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霍去病墓石雕中马的形象树立了大写意式浪漫主义精神的雕塑高峰，而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浮雕中马的形象开创了陵墓雕刻现实主义精神的先河，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二者的艺术风格各有千秋，但是这两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分别从写意造型与写实造型，静态与动态，整体与局部三个方面来分析石雕中马的形象，从中来探索汉唐石雕中隐含的不可割舍的联系。
[关键词]马；写意造型与写实造型；静态与动态；整体与局部
马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马的形象，在罗辑“卜辞”中，有数次猎获马的记载，最高纪录达6匹。
据史书记载，商周时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马。春秋战国之时，战争的胜负也依靠兵车的多少。在人死后，作为陪葬的马匹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霍去病墓的石雕，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无不显示出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马在古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帝王对良马的喜爱，在客观上促进了马的艺术发展。
汉武帝不惜重金和发动战争来换取汗血宝马的事例就是一个佐证。马成为汉代绘画和雕塑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和内容。唐太宗属相马，也特别爱马，而且建立祭坛永久纪念的曾与他驰骋疆场立过汗马功劳的六匹爱马，即是在中国石雕艺术上辉煌灿烂的“昭陵六骏”。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但是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群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是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他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
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群归为写意的类别，而唐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组石雕虽然都刻画的是战马，实质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墓石雕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
《马踏匈奴》、《跃马》、《卧马》等，组成了纪念碑雕刻的主题。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的重要特点，是用独特的艺术构思和选取石料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造意，因意而施工。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可以看出在整个雕塑中，因型造意，利用石料的天然造型来取势，意象的造型手法运用下取得了神似的造型。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胡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这样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结合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
就马的造型而论,唐马造型是由汉马发展而来,但两者又各有不同。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时代,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六骏”在表现手法上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围绕现实生活，尽力准确地表现客观对象。对于六匹马的刻画，艺术家都严谨精微的以表现出各自的体貌性格为目的。不仅马的形体结构准确，同时在细节上，写实程度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除了马鞍，络头等装饰外，唐人还从西域学来把马鬃剪成三撮的习俗，称为“三花”，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有“三花马”可作此证，可见“六骏”鬃剪三花，实属对象的真实写照。
二、静态与动态的统一
《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圆雕,它长1.9米,高1.68米.用整块灰白红砂石采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凿而成,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场景。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形成了完美统一。
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
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及其各不相同的动态和精神，及其“飒露紫”一件，通过拔箭的动作成功的表现出将军的镇定状态和骏马主动配合的动势，显示出他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还如以四蹄腾空、镫带飘举表现白蹄乌的急驰狂奔,以四肢蹬地、身躯后撤，还有青骓和特勤骠,前者身中五箭仍跳跃腾空、“足轻电影”,后者躯体骠壮、奋蹄前行、“天险摧敌”。
