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住在法租界内给特务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于是，沈醉指示特务写信或打电话去恐吓、侮辱宋庆龄，还曾两次寄给她子弹，以此威吓她，希望能够达到逼迫她搬家或出国的目的。面对白色恐怖，宋庆龄没有畏惧，相反，她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从事反蒋活动。终于，蒋介石忍无可忍，命令戴笠派上海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下手，于1933年6月18日将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打死在离宋庆龄住宅不远的法租界亚尔培路，并故意散布“杀杨儆宋”的舆论，企图以此使宋庆龄屈服。然而，宋庆龄毫无惧色，她拍案而起，愤怒地斥责蒋介石蔑视人权、杀害杨杏佛的卑劣行径。
威吓达不到目的，上级又多次指示沈醉，一定要派特务设法打进宋庆龄的家，并力争收买她身边的人。
宋庆龄最信任的保姆是李妈(李燕娥)。沈醉经过考虑，挑选了一个女特务去接近李妈。女特务很快结识了李妈，并随李妈去了宋家几次。沈醉指示这个女特务送些东西给李妈，还让她常去宋家探望李妈，准备对其进行收买。在女特务与李妈接触的过程中，敏感的宋庆龄对其产生了警觉，她提醒李妈尽量少与此人接触。不久，这个女特务开始向李妈打听宋家来往人员的情况，并表示要再送些东西给她。忠诚的李妈如实将情况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随即让她把过去收到的东西全部退还，以后决不要再与这个人往来。这一着失败后，沈醉又想通过宋庆龄邻居家的一些女佣人去做李妈的工作，最终都没有成功。
在女特务和李妈往来的过程中，沈醉了解到李妈刚与一个不务正业的男人离了婚，还没有找到对象。李妈当时才二十多岁，总不能不嫁人或交朋友。于是沈醉又策划了一个“美男计”。
沈醉考虑再三，挑选了一名会开车的特务化装成汽车司机来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司机不但和李妈的身份相当，而且常有机会在附近或别处遇上她，不容易引起宋庆龄的怀疑和注意。
他让这个特务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一家出租汽车行的楼上，为汽车行当司机。这个特务通过一位在上海当寓公的国民党老官僚的私人司机介绍，经过3个月左右时间，终于和李妈交上了朋友。李妈将交朋友的事如实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听后叮嘱李妈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带男朋友来见见面。
为了以假乱真，沈醉进行了精心布置，力求万无一失。于是，“男朋友”邀请李妈到家去做客，不长的时间里，便有几个事前安排好的司机、工人去看他，而且对他都很尊重。与过去那个流里流气的丈夫相比，李妈对这个“男朋友”相当满意。
不知是试探，还是宋家真的来了客人，李妈打电话到这家车行租车，一连两次都是这位司机开车去宋宅接送客人。这更取得了李妈的信任。接着，李妈还邀请“男朋友”到莫里哀路寓所去拜见了宋庆龄。对特务们来说，一切进展都显得那么顺利!
沈醉很高兴，认为只要他们确定关系，李妈就不得不“嫁鸡随飞，嫁狗随走”，听从他们的摆布。正当沈醉准备热热闹闹为这对情侣举行订婚典礼时，李妈突然打电话表示：自己不愿再见这个特务，也不许他再到宋宅找她!沈醉对这样的情况感到很是惊异，于是便叫这个特务去宋宅附近等候。等了几天，不见李妈出来。特务只得亲自去宋家寻找李妈。李妈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一个男佣人，用很严厉的口吻让这位“司机”马上离开，否则就要打电话让巡捕房来人把他带走。他只得悻悻而归。几天后，这位“司机”终于等到了李妈。李妈一看到他，气得哭了起来，痛心地指责他是个坏蛋，是在欺骗她的感情!李妈警告他：如果自己再受到纠缠，那就只有通知巡捕逮捕他。
一切似乎就这样结束了。沈醉曾再三责问：到底什么地方露了马脚?那个“可怜”的特务也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应该没有任何能使对方产生怀疑的地方。这件事情过去近半个世纪后，沈醉在回忆录中仍表示：“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一阴谋是怎样被识破的!”
