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玉米》系列在语言运用上有独到之处。第一，通过夸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达到幽默诙谐的效果；第二，人物语言极具时代性并且充满了政治化色彩；第三，通过骂语、女人俚俗化称呼和方言的使用使语言真实自然，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关键词：毕飞宇《玉米》系列语言风格
自1991年在《花城》第1期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以来，毕飞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尤其是20xx年4月《人民文学》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玉米》系列（即《玉米》《玉秀》《玉秧》）之后，他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而且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长篇小说《玉米》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关于《玉米》系列的评论已经很多，但更多的是着眼于文学和女性意识。除了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让我们震撼之外，我们发现，毕飞宇驾驭语言的能力也相当高超。本文试图从语言角度来研究《玉米》系列的语言风格。
一、语言幽默诙谐
毕飞宇以幽默的笔调达到诙谐的效果，极其耐人寻味。有人曾说毕飞宇的《玉米》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作品中充盈谐谑的调子。[1]其实，整个《玉米》系列的语言都相当诙谐。毕飞宇是通过如下手段达到幽默诙谐的目的的：于冷静从容的叙事中包含讽刺；辞格的运用；不同色彩词语的杂糅。
（一）冷静从容的叙事中包含讽刺
例如，玉米在小满刚过去六天，七天之后又是芒种的庄稼人最忙的时候出嫁，遭到了村里人的不理解。作者是这样来为玉米“解释”的：
（1）其实玉米冤枉了。玉米什么时候出嫁，完全取决于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则又取决于郭家兴的原配什么时候断气。郭家兴的老婆三月底走的人，到五月二十八号，已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了。郭家兴传过话来，他要做亲。（《玉秀》）
玉米的终身大事就是这么定日子的。“三月底走的人”和“五月二十八号”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用一个“已经过了”来为郭家兴作理直气壮的辩护。这个“已经过了”中间又包含着多少等待已久的无奈和兴奋不已的期待。本来，人家原配断气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和玉米做亲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这个“原配”的断气意义非凡。只有这个“原配”的断气，才能有她玉米的做亲。何况，一个如此期待原配断气“已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了”的男人，就是玉米自己选择的要过一生的伴侣。虽然做亲的日子看似取决于郭家兴，取决于郭家兴的原配，实则取决于玉米自身。没有她之前对男人“手里要有权”的要求，就不会和郭家兴扯上一点关系。作者在为玉米可惜之余，不可否认的还有那冷冷的讽刺。
再如，王连方在自己的丑事败露并受到严厉的处罚之后，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自己的错误，他自己的觉悟是这样的：
（2）王连方做了二十年的村支书，几个月之前刚刚被开除了职务和党籍。他“上错床”了。说起“上错床”，王连方在二十年里头的确睡了不少女人，用王连方自己的话说，横穿了“老中青三代”。不过几个月之前的这一次却严重了，“千不该，万不该”，王连方在一次大醉之后这样唱道，“不该将军婚来破坏”。（《玉秀》）