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的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完成了动态与静态的完美结合，将骏马的瞬间动态的永恒凝固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
三、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这两组石雕都是有多尊石雕组成。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冢高约25米。墓上林木通山，所有的石刻原本都放置在祁连山形的坟丘上，与树木草丛浑然一体，雕塑与景观融为一起，和谐而自然。独巨匠心的为坟前雕刻提供了一派近乎天然的背景，也把它们连成一个有主有从、或显或隐、气象壮阔、意境深邃的艺术境界。
昭陵六骏是由6面石屏组合而成，每一石屏上的马姿态各异，形象也各具特色，但总体上也是非常和谐统一的。在“六骏”动态设计上、东“特勒骠”迈步前进，“青骓”奔驰向上、“什伐赤”减速向下；西“飒露紫”静止站立，“拳毛马呙”起步行走，“白蹄乌”飞奔向前。“六骏”的方向和在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静和动、强与弱、起与伏的变化形成了一种优美的节奏感，
霍去病墓石雕群和昭陵六骏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而且直接收到统治者思想的影响。继而所表现的艺术风格也都烙下当代艺术风格的烙印。汉代，道家思想盛行，这样使得统治者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霍去病墓的石雕作品就体现着浪漫主义的风格。而后的唐朝，非常理性的开朝皇帝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倾向于以写实手法的现实主义风格。“六骏”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他阵亡的爱马形象。
衡量艺术作品的优劣、价值的高低，往往不在它对前人艺术重复技巧的纯熟，而在于它自身突破前人传统方法的桎酷，所迸发出来的创造精神。霍去病墓石雕群都是依势象形，利用大的体面关系，抓住对象的特征进行概括，以整石雕成的圆雕作品。是西汉纪念碑性群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范，是我国雕塑艺术在塑造形象方面打破旧的程式，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而昭陵六骏却另辟蹊径以高浮雕的石雕艺术形式来表现唐太宗阵亡的爱马形象，在中国雕塑史上，这是继西汉霍去病墓前石雕艺术之后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马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马的形象。据史书记载，商周时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骑马。贵族死后，作为陪葬的马匹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霍去病墓的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无不显示出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马在古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帝王对良马的喜爱，在客观上促进了“马艺术”发展。汉武帝不惜重金和发动战争来换取汗血宝马。马成为汉代绘画和雕塑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和内容。唐太宗属马，也特别爱马。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群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是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是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群归为写意的类别，而唐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组石雕虽然都刻画的是战马，实质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基石雕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的重要特点，是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石料的选取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胡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这样，将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相结合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就马的造型而论，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时代，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圆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场景。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形成了完美统一。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显示出他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地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
