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30日清晨，三艘美军登陆舰徐徐开出xxx宝安县大鹏湾。军舰上搭载着2583名东江纵队指战员，向着中国北方的xxx缓缓驶去。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预谋发动内战，谈判桌上假意与共产党和谈，背后的屠刀已然寒光乍现。
广东是国民党军事统治最森严的地区之一。几乎是孤陷重围的东江纵队，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冲突。事实上，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彻底清洗东江纵队的军事准备。
为了争取和平，也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东江纵队北撤。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东江纵队能够全身而退，既离不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也与东纵领导层在谈判桌上与敌人苦心周旋密不可分。3年之后，北撤的东江儿女与大军一同挥师南下，为解放华南作出独特贡献。“东江纵队北撤”也成为一次为人称道的战略大转移。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这个消息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广东罗浮山山区时，当地百姓和东江纵队的战士们沸腾了。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人们欣喜若狂，高唱《东江纵队之歌》，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眼泪，有的同志拿出仅有的钱换煲糖水喝，有的“小鬼”高兴得乱蹦乱跳，高呼“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更是喜出望外。就在8月9日，毛泽东主席刚刚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毛主席说：“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看到这个声明时，曾生认为，“最快也要一年半载才能把鬼子打出去。”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周时间，胜利就来了。
激动过后，曾生陷入沉思。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今后的斗争还很艰巨。一来，日本虽然宣布投降，但是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仍盘踞在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二来，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向粤北调兵遣将，打算围攻东江纵队。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东江纵队的围追堵截。早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就曾经派兵疯狂进攻曾生在坪山的驻地;1945年7月，驻赣南的国民党军第63军、第65军又对东江纵队的北江xxx发起进攻。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失去了“共同抗敌”的合作基础，矛盾也就进一步公开化了。下一步是战是和，时局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大家如坠迷雾。
日本投降后的十天之内，蒋介石先后给毛泽东发来三封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为了谋求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突然派特使贝鲁罗索夫秘密访问延安。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等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将一切援助给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然而，“条约”刚刚签署一个月，苏联发现美国有染指东北的意图，于是他们秘密联络中共中央，表示继续支持中共。
基于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对战后军政总方略作出重大调整。9月1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抢在国民党军队前，夺取整个东北的控制权;“向南防御”则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北的防线，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进军。
原xxx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告诉记者，抗战胜利时，中共军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在长江以南不占优势。因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着眼于全国战略部署的果断抉择。
不过，这样一来，长期在广东作战的东江纵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共中央致电广xxx党委，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建议东江纵队采取“分散坚持”的方针，力求保存干部与实力。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但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人民军队的进攻。