王连方作为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却犯了严重的生活错误――二十年里头睡了不少女人。而他自己那句“横穿了‘老中青三代’”，更有着一种洋洋得意的炫耀味道。对于王连方犯的严重错误，毕飞宇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一个“上错床”，在冷静从容的叙事之中透出的嘲讽之意不言而喻。之后，王连方对于自己有如此惨烈的下场的原因，酒后吐真言时却是一句“不该将军婚来破坏”，不由得让所有读者都会对他嗤之以鼻。受到那么严厉的政治处分，他依然没有弄清原因，嘲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
（二）辞格的运用
在王连方出事后，玉米对和他有过关系的那些女人的说法：
（3）最让玉米瞧不起的还是那几个臭婆娘，过去父亲睡她们的时候，她们全像臭豆腐，筷子一戳一个洞。现在倒好，一个个格格正正的，都拿了自己当红烧肉了。（《玉米》）
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那些女人前后的截然不同，从之前不值钱的“臭豆腐”一转而为金贵的“红烧肉”。先不说20世纪70年代两者之间价值的差异，光“筷子一戳一个洞”和“一个个格格正正的”的形态就有着天壤之别。通过两个简短而又高明的比喻，表现玉米对那些女人进行的彻底无情地揭露。这样的比喻，既生动地刻画了农村妇女的懦弱和愚昧，又透漏出作者轻微的戏谑。
玉秧的宿舍失窃以后，学生处的钱主任迅速赶来后的表情是这样的：
（4）钱主任说完这句话之后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眼睛像黑白电影里的探照灯，笔直地射出两道平行的光。两道平行的光从每一个同学的脸上划过去，咯吱咯吱的。（《玉秧》）
用“黑白电影里的探照灯”这个比喻来表现钱主任此时眼光的锐利。在黑白电影里，光线是很强烈和敏感的。在那种情况下，探照灯会让所有的一切无所遁形的效果是勿庸置疑的。钱主任的眼睛就如同那时的探照灯，眼光也同光线一般有了特有的穿透力，原本无声的目光有了剑一般的力量。这样一个比喻把当时的场景形象化了，也把钱主任的洞察力表露无疑。
（5）这一来不同寻常了。要是有一个飞行员做女婿，他王连方也等于上过一回天了，他王连方随便撒一泡尿其实就是一天的雨了。（《玉米》）
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表现他的虚荣和骄傲。“上过一回天”和“撒一泡尿其实就是一天的雨”的夸张心理，在惹人发笑的同时，又把他膨胀的虚荣心表露无疑。女儿的终身大事未定，却已经成了他满足虚荣心和炫耀自我的资本。往日说话体面又客套的村支部书记，此刻却说出这样的大俗话，使他原形毕露，更是对他绝佳的讽刺。
（6）钱主任格外地努力，希望把学生的工作做得更细，更深，把损失的时光补回来。用钱主任自己的话说，“上到死了人，下到丢了一根针”，他“都要管”，谁也别想“瞒着蚊子睡觉”。管理上相当有一套。（《玉秧》）
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表现钱主任管理时范围之广，事情之细。无论是死了人的大事，还是丢了一个针的琐事，他都要管到底。死了人自然是大事，但是恐怕就不归他管了；而丢了一根针这样的事，恐怕根本不会有人去在意。如此夸张，只为了说他管理工作的全面和细致。而“瞒着蚊子睡觉”则是比喻别人瞒着他做事，把自己对管理事务的觉察度和蚊子对人血天生的敏感度相提并论，旨在更好的表现自己管理如何有一套。在这里用夸张的手法，通过他的自我欣赏和吹嘘，讽刺了钱主任的无能和不自量力。
（7）玉米没有动，只是望着灯芯，目光专注而又恍惚。施桂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灯芯顺着施桂芳的叹息扭了一下腰肢，好像也躲着她了，心思早已经坐飞机了。（《玉米》）
王连方的丑事被揭发后，玉米家在王家庄的地位不同往日了。玉米和施桂芳为此而心烦，根本没有半点心思去看村里放的电影。在施桂芳叹息时，灯芯“扭了一下腰肢”，这一绝对人性化的动作，仿佛灯芯也懂人情世故。灯芯不仅“扭了一下腰肢”，还是“躲”她，用这样的拟人手法来写那种环境下的灯芯，似乎也是再合适再自然不过了。那时的王家，惟一值得炫耀的就是还有一个做飞行员的准女婿，因而连灯芯也去投奔了。
（8）春来了，下起了细雨，心发芽了。叶瓣出来了，冒冒失失的。虽说很柔弱，瑟瑟抖抖的，然而，每一片小叶片天生就具有顽固的偏执，即使头顶上有一块石头，它也能侧着身子，探出头来，悄悄往外蹿。一点。又一点。（《玉秀》）
“冒冒失失”“瑟瑟抖抖”“顽固的偏执”“侧着身子”“探”“蹿”这一系列饱满而形象化的词句，活灵活现地把少女的心思表现得一览无余，然而，读者仔细看过就会哑然失笑，玉秀这段春心萌动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外甥，本来万分美好的少女情思霎时间变成了令人侧目的不伦之恋，讽刺可以这么深沉，又这么深刻，作者的功力可见一斑。