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1秦汉两代动物雕塑题材内容中对马的偏爱
秦代的动物雕塑主要体现在马俑雕塑艺术中。战马雕刻形象写实逼真，结构塑造准确。透过排列齐整的战马方阵，使观者仿佛回到了古战场。秦代战马流露出庄严，肃穆，宁静好像随时一跃千里，冲入敌阵，显出了战马充沛的精力。这种寓动与静的表现方式使人震撼。秦代陶马雕塑反映了秦代社会对马的需求，战马成为当时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武器，是秦帝国重要的武力装备。马在汉代的特殊地位是由其社会作用所决定的。汉武帝为摆脱北方匈奴对西汉政权及对西域地区的商贸往来的威胁，对战马的需求自然成为关键因素。特从西域乌孙国引进有“天马”之称的汗血宝马，并在武威设置马苑，进行良马的引进与培育。马的雕塑造型以程式化的“良马式”标准延续下来。到了东汉，名将马援提出的铜马相法集中了各种良马特征。所以汉代墓葬出土马造型，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但良马式造型的标准却变化不大，一直延传下来。
2秦代马雕塑的艺术特点
（1）写实主义是秦代马雕塑最显著的艺术特点。秦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对文化施行严厉的管制政策，限制了装饰类型的动物雕塑的发展，所以秦代最为明显的马佣雕塑风格类型为写实主义风格。有这样一段关于陶马的描述，秦代陶马约与真马同大，“头部较方，鼻骨隆突，剪鬃，与西部河套马形态接近。另外，陶马马背鞍垫，下缀缨珞、短带，没有踩蹬，马头套着卫辔，马身涂黑或褐色，蹄和牙齿是白色的，耳孔、口、鼻孔施朱红色。鞍面上分别涂红、白、赭、蓝色”[1]这些精细描绘，都力求逼真再现战马原貌。此外，秦墓还出土了两套铜铸车马。马具齐备，笼头、缰绳、项圈，都以盘银制作。脖上系的浅蓝色璎珞是极细的铜丝绞合而成。以上实例说明秦代在动物雕塑的制作过程尽力求真，不仅制作工艺力求达到逼真，甚至还采取与实物结合的方式来达到更加逼真的视觉效果。
（2）从秦朝的陶马俑中可以充分体现静穆这一艺术特点。整齐划一的秦国军队，静穆地排列着，一列列的战马安静地站在那，生怕发出声响惊搅自己沉睡的主人。好像是等待主人睡醒后，发布命令准备出征。秦陶马基本呈现的是站立姿态，四肢稳稳地触地，头略抬，有些像现在的动物标本的状态，丝毫没有跃动的迹象。秦代动物雕塑的静到了严肃的地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天下独尊，唯有始皇的威严。秦代的马雕塑表现的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隐藏在庄严肃穆的外表下。艺术工匠通过他的艺术创作，将这种强势的力量和自身的敬畏心态转加到自己创造的作品中。静穆的特点所体现出的宁静、肃穆是艺术反映秦代现实生活，服务与皇权政治的一种直观反映。秦代的这一艺术特点也影响到了汉初的动物马雕塑艺术特征，周亚夫墓出土的骑马陶俑也都体现了这种静穆状态，整齐一致，性格相同的雕塑造型模式随着汉代艺术思想的逐步成熟和楚文化的复苏而有所改变。
（3）秦代马雕塑的博大雄厚之美可以理解为高大，宏伟、博大、雄伟的美。具体来看，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首先从直观的艺术形式中来判断，是追求宏大的场面，难以统计的数量，色彩繁杂达到追求极致的程度。而从审美角度来看是对秦代人的审美情感的一种外化反映，通过自然形态加以显示。秦代统治者追求大、求实的审美愿望，通过权力的操纵扩展到秦代的动物雕塑艺术创作中，从秦朝陶马俑的规模也可以感受这种艺术特点。秦陵中驾车陶马俑和骑兵鞍马俑总数超过一千多匹，其规模和数量可以说是举世少见。试想，面对如此宏大壮观的场景，不仅传达出秦人称霸天下的雄心和气魄，更反映秦人追求博大之美的内心愿望。
3汉代马雕塑的艺术特点
（1）汉代马雕塑总体呈现了一个运动的面貌。在陵墓雕塑中马俑多奔驰跳跃。可以说，汉代动物雕塑集中体现了运动这一艺术特征。从汉文化的起源楚文化中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楚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现某种运动结构，并形成了对该运动形式的偏爱，最终形成了对该种形式的审美经验，并不断沿袭。楚人的“视觉经验与心理经验反复的刺激，使他们认可了旋转形式结构是充满活力的，进而升华到运动性质是通过依靠圆形结构传达出来的，而圆又被赋予到象征生命运动的物象中”。[2]
（2）具有表现色彩的写实性艺术，是艺术工匠通过对客观物象的观察，意象再现客观事物形貌特征的雕塑手段，给人以不完全同于写实性审美感受，而形貌特征的再现来源于创造者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后进行再次创作。汉代动物雕塑艺术体现的写实并不是对自然物态的直接再现或简单临摹，而是雕塑艺匠将对动物的主观感悟物化体现的载体，但这种创作又具有自然的影子。例如，马踏飞燕的雕塑，天马的造型在写实中又有提炼和夸张，表现了其飘逸的神采，所以汉代动物雕塑风格一改秦代的写实之风，在写实中又有表现的成分，开创了动物雕塑创作的新面貌。
（3）在汉初的动物雕塑造型中充分体现汉代雕塑艺术的另外一个特点――拙朴。汉代的马雕塑依靠动作、情节来展示马的气势而不是强调细部的准确描绘，这不但没有减弱马的美感反而成为汉代雕塑古拙气势之美的必要因素。在汉代画像石中马的形象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点，没有修饰，强调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动态，采用线条勾画动物形象的轮廓，以高度概括的形态显现动物旺盛的生命力，突出的是动物的速度感，实现了气势与古拙的完美结合。
从秦代和汉代马雕塑表象层面来看，秦代雕塑艺术追求宏伟的气势，无论规模以及体量都力求博大静穆之美。汉代艺术则追求动作奔放、节奏分明、色彩艳丽的艺术特征。从审美文化来看，秦汉两代马雕塑不同主体造型意识导致他们产生不同的艺术表现结果，也验证了艺术精神是关于艺术创作的基本准则和基本信念，所以，两代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导致秦代到汉代雕塑艺术风格差异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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