《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匪手册》，冠冕堂皇地告诫各级军人：“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对蒋介石“剿匪密令”响应最积极的国民党将领莫过于主政广东的张发奎。《双十协定》签署仅10天，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便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
张发奎是广东始xxx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披坚执锐，浴血奋战，给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之名。时任第四军军长的正是张发奎。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曾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可以说是于抗战有功。可抗战后，张发奎坚持反共立场丝毫未变，对付起自己辖区内的东江纵队更是毫不手软。“绥靖会议”上，他召集广东、广西两省的军政首脑，布置了3个月内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清剿”完毕的任务。
会后，广东的国民党军倾巢出动，第65军154师扑向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第63军153师扑向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第63军186师袭击粤东大北山根据地;第63军152师、187师包抄五岭根据地……一时间，从南岭山脉到珠江两岸，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国民党军队动用了17个师，“围剿”东江纵队。
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始末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主要有这样几条：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商定回广东再谈。
为了监督这一协议的落实情况，3月31日，國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和美方代表柯夷组成军事代表团与张发奎、尹林平同机飞回广州。没想到，一到广州张发奎又捣起乱来。
4月2日，廖承志与张发奎、皮宗阚、柯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开始，国民党代表皮宗阚问张发奎：“广东究竟有多少中共抗日部队？”张发奎哈哈一笑说，广东只有几十个，最多上百个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根本不值得一提。
廖承志听张发奎的话头儿，知道他又要出尔反尔，于是回敬道：“张主任，你调了六个师的兵力去进攻谁呀？如果张主任的话属实，我准备在明天的《国民日报》头条发表一个爆炸性新闻！广州行辕张主任兴师动众，派出六个师的兵力，围剿不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张发奎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就连美国代表柯夷也觉得他前后矛盾，十分可笑。廖承志借此机会，向柯夷讲述起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滞留港岛，处境十分危险。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800多位文化名人。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克尔率领20架战斗机轰炸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克尔的战机不幸被日军击中，克尔跳伞降落在观音山。日军发现后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捕。幸亏东江纵队的小通讯员李石及时发现了克尔，并通过东江纵队辗转将他护送回桂林空军基地。
1945年3月，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找到东江纵队，请东纵协助他们在大亚湾和汕头附近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地点。东江纵队发现，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洞穴工事，于是绘制成图交给美军。接着，东纵情报人员买通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驻守在那里的是日军精锐“波雷部队”。得到这个情报后，美军决定避开“波雷部队”，在连云港登陆。后来，为尽快结束战争，美国又决定向日本本土扔掷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虽然没有如期执行，但美军对东纵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军专门致信曾生：“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
美国代表柯夷听完廖承志的介绍，深受感动。张发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交锋，张发奎终于在“北撤协议”上签了字，并发表《行营公报》：东江纵队2400人乘坐3艘美国运输船，北撤山东。路线是从xxx宝安县大鹏湾出发，前往山东烟台。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虽然签定了协议，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国民党政府会不会报复留在广东的东纵队员？他们的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自由如何保障？海南岛的琼崖纵队怎样撤退？东江纵队北撤会不会成为第二次“皖南事变”，如何保证北撤战士们的安全？这些都是未知数。