此外，小说中还运用了对比、拈连等辞格，使作品的谐谑之美变得更加耐人寻味。玉米恋爱了，她看彭国梁的脚，小说这样写道：“女孩子的心里一旦有了心上人，眼睛就成了卷尺，目光一拉出去就能量，量完了呼啦一下又能自动收进来。”这是比喻和拈连的合用，写活了人物的眼神，写得饶有风趣。施桂芳生小八子的时候：“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她的袖口挽得很高，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但是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有些明亮，发出难以掩饰的光。”冻得青紫的胳膊与红得厉害的脸颊相对比，显然小八子的出生已经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变得“无比温暖”，这本是件大好事，然而玉米的兴奋却是因为对母亲能生个男孩的期望，作为一个重男轻女陋习的受害者，她的矛盾思想就让我们觉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三）不同色彩词语的杂糅
除了使用辞格外，毕飞宇还注意把不同色彩的词语杂糅在一起，以达到幽默诙谐的效果。“不同色彩的词语的杂糅，也是《玉米》语言上的突出特点，体现了毕飞宇对现代汉语的多种尝试。这里的杂糅既有口语色彩与书面色彩的杂糅，也有褒义与贬义的杂糅，从而产生了幽默诙谐的审美效果。”[1]前者如“不是两个姓的问题，是两个阶级的问题”。王连方把姓王和姓张的两个姓氏的仇恨，通过书面化的语言提高到了阶级斗争的层次。这样的语言错位，其讽刺性显而易见；后者如“玉秀在公社大院里住下了，勤快得很，低三下四得很，都不像玉秀了。”本来勤快是个褒义词，可是紧接着的却是低三下四，两种感情色彩完全相反的词语的杂糅，产生了急转直下的喜剧效果。再如“郭巧巧过去一直有一个毛病，特别地莽撞，像冲锋陷阵的勇士，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去无回的”。莽撞与勇士连用在一起，也是褒贬杂糅。
二、语言极具时代性，充满政治化色彩
小说《玉米》系列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较为特殊，毕飞宇在创作过程中紧紧抓住了这个特点。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公开还是私下，有意还是无意，总是不忘烙上那个时代独特的印记。有人曾说毕飞宇有超乎同时代人的强烈的“历史情结”和“文革情结”，颇为特别。[2]
在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中，依据人物所处的政治地位来讲述每一件事。使用具有浓厚政治化色彩的词语使读者深刻地体会时代特征，思维也能与小说情节发展同步。试看作品中这样一段话：
（9）长期和复杂的斗争不只是让王连方有了收获，还让王连方看到了意义。王连方到底不同于一般的人，是懂得意义和善于挖掘意义的。王连方不仅要做播种机，还要做宣传队，他要让村里的女人们知道，上床之后连自己都冒进，可见所有的新郎官都冒进了。他们不懂得斗争的深入性和持久性，不懂得所有的斗争都必须进行到底。要是没有王连方，那些婆娘们这一辈子都要蒙在鼓里。（《玉米》）
这段话中，随处可见革命化色彩浓重的字眼。把“长期和复杂的斗争”“播种机”“宣传队”“斗争的深入性和持久性”“所有的斗争都必须进行到底”这些当时常用的政治化语言，行云流水般地运用在王连方见不得人的私人生活里，既符合人们当时事事与政治挂钩的思维方式，又把王连方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大背景下，用这样的政治化语言来讽刺王连方的无耻，没有丝毫的刻意和矫揉造作，反而显得合情合理，自然妥贴。
在关于王连方决定一定要有个儿子时，是这样来描写的：
（10）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玉米》）
生儿子这样一件事，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在那个时代特征之下，“持久战”这一政治化语言有其博大的精神内涵，而他却借此来大张旗鼓地宣扬他要儿子的执著。用语简洁干净，爽快利落，如口号一般，体现着特有的富有政治化气息的时代特征。即使是生儿子这样绝对私人的事，依然能和革命扯上丝丝缕缕的关系，不得不为那个时代浓重的政治气息所“折服”。
