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陶孟和筹建主持的研究园地从属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是一个管理和运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1926年，基金董事会决定成立一个社会调查部，陶孟和应聘担任筹建工作。基金会的工作班子不大，由几位秘书分担日常工作，而以执行秘书总其事（当时的执行秘书是任鸿隽），陶孟和即以秘书名义负责调查部工作。（1926年时基金会的办公所在是在北京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一座大宅院内，次年迁至南长街织女桥附近，社会调查部附设在内）。为什么处理庚子赔款的基金会要设这样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我始终不清楚。曾经有过一个说法，说是接受了美国一个什么团体的委托而举办的。我记得社会调查部每年度都印发一份工作报告，我们工作人员也拿到的，当时不注意它的经费来源等事，所以没有留下印象。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有深刻印象的，当时社会调查部发表研究成果时，往往同时以英文撰写，用简报或者小册子形式编号付印出版，如陶孟和著《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就有英文本。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为作为与国外学术交流的需要，也可能是作为接受委托的成品。
不管怎样，这个社会调查部到1929年夏间在组织形式上宣告结束，而由一个新的组织接替了它，改名为社会调查所，仍由陶孟和主持。社会调查所的经费仍来源于庚款基金会，但组织上完全独立自主，各项研究工作继续进行，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改组前的一年，还有一段插曲：当前一年蒋介石攫得政权，蔡元培就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孟和曾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逗留了一个时期。我记得，1928年6月间我从天津工作完毕回所时，陶盂和不在所内，同事告诉我，他到南京去了，为了参与讨论组织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事。同事并说，也许就留在那里不回来了。可是在济南惨案暂时告一段落以后，陶孟和终于回到了北平。
然而后来的事实终于把陶孟和与中央研究院联系到了一起。中央研究院于1934年将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次彻底性的改组，把原有的部分研究室归并到了其他性质相关的研究所，有些则干脆裁撤了(如法制研究室)。实际上是把它改组成为经济学科的单一性体制。社会调查所整个实体合并进去，充实了改组后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仍任所长。这次合并改组历时一年多，但研究工作照常进行，未受多大影响。1934年6月先有一部分人员迁去南京，陶孟和及大部分人员仍暂时留在北平；到1985年春，先去南京的人员又陆续返回北平，然后于同年冬又全体搬迁到南京。我是1934年首批调往南京的人员之一，而1935年全体南迁时，适因请假在天津任教，未能随往。等到1936年暑假我去南京销假继续工作时，研究所的面貌焕然一新，人员有了增加，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一片兴旺的景象。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和中央研究院所属其他研究所一样，开始了向内陆逐渐疏散的艰难历程。陶孟和始终领导了这一机构，对工作始终抱有信心，积极负责。1937年10月，工作人员在长沙集中，同时图书也运到了，立即在衡山半山上赁屋工作。只过了二个月，因战局影响又向广西迁移，于1938年初在阳朔恢复工作。未及一年，再度从阳朔搬迁到昆明，于1939年初才又恢复工作。针对战时形势，陶孟和安排了一些新的工作，其中包括派人到上海调查沦陷区和“孤岛”经济动态这一项目。我就是接受这一任务于1939年5月到上海去调查工商经济动态的，接踵而往的还有调查金融动态的余捷琼。1940年6月，陶孟和召我返回昆明，见了面，我才知道出于翁文灏的要求，陶先生已同意介绍我到经济部工作。就这样，我怅然辞别了追随十五年之久的陶先生。下面我要记述的也就只能到这一时期为止。