为了防止敌人“一锅端”，同时也为了以后有人能领导留在广东的东纵战士继续战斗，曾生认为，他、方方和尹林平三人，不能绑在一起，一定得有一个人暂时离开。方方是第8执行小组成员，走不了;曾生是东纵司令员，也走不了;尹林平是政治委员，国民党认为政治委员只会做政治工作，不会打仗，他要是留下来，可能对国民党更有利。
正巧这段时间尹林平闹肚子，于是他在一次谈判中提出请假去香港治病。国民党代表黄维勤猜想，尹林平这一去肯定不会再回来，于是极力反对。方方找到米勒问：“上校先生，在你们的军队中，病人有没有治病的权利？军队是否也要有人道主义？”米勒很痛快就同意尹林平去香港治病。
尹林平按规定将所乘的火车班次告诉国民党方面。然而到了火车站，他见人头攒动，根本买不到票，于是当机立断改乘轮船。谁知道，他原定乘坐的列车行驶到增城境内，竟然翻了车。事后曾生他们了解到，这起翻车事故是国民党“杀敌”大队大队长朱兆康干的。
尹林平躲过一劫。
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始末东江纵队在抗战八年中，先后建立了人口约450万以上、总面积约6万多平方公里的xxx。日本投降前后，延安与东江纵队失去了电讯联络。“东纵”在华南国民党统治区处境极其艰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这支部队的命运。1945年在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时，为了让蒋介石接受和平建国的方针，中共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中共领导的广东武装部队撤退到华北或华东xxx。“东纵”北撤，是马歇尔将军使华调处国共冲突的一项重要成果。图5为军调部三方领导人马歇尔、张治中及周恩来的合影。数年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搞反共，马歇尔调处行动在国会横遭“通共”质疑（见图6），被列入麦卡锡的“通共”大名单里。
“东纵”北撤来之不易！国共停战令颁布之后，国民党当局公然以“剿匪”为名，疯狂向东江纵队进攻。军调部中共方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极为操心。在军调部会议上，中共多次提出，应迅速派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国民党方极力反对，声称广东地区根本没有中共部队，没有必要往那里派执行小组。叶剑英摆事实，说“东纵”在香港沦陷之后，援助我不少港九同胞及英军战俘脱险，抢救逃难至香港的著名文化人，救助过跳伞的美国飞行员，还支援了盟军的情报工作。在证据面前，美方罗伯逊上校和马歇尔将军均表示赞成；这样，国民党委员迫不得已同意往广东派出执行小组，称为第八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是米勒上校，国民党方是黄维勤少校，中共方就是方方少将（见图7）。方方仓促受命上任，行前叶剑英叮嘱说：“延安与‘东纵’有半年多失去电讯联系，中央很关心，你到了广州，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上。我们要把东江纵队保存下来，撤到北方。”第八执行小组从北平飞抵广州，新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特意“招待”执行小组住到沙面岛的洋楼（现胜利宾馆），环境优雅而舒适，训令“养尊处优，好好保护”。住这里，如果要离开岛屿必须经过仅有的两三座桥，方方知道自己被监视起来了。
张发奎是北伐、抗战名将，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对经营广东却很有自己打算。他在大革命时代跟共产党打过交道，叶剑英、叶挺都在他当军长的第四军任过职。有了东江纵队等几支中共部队在广东活跃，他在广州的日子就过得不会安宁。因此，他将东江纵队等中共部队视为心头之患，决心加以消灭。蒋介石也亲自给他下了密令，要他消灭中共在华南的这支游击纵队。张发奎老谋深算地玩起两面手法，表面上宴请周旋唱起和平调子，实则加紧调兵遣将，想趁执行小组与东江纵队尚未接上头的时候就歼灭他们。在沙面举行执行小组会议，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校与张发奎同一个腔调：“经政府方面多方了解，广东地区确实不存在中共部队，有的只是一些流散土匪而已。”方方坚决反驳，历举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抗日事实。双方针锋相对。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则端坐一旁。方方来不及物色自己的英文译员，没法与米勒交流。米勒态度模棱两可，说等待你们双方争吵的结果：要是广东有共军，我们就往下讨论调处事宜；要是广东没有共军，我们就返回北平复命。
当时，东江纵队处境极为困难，纵队政委尹林平（见图9）离开部队到香港打电报给周恩来，忧虑中的周恩来接到电报才放下心来，及时回电给予秘密指示。通过民主人士同盟会老人李章达（见图10）联系及安排，在李的家宅里，方方与地下党派来的黄秋耘（见图11）接头建立了秘密联系。李章达因此一功，在解放后曾出任xxx副省长（见图12）。
由于周恩来过问，马歇尔出面，北平军调执行部终于派出美军运输机将中共电报人员送往广州。中方代表的电台投入使用后，方方与北平、重庆甚至延安的电报联系渠道终于建立起来了。“东纵”也从香港给方方派来了英语翻译，从此，方方与美方米勒上校有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方方向米勒详细介绍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在极其艰苦与危险的情况下，抢救在香港滞留的国际友人、与英军服务团和美军第14航空队合作，是有成绩的。期间米勒也曾到过香港，从港英当局方面验证了方方讲的事实。为此，米勒在致张发奎的备忘录及向北平军调部美方反映的情况中，都公允地提及此事。经张治中给蒋介石做工作，不能因小失大，广东中共游击队走了，于我有利。蒋介石勉强同意了。经军调部督促，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张发奎只好于2月15日通知执行小组：“奉命同意”执行小组去大鹏半岛“视察”。但是，张发奎仍操纵惠州驻军第63军以“不能保证安全”给以阻挠。第8执行小组在惠州碰了钉子！