小说的时代性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也贯穿于小说人物的语言中。毕飞宇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从根本上说，小说的语言不是作为一种建筑材料，而是建筑本身。表面上看，语言是一种工具，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语言一旦降格为工具，那么我们还要小说干吗？”[3]《玉米》系列中的人物语言正是如此，他们不再只是作者笔下的形象，而是活的、有思想的人。当王连方期待已久的儿子终于降生时，小说中关于儿子的名字问题有这样一段对话：
（11）“起个名吧。”
王连方在回家的路上打过腹稿，随即说：“是我们家的小八子，就叫王八路吧。”
老爹说：“八路可以，王八不行。”
王连方忙说：“那就叫王红兵。”（《玉米》）
在经历了之前七个女儿的失落和挫败之后，生一个儿子是王连方日思夜想的心事。儿子的到来是让王连方一家都欣喜无比的，为儿子起名字自然也就成了一件慎重无比的大事。作为村支书的王连方，通过回家路上的腹稿，毅然确定了“八路”这个名字。“八路”是革命年代的代名词，曾经一度流行用于名字中。而在王连方的老爹提出反对意见之后，王连方立即想到了“王红兵”这个名字。“红兵”是文革年代的特有产物，与红小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此来之不易的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却用现在看来无比平常两个字，可以说是那样的年代特有的产物。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它有着特别的意义，更有着不可磨灭的政治痕迹。
让小说人物说他自己要说的话，毕飞宇充分做到了这一点，人物的语言自然是充满时代性的。不光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做到了这一点，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同样体现了这个特点。
在小说《玉秧》中，玉秧的班主任事发逃跑，魏向东为没有看好他而作自我检讨时，钱主任安慰魏向东说：“他没有逃掉。他怎么能逃得掉呢？他掉进了人民的汪洋大海。”这样虚无的安慰，是人物在特殊时代才会说的话。也只有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才会接受这样的安慰。“人民”的份量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是不可小视的，牵扯上了“人民”，事情似乎自然就上升到了不同的级别，带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味，也就产生了质的飞跃。
郭家兴在小说中的话并不多，但是作为革委会副主任的他说话却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玉秀意图要在玉米和郭家兴的家所在的断桥镇住下，当她试探性地询问姐夫郭家兴的意思时，小说是这样来写的：
（12）郭家兴扒下一口饭，含含糊糊地说：“为人民服务吧。”玉秀听出来了，心里头都揪住了，手都抖了。（《玉秀》）
郭家兴这样一句回答，其实是同意玉秀留在公社大院，并且默认自己会帮她找一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样一句对全国人民做出的伟大号召，此时却成了他以权谋私的借口，这个借口还相当响亮和坚决，让人无法质疑，无从质疑。
毕飞宇不仅让自己在说那个时代的话，也在让小说中的人物说他们自己那个年代的话，更让读者看到、听到、感受到那个年代，融入那个时代的生产和生活，体会其含有的独特的政治化的色彩。
三、语言真实自然充满乡土气息
小说《玉米》系列故事主要发生在王家庄，发生在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身上。围绕故事的发生地和主人公，毕飞宇用真实而自然的语言再现了当时的农村生活，并从中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农村生活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社会关系等诸多层面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骂语的使用
通过一系列毫不掩饰的粗俗却又自然的农村骂语的使用，来营造更加真实的小说环境，也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
（13）王连方用肩头簸了簸身上的军大衣，兀自笑起来，心里说：“妈个巴子的。”（《玉米》）