社会调查研究的前期工作主要包括哪些内容?社会调查部创始时，陶孟和是否订出过工作规划，我不清楚。我是1926年7月参加工作的，陶先生安排给我的工作是作为李景汉先生的助手，参加北京家庭手工业户（五百家）的生活调查。另外进行着的项目，记得还有北京人力车工人生活调查，xxx棉花生产运销的调查。好像《劳动年鉴》的收料工作也已开始了。当时人员不多，屈指可数，但不久就有了增加，研究项目也多起来了，中心课题以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费调查分析为主。继家庭手工业和人力车工人生活调查之后，进行了北京郊区海淀附近农村家庭调查，塘沽工人调查。与此相联系，进行了定期零售物价调查，编制了北平生活费指数。当时，社会调查和编制物价指数等工作在国内是创举，一些方法都是从国外出版的书本中得来的。为此，陶孟和指导研究人员在进行专题调查分析的同时还要把调查研究的方法编写成书，公之于众。以后陆续出版的有《社会调查方法》（樊弘撰写，发行过三版）、《生活指数编制法》、《指数公式总论》（以上两书均为杨西孟撰写）等书。随后，社会调查部与上海特别市社会局（那时蒋介石已攫得政权）合作，进行了一项纺织女工家庭作为对象，采用按天记家用帐目的方法，积累长达几个月（可能是半年）的资料作为分析的数据，由杨西孟主其事，编写成《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一书。上海社会局则利用此项数据作为编制上海生活费指数分类加权的依据。与此同时，陶孟和接受南开大学何廉教授的建议，双方合作进行天津工人生活调查和物价调查。何廉为此在南开大学设立一个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经济学院），社会调查部为进行这一项目酌予经费补助，调查结果为编制天津物价指数准备了必要条件。
那时陶孟和对工人运动、劳资争议、工资问题等也列为研究重点之一。《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经过四个人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于1928年编成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劳动问题的综合性参考资料工具书。关于工资问题的研究，陶孟和选择了铁路工人和纱厂工人为对象，安排研究人员到北宁铁路局和胶济铁路局以及天津唐山五家纱厂收集第一手资料，从连续几年全局或全厂工资帐册中抄录各类工种工人的每期实际收入，然后加以整理分析。
商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当时系统性的一项工作，继xxx棉花产销调查之后，又进行过小麦产销调查，后来又做了一次xxx安国县全国性每年一度的药材集市调查。
以上是我回忆所及的社会调查部成立三年中陶孟和亲自安排指导、由研究人员分别承担进行的一些项目，当然是不完整的，而且难免记忆有误。
进入社会调查所阶段后，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人员增加很多，项目不断添设，而一个明显的变化则是研究项目不象以往那样集中在几个问题上，而是把范围扩大到了国民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于是研究人员分别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政、对外贸易、人口问题等方面选题进行，自然地形成几个小组，但并无组织形式。另外，理论研究和劳工问题的研究仍继续进行。随后，社会调查所与保管清朝内阁档案的机关联系协商，取得整理内阁奏折的机会，为此设立了经济史组。
我担任的是工业经济方面的项目，同组工作的最初是吴半农，以后又有王镇中、严中平先后参加进来。工作从收集文献资料入手，对工业资源和交通运输做了综合考察，由吴半农担任编写成书的有《铁煤及石油》、《交通工业》二种。与此同时，选择重要行业从事第一手资料的实地调查。当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国主要工业棉纺织业因受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经济萧条的双重影响，面临深重危机。我在孟和先生支持下，先对日本棉纺织工业作了概略的文献调研，匆匆写了一本《日本之棉纺织工业》。这样做，对我自己来说是为了探索这一行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所在，为下一步进行实地调查作准备。接着就与王镇中一起出发到全国纱厂所在地，调查了四十几家纱厂，写成《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一书。
《我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书影
关于其他方面经济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全面，姑就记得的谈一点。农业经济方面，我记得韩德章曾经做过河北定县农村经济调查，还有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的xxx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时在1929年或1930年，那时社会调查所还没有并进中央研究院）。金融财政方面，吴承禧对中国银行业做了历史研究，写成《中国的银行》一书；千家驹从事财政问题的研究，成书的有《中国的内债》。陶孟和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很注意，早年曾选北平为解剖对象，由雷辑辉写了《北平税捐考略》一书，后来严仁赓到所后，也曾以地方财政为研究课题。对外贸易的研究工作由蔡谦和郑友揆担任，他们利用海关未经发表的原始统计，化费了多年时间，编篡成内容丰富的《我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1919，1927--1931》（蔡谦、郑友揆合编）。此外，他们两人还撰写了关于关税及其他与外贸有关的书本和论文。劳动问题研究的成果有《第二次劳动年鉴》、《国际劳工组织》（曾炳钧撰）、《xxx及平津两市劳资争议底分析》（吴半农撰）等书。理论研究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樊弘孜孜不倦地埋头于马克思学说的钻研，这是得到陶孟和的鼓励和支持的。还有经济史组整理研究清朝内阁档案资料的工作，那是长期性的工作，始终由汤象龙主持其事。