困局中，周恩来电令尹林平从香港秘密飞来重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写出中共方面关于广东问题的具体提案，作进一步谈判。1946年3月11日和18日，由周恩来安排，尹林平以华南游击队代表身分两次在曾家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用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关于“广东无共军”的无耻谣言，并介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东江打内战的情形。尹林平在介绍中，出示了被抢救的英军赖特上校等一批国际友人的照片及感谢信，一份被抢救美军飞行员名单，上面列出飞行员所属部队、获营救时间等，附有照片及感谢信；这使得记者招待会开得精彩、生动，在重庆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马歇尔将军派柯艾上校拿着尹林平提供的“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名单，驱车到上清寺的驻华美军总部（现属重庆六中）进行验证并得到了确认。这份名单包括：
克尔中尉（Lt.DonaldW.Kerr），中美联合空军第32战斗大队第3中队，1944年2月10日，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中弹着火跳伞获救；沙克上士（Slsgt.Rolerld.shoak.）身份铜牌号1804682，射击手；勒夫哥中尉（Lt.WillianLefkoe）身份铜牌号0741846，驾驶员兼掷弹员；拉乌日尔中尉（Lt.G.Laveerl）身份铜牌号073509，驾驶员；康利上士（Slsgt.D.Conleg）身份铜牌号84402807，炮手；艾利斯上士（Slsgt.H.Ellis）身份铜牌号（缺）。此5人属驻桂林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第117号轰炸机机组人员，1944年5月26日在袭击拜亚士湾日军运输舰时被击落，被“东纵”救助后送往桂林。
另有伊根中尉（Lt.J.Egan），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Znd.Lt.N.J.Crehan），美海军第三舰队飞行员。此二人在驾飞机袭击香港、九龙军事目标时被击落，获救后又遇日军疯狂扫荡，得到“东纵”保护在游击区生活了近两个月。
中外记者会后，经两天会谈，三方取得一致。会谈中，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了关于广东问题的备忘录，文件中详细说明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的人数、出发港口、后勤以及美军提供军舰运送等问题，三人小组又从重庆往广州加派一个由廖承志、尹林平为中方代表的特别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皮中阚上校，美方代表是柯艾上校。由北平、重庆都派出三人小组到同一地点来调处国共冲突问题，这在军调执行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派往全国各地包括东北地区总共36个执行小组，只有广州是双重小组。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发奎再也不能回避，只好跟两个三人执行小组一起直接谈判。“东纵”司令员曾生将军也得以到广州参加谈判。曾将军是香港人，在南洋谋生过，他操流利英语直接向柯艾与米勒两上校介绍当年“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的生动情节与细节，打动了两个美军上校。柯艾对米勒说：“营救过多个美军飞行员的部队，怎么能让它消失呢？”至此，美国方面对“东纵”北撤问题的态度完全明朗化了，谈判有了突破。
4月2日，东江纵队北撤协议终于在广州沙面达成，规定由美方派出三艘军舰将“东纵”主力运到山东中共根据地。
东江纵队北撤各部队在限定登舰日期前两天即6月23日之前，先后到达葵涌；三方代表组成的第八执行小组也在此前到达，以监护“东纵”北撤主力部队登船。岂料这时竟半途骤然生出大波折！美方突然电报：因途中遭台风袭击，三艘登陆舰将延误到达。这就使高度密集在葵涌的东江纵队主力，一下子处于紧急危险状态之中！背面是大海，三面是国民党军队。长期潜伏在张发奎司令部的中共秘密党员杨应彬、左洪涛（见图14），紧急关头送出火急情报：广州行营密令其参谋处抓紧绘制包围进攻王母圩、葵涌的路线图，其参谋长得意地说：“中国有两句成语，一是‘瓮中捉鳖’，一是‘一网打尽’，都将在这次应了！”
方方、曾生获情报，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一方面立即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向三人军事小组与军调部及时揭露国民党阴谋，并争取国内外舆论予以谴责。曾生、尹林平指挥部队作了最坏应对打算，在大鹏半岛作应战准备，占领各高点，构筑工事，布置情报网，设置地雷区，并与港英当局取得联系，英方承诺可以从海上掩护“东纵”向香港新界撤退。
米勒上校处事还比较公允，也担心如果真发生类似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悲剧，他作为执行小组的召集人也脱不了责任，于是同意以第八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广州行营发出急电，要求张发奎在美国舰船尚未到达大鹏湾的等候期间，等船的中共广东武装人员之安全应予以确实保证：在未接到第八执行小组关于中共武装人员已经登船启航的通知之前，政府军不得越过已经商定的军事分界线。米勒上校及时使用电台与前来执行任务的美舰联络。国民党当局惧于各方压力，最后还是没敢实行“瓮中捉鳖”计划。
6月29日中午时分，大鹏湾海面上终于出现三艘美军登陆舰。曾生将望远镜递给方方，方方又转递给米勒，让米勒先看。米勒在望远镜光圈里看到了舰上的星条旗，悬着的心落下来了，高兴地大喊：“Ok！Ok！Active！（好！好！来了！）”
如今，当地在“东纵”北撤旧址建立了“‘东纵’北撤公园”，有“东纵”北撤纪念亭、登舰处等旅游热点景观（见图15、16）。笔者曾随游人到此参观海，回顾历史，心如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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