（14）有庆家的颤抖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肚子，对自己的肚子说：“狗杂种，狗杂种，狗杂种，个狗杂种啊!”（《玉米》）
（15）玉秀越看越觉得玉穗二五兮兮的，少一窍，把好端端的一件衣裳都给糟蹋了。（《玉秀》）
（16）玉米不说话了，心里滚过一阵难言的酸楚。玉米对自己说：“下作的东西，你倒有本事。”（《玉秀》）
这里不管是具有一定政治素养的村支书王连方，还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师范生庞凤华都一样使用骂语。“妈个巴子的”“狗杂种”“二五兮兮”“下作的东西”等粗俗不入流的骂语，不仅种类多，使用的范围也很广。在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比较低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里，这样一些骂语的使用不但不会显得突兀，反而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使读者觉得更加真实自然。
（二）女人的称呼
1.对已婚女人的称呼
不难发现，小说中习惯用“丈夫的名字+家的”这种固定格式来称呼已婚女人。如：
（17）有庆家的抬起头，抹去了眼泪，却发现玉米已经在看着她。（《玉米》）
（18）王连方来到门口敬烟，是男人都有份儿。王连方最后给张如俊的儿子也敬了一根，如俊的儿子被如俊家的抱在怀里，傻头傻脑的。（《玉米》）
“有庆家的”“如俊家的”这种称呼符合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即把女人当作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即使小说中有几位没有被这样称呼的女人，也都有着各自特殊的情况。例如高素琴没有被冠以“某某家的”的称呼，则是因为她的相对较高的教师身份，并且她的出现主要还是由于她的职业；没有把秦红霞叫“常军家的”，也是建立在张常军在河南当炮兵常年不在家的前提下；而施桂芳之所以没有被叫做“连方家的”，恐怕还是受益于丈夫王连方的村支书的职位。所有这些，都证实了那时的女人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她们既是男人的附庸，也就没有地位可言。小说根据当时农村的封建陋习，对已婚女人用这样的称呼方式，无疑是最恰当、最真实不过的了。
2.女人之间的称呼
小说中女人之间的称呼用语有俚俗化的倾向，如：
（19）玉米想，那你就客气吧，不打自招的下三滥!再客气你还是一个骚货加贱货。对那些骚货加贱货玉米绝不会给半点好脸的。（《玉米》）
（20）玉米抿着嘴，瞥了玉秀一眼，很慢地咀嚼了两三下，心里说：“个小婊子，王家呆不下去，在这个家里反倒比我滑溜。”玉秀低着头。（《玉秀》）
（21）庞凤华这个小婊子仗着班主任喜欢她，全都打了小报告了。（《玉秧》）
上文中的“骚货”“小婊子”乍一看似乎是骂人的话，仔细阅读小说后会发现这些俚俗化的词语作用不在于骂人，而是带有诋毁的意味。小说中的女性使用这些词语没有过多的造作，而是一种出于天然的熟视无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人文化水平低，人们对文明用语本来就知之甚少，何况妇女又是农村中文化层次相对最低的。这样一来，这些现在看来不文明的语言在小说中的使用不但不足为奇，反而让农村生活显得更加真实和自然了。
（三）方言的使用
《玉米》系列大量使用了江苏泰州农村的方言词语，涉及生产、生活、风俗等多个方面，使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22）高素琴后来过来了，她来汰衣裳。（《玉米》）
（23）玉米真正发现玉秀不对头是在汰洗头发的时候。（《玉秀》）
上面的“汰衣裳”是漂洗衣服的意思，“汰洗头发”是漂洗头发的意思。所以“汰”即漂洗的意思。
（24）玉米说：“跟我走。谁敢嚼蛆，我铰烂他的舌头！”玉米领着玉秀在村子里转悠，玉秀的脚板底下飘飘的，缺筋少骨，一点斤两都没有，样子也分外地难看。（《玉秀》）
（25）王书记正在气头上，又拍桌子：“你呕屎!军婚，现役嘛!高压线嘛!要法办的!”形势更严峻了。（《玉米》）
这里的“嚼蛆”和“呕屎”都是没有依据的瞎说，是胡说八道的意思。
（26）用了一年的水车、槽桶、农船、丫杈、铁锹、钉耙、连枷、板锨，都要关照了。该修的要修，该补的要补，该淬火的要淬火，该上桐油的要上桐油。（《玉米》）
（27）家家户户用力地洗、涮，炒花生、炒蚕豆、炒瓜子、爆米花、掸尘、泥墙、划糕、蒸馒头，直到把日子弄得香气缭绕的，还雾气腾腾的。（《玉米》）
