钊一生勤勉，共写就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6天就发表1篇，这对当时不清楚选择走哪条路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思想上的指路明灯。李大钊虽笔耕不辍，但却未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也是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小家庭。这一事实可以从其女李星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她在《回忆父亲李大钊》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个人的利益和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本期《红色家书》，摘选了《狱中自述》其中一段，以飨读者。
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