各人研究的成果不一定都写成书本，有些是写成论文的，为此，社会调查所出版了两种期刊，即《社会科学》杂志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前者是季刊，最初由陶孟和自任主编，以后曾炳钧、朱炳南、千家驹等都先后担任过主编。后者是半年刊，先是陶孟和、汤象龙主编，以后梁方仲、张荫麟、吴晗等人也担任过主编。
社会调查所并进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研究方向大致如旧，没有明显变更。抗战时期，在阳朔不到一年中没有什么新的发展项目，大抵各人都继续进行手头未了的工作。迁移到昆明以后不久，我去上海呆了一年，对所里的情况十分隔膜。之后我就离所了。但后来我多少知道一点，即使在昆明和其后在四川李庄时工作条件很差的情形下，陶孟和领导下的研究工作仍然积极地进行着，也还有颇为人们赞许称道的研究成果，如严中平的《中国棉业之发展》（1942年重庆出版），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1947年出版）。
社会调查研究的前期工作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陶孟和领导研究工作有没有远期的规划呢？如果有，制定规划的目的何在？我以往没有留心这一问题，也没有听说过。其实答案是有的。最近我在图书馆找到了社会调查所出版的《社会研究》丛刊中的一本，在这本书的底页发现了一段题为“社会调查所的事业计划”的文字。我看后想了想，觉得陶孟和先生主持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确实是按照这项计划进行的，不仅在社会调查所（包括它的前身）以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时，是如此实践了的，即便再后来以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时，大体上也仍按照这一计划行事的。现在且将“计划”原文移录如下：
社会调查所的事业计划
（一）关于社会问题行使学术上之研究与调查
（二）介绍国外调查社会问题及研究社会问题之技术于中国
（三）将调查研究所得结果报告社会以备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之参考
（四）搜集关于社会问题之图书及资料以图研究与阅览之便利
（五）提倡社会研究之兴趣使专攻社会科学之人士致力于专门实际的研究
（六）与从事社会调查之机关谋合作协力调查社会问题
（七）指导其他机关之社会调查事业
对照这一计划回顾当年的实践如上文概略述及的，我深切体会到陶孟和先生的远大眼光，广阔胸襟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确实是了不起的。他的抱负和情操是如此的高尚。他脚踏实地积极争取，使预期项目得以逐步实现的毅力是如此可敬。
《民国文献资料汇编》第一册
从这份“事业计划”列举的条目中，我回忆到一连串有关的事例。出版关于社会调查方法和指数编制方法等书，不正是与“介绍国外调查社会问题”的“新技术于中国”的计划相吻合的么？相仿佛的还有所出《中国之经济地位统计图》、《北平社会概况统计图》两种，在某种意义上（表达形式上）是属于介绍统计图绘制方法的性质。各项专题选样调查的结果是提供第一手资料“以备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之参考”的。同时，选择这些专题的另一个意义，又可以说是为了“提倡社会研究之兴趣”。至于“事业计划”中所提及的“与从事社会调查之机关谋合作”一项，上文已经提及的与xxx社会局合作的项目，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的项目，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作的项目，都属于这一性质。关于“指导其他机关之社会调查事业”一项，明显的事例是1932年下半年应广西省政府的要求，社会调查所组成千家驹、吴半农、韩德章三人集体，与广西省统计局合作，进行全省经济情况实地调查。广西省统计局有负责干部参加这一工作，另外还有由二、三十名青年干部组成的调查队一同出发到选定的目的地去工作。在出发前进行了培训工作，由千家驹等三人为队员讲授调查方法。调查工作完毕后一同讨论资料整理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起了指导的作用（工作结束后，千家驹等三人撰写《广西经济调查报告》，由社会调查所出版）。
我相信陶孟和先生这一时期的事业对学术界所作的贡献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将会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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