例子中“连枷”和“板锨”都是20世纪70年代泰州农村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农具，而“泥墙”和“划糕”这些事情又具有泰州农村过年时的生活特色。
（四）民谚和俗语的运用
小说中有很多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语句。“门前的奶子是金奶子，过了门的奶子是银奶子，喂过奶的奶子是狗奶子。”这句话是说女人在结婚前是最干净、最值钱的，等嫁了人生了孩子就越来越低贱了。这有深刻的哲理内涵，既符合农村中女人一生的过程，也体现出农村对于女人是否已婚和是否生产的重视。从中，我们也足以体会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的严重泛滥。“春霜不隔三朝雨”是说春天里最怕的还是霜,只要有了春霜，最多三天，必然会有一场春雨。虽然春雨贵如油，但是绵绵春雨一下就有几天，让人躲都躲不掉。“五月不娶，六月不嫁”五月和六月是农村里庄稼人抢收和抢种的重大日子，割麦、脱粒、扬场、耕田、灌溉等农事都凑在这段时间完成，依靠庄稼吃饭的农村人自然不能错过这些重要时刻，而嫁娶是耗时又费时的事情，自然也就不该在这一时间段来进行，也就成了庄稼人的忌讳。这些都是生活经验的总结，通俗简练，意义深刻。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28）春风裂石头，不戴帽子裂额头。（《玉米》）
（29）女人可以心高，但女人不可以气傲。（《玉米》）
（30）男人嘴馋一世穷，女人嘴馋裤带松。（《玉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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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文慧.另类的毕飞宇与毕飞宇的另类[J].襄樊学院学报，2004，(3).
试论毕飞宇小说《玉米》系列的叙述艺术:毕飞宇玉米赏析2很多评论家，对一篇小说，多谈论它的思想，人性等社会性因素，很少谈论它的艺术技巧，好像那些东西并不重要，或都掌握得无可挑剔，或是犯了评论的大忌，像个障碍似的，多优雅地轻轻跳开了。其实，一篇小说的优秀与否，全来自于它的艺术性如何（谁都知道，但，就是不说。这也许就是我们技术落于他人的一个原因）。
这里肤浅地说说毕飞宇的中篇《玉米》艺术技巧，为的是引来方家指正。
这篇小说采用双线结构，一条是王连方的性历史，一条是玉米的婚恋，有庆老婆这个次主要人物是女人无可选择的命运附加表达，她是乡村女人悲剧命运的广度展示。
小说主线是玉米攀附权利的婚恋观。
小说语言机智，比喻新奇，细节独特，细腻，深入。把人物心理深度微妙的地方形象展示出来，且表达得含蓄婉转。
通篇小说，作者紧紧抓住人物心理，并把心理和情节、细节搅混在一起推进（这是小说叙事流畅的不二法门，许多小说高手运用得得心应手），地点转换跳动快速。小说为了简洁，省略了王连方向郭家兴介绍自己的女儿，两个妹妹被人在草垛轮奸时，周围人只做模糊的背景，不详细铺开，重点放在玉米给她们穿衣服时的细节（这一点，非高手难以做到）。
结尾写得草率，那样一个孤傲的女孩，又是那个对性很禁忌的时代，而且是初夜，再是怎样的权利诱惑，怎么说脱就脱，她的心里冲撞还没有完全打开，让人难以信服。
小说故事倒也寻常，但，作者加进独特细节，耀眼的语言，深度的心理，让这篇小说熠熠生辉。
试论毕飞宇小说《玉米》系列的叙述艺术:毕飞宇玉米赏析3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坛，毕飞宇无疑是个不可忽视的作家。他的《玉米》系列在叙述技巧的运用上有其独到之处。第一，实现了他心目中的第一、第三人称的“平均值”的“第二人称”的设想；第二，以不愠不火、缓慢原始的叙述速度营造出全文的悲剧基调；第三，幽默的语言风格及比喻的妙用，令小说明显增色。
【关键词】毕飞宇；《玉米》系列；叙述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52（2012）01-0041-02
20xx年4月，《人民文学》推出了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系列，此后，便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玉米》系列的魅力来自于叙述的力量。其叙述技巧既有着传统“故事”的坦白直接，又有着现代叙事的深层意蕴，于自然质朴中透出一股睿智锋利的光芒。下面，本文便试图对《玉米》系列的叙述艺术做一番探究。
一、叙述的人称
“我坚持认为这本书采用的是‘第二’人称。但是，这个‘第二’人称却不是‘第二人称’。简单地说，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的平均值。……我想强调的是，《玉米》、《玉秀》和《玉秧》当然都是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的，然而，第一人称，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场，一天都没有离开。”毕飞宇在《玉米•后记》中这样说。
确实如此，在《玉米》中，“我”的声音和“他”的声音常常在叙述中交错回响，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效果，并在此种交错中，很好地表现出故事的深层意蕴。这就印证了有人提出的“叙事人是构成此故事多层意义的关键”的观点。我们结合文本来做些分析。
《玉米》开篇不久有这样一段话：“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桂芳好，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如果正在吃饭，笑起来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敛着，客客气气的。现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身上就有了气焰。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
这段叙述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也即是全知叙事，但“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及“她凭什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两句，却陡然间将说话人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也即是以村中众人的口吻说出的。作者这样的写法，实现了人称的从容置换，于简单质朴的叙述中，给人一种独有的亲切感。而且，在看似第三人称的“他”的叙述中，仍旧包含了浓浓的“我”的语气，“我”仿佛在对施桂芳进行一番评头论足，有指责和批评的意味在里面。等于说作者借用“他”之口吻，叙说了“我”之情感判断，达成了作者所说的“我”始终在场的观点，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效果，同时加重了作品的社会批判精神。
二、叙述的速度
毕飞宇的这篇小说叙述速度是缓慢、原始、平实的，如同一首小夜曲，缓缓地展开，似乎没有什么急于倾诉。
一个名叫王家庄的小村，一个连生七个丫头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儿子的支书夫人，一个抱着小弟弟四处炫耀并借机羞辱那些曾经与父亲有染的女人们的支书女儿玉米，以及玉米后来谈的那场并不成功却惊心动魄的恋爱，小村的生活于这些琐碎中渐次展开，其间的权利秩序也越发凸显。直到一日，玉米的支书父亲突然失去权力时，世态炎凉马上迎面袭来，玉米顿时由高贵的凤沦为卑贱的鸡，此种屈辱令玉米不堪忍受，下决心定要咸鱼翻身，于是她不惜以自己的肉体作为献祭，躺上了权利的砧板。写到此处，情节本该紧张起来的，但作者的叙述却丝毫不感紧张，一样的平稳与舒缓，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及至最后，当作者慢吞吞的撕开玉米屈辱不甘的内心及郭家兴道貌岸然的面皮时，还是那样不动声色，但越是如此，真相揭开的那一刹那越是让人唏嘘不已。正因为小说极写了玉米的人生由登高到跌落之间的失重所引发的剧痛，才营造出一种沉重哀伤、无声呐喊、欲哭无泪的氛围，由此奠定了小说的悲剧性基调。
钱锺书先生说：“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此段话正是说明了人的心灵对于悲剧的承受能力与接受过程是不可能迅疾而轻松的，必然沉重、迟缓，带着一层层剥离的煎熬般的痛感，《玉米》的叙述速度便非常符合悲剧形成、发展的需要。
三、叙述的语言
毕飞宇驾驭语言的能力是相当高超的。在《玉米》系列中，他就像一个高明的说书艺人，语言方式跟随着叙述对象的性格、身份特征灵活变化，时而像谦谦君子，时而像地痞流氓，时而又像泼妇骂街，总之，说赵云不同于说张飞，窥一斑可知全豹，小说中每个人物形象都因其不同的语言特征具有了典型性，变得鲜活而生动。
幽默，是《玉米》系列典型的语言品格。昆德拉曾说过：“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尽理性，而是幽默。”可见幽默感对于一篇小说的重要性。试看下面这段叙述：
“关于王连方的斗争历史，这里头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不能不涉及。十几年来，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一直在怀孕，她一怀孕王连方只能‘不了’。施桂芳动不动就要站在一棵树的下面，一手扶着树干，一手捂着腹部，把她不知好歹的干呕声传遍全村。施桂芳十几年都这样，王连方听都听烦了。施桂芳呕得很丑，她干呕的声音是那样的空洞，没有观点，没有立场，咋咋呼呼，肆无忌惮，每一次都那样，所以有了八股腔。这是王连方极其不喜欢的。她的任务是赶紧生下一个儿子，又生不出来。光喊不干，扯他娘的淡。王连方不喜欢听施桂芳的干呕，她一呕王连方就要批评她：‘又来作报告了。’”
这段话中，随处可见毕飞宇对那个时代政治性话语的幽默挪用。他把王连方利用权力公然奸淫村中许多有夫之妇的行为称之为“斗争”，把施桂芳的干呕说成是“八股腔”、“作报告”，令人看了忍俊不禁，仔细品味又觉讽刺得刻骨。最重要的是，作者将这些词语运用到文中丝毫不感突兀，反倒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在使作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的同时，强烈的调侃、讽刺效果油然而生。
比喻的妙用，亦为《玉米》系列增色不少。钱锺书说过：“比喻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此话极对，比喻令语言鲜活生动可感，单说《围城》一书，去掉那么多精彩的比喻，都不知要减色多少。毕飞宇也十分重视对比喻的经营。
如：“玉秧是鸡群里的一只鹤，单腿而立，脑袋无声地掖在翅膀底下，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雪白的光。这样的孤独最是凄清，却又凝聚着别样的美，别样的傲，是展翅与腾飞之前的小憩，随时都可以化成一片云，向着天边飘然而去。”一段唯美的描述，有种羽化登仙的飘逸感，渲染的却是玉秧的“木讷、拙巴、不合群”，此种性格到后来导致了玉秧心理的畸形，“实事求是地说，玉秧最初的跟踪和挖掘只是为了完成‘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想法。跟踪了一些时间过后，玉秧惊奇地发现，对这份‘工作’，玉秧有一分难以割舍的喜爱。‘工作’多好，那样地富有魅力，叫人上瘾，都有点爱不释手了。即使庞凤华没有得罪过玉秧，玉秧相信，自己也一定还是喜欢这样的。”跟踪盯梢，揪住别人的小辫子，将别人钉在耻辱柱上，似乎已成了玉秧人生的终极目标，这不是一个少女该有的正常心理，她的心过早的变得冷酷与麻木了，丧失了该有的美好与纯真，这不吝是一种悲哀。综上所述，毕飞宇以其独到的叙述技巧，在《玉米》系列中践行了他“逼近生活质地、逼近生活秘密、逼近生活理想”的文学审美观，还是非常成功的。他以日常化的冷静叙述写出了女性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运，暴露和批判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对于唤醒我们久已麻木的人性善良和自我批判精神是有所助益的。
参考文献
[1]毕飞宇：《玉米•后记》，《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20xx年版
[2]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3］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4]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附录》，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
[5］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文学评论》，2006，（6）
[7]徐仲佳：《权力与性――解读的一种可能》，《名作欣赏》，2004，（7）
[8]李生滨：《叙述带给我们的亲切精致和心灵伤痛――细读》，《名作欣赏》，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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