其实，破绽就出在这个特务与宋庆龄见的那一面。这个年轻人确实“业务”能力很强，在举止、谈吐上都显得无懈可击。但他没有想到，竟然是自己脚上的皮鞋暴露了身份。他穿了一双十分昂贵的名牌皮鞋，远远超出了出租车司机的经济承受能力。宋庆龄是何许人?她淡淡一笑，就“端茶送客”了。
“美男计”失败后，蒋介石和戴笠并未放弃对这位“国母”的迫害。有一天，戴笠问沈醉：除了采用暗杀的办法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庆龄?沈醉想了想说：可以制造车祸将宋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把她弄得长期住院不死不活，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难题了。戴笠听了很是高兴。二人经过研究，商定了实施这一阴谋的具体办法和步骤。
他们计划准备一辆结实的小汽车，将挡风玻璃换成不碎的保险玻璃。司机穿防弹背心。地点要选择在法租界内。宋庆龄的汽车出门后，这辆车紧跟在后面。等宋庆龄的车遇上红灯等情况停稳后，他们便朝宋庆龄的车后部猛撞。撞过之后，马上将自己车子的制动器(刹车)破坏。这样驾驶人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会轻些。
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沈醉还自告奋勇愿意充当撞车的凶犯。他保证撞车后无论在任何情形下，绝对保守秘密。戴笠听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随即表示，即使出事后沈醉被逮捕，他也能很快将其搭救出来。
这次商议后的一个月左右，戴笠便托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将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弄到辆结构很牢固的德国产小轿车，换上了不碎的挡风玻璃。沈醉试开了一下，感到车非常适用。他几次到马路上，察看作案的最佳地点。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
此后，戴笠每到上海，沈醉都要问他：“什么时候下手?”戴笠总是答复：“等一等，到时自然会通知的。”
大约过了一年，戴笠到上海时将沈醉找去，要他把那辆汽车交还给杜月笙，说这一计划决定暂不实行了。沈醉很不理解地问：“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周密的计划?”戴笠笑着反问：“你有把握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残废或重伤而不致撞死?”沈醉说：“这个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把握能做到只撞伤而不撞死。”戴笠说：“问题就在这里。”他解释说：如果撞死了孙夫人，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出事原因。查来查去，查出是他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感到头痛。最后他说：“就说别的不怕，宋家兄弟姐妹也是不会答应的。”
沈醉不愿失去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一再表示，不管是抵命或坐牢，都不会后悔，更不会推卸责任。即便如此，戴笠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并暗示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亲自决定取消了这一阴谋计划。
解放后，沈醉被关进战犯管理所。1960年受到特赦，不久便到全国政协担任了文史专员。1962年，他写的揭露军统内幕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出版。其中曾简单地提到了军统特务对宋庆龄的迫害，以及暗杀杨杏佛对宋庆龄进行威吓的情况。此后有人问宋庆龄，看过沈醉写的这些没有?她说：“看过了，但写得太不够些。”
1982年，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之际，沈醉写下名为《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企图危害宋庆龄名誉主席的》回忆文章，详尽地披露了迫害宋庆龄的全部计划，以表达自己忏悔的心情。他说：“我相信是能得到她老人家对我往昔罪行的宽恕的。”
沈醉的忏悔沈醉回忆录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军管会接管监狱后，没有释放我，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后悔不该参加起义，不但没保住自己，还连累了部下和朋友。
押迁重庆，一波三折
一个月后，档案整理完了，大家正焦急地等待下文，突然一个看守人员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恭喜啦!你们的好事来了。”听到这句话，我们一时都愣住了。因为过去在监狱里，“恭喜”就等于是要处死。
春风化雨，开始认罪
有一次，我和一个管理人员刚走到由原中美合作所大礼堂改建的烈士陵园附近，突然有几个人把我揪住，要我还他们的父兄，说“生要还人，死要还尸。1980年12月18日傍晚，我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喊：“爸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不过，您不许激动。”孩子知道我患有心脏病，不能生气，也不能太兴奋：“什么事？你说吧，我不激动。”只见她背在后面的手里拿出两张灰蓝色的卡片说：“您看！这是什么？”“哦！港澳通行证。”卡片上清清楚楚地印着“港澳通行证”五个字。这么说，我和女儿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政府已经批准了。我不由得心头一热，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这不是做梦吧？30多年了，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海外的亲人，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她们
沈醉的忏悔沈醉回忆录1914年，沈醉生于湖南湘潭没落的富有人家，十四岁跟随家人来到长沙，进入长沙辅仁中学读书。当初中即将毕业时，赶上了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件，沈醉激于爱国义愤，投入反抗日军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在游行示威时同上海军警打斗起来，因而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之大忌，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失学后的沈醉，到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门下，托请其在上海找个差事，混上一口饭吃。
余乐醒时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的区长，情报和间谍工作的专家，是戴笠手下的得力红人。他以其职权之便，将年仅十八岁的沈醉安插在上海复兴社当交通联络员。从此，沈醉走上了职业特务的人生旅途。因有姐夫余乐醒的关照，加上本人精明肯干，尤能顺从长官眼色行事，深得戴笠喜欢，沈醉二十八岁时，即当上了戴笠直管下的总务处长，最后成为有少将衔的高级特务。
沈醉当中统特务十八年之久，所作所为充满血腥，充满罪恶，不可告人，连亲人或妻子也不能透露些许，一阴一阳两种处世方式，必然影响到他的家庭婚姻生活。沈醉一生成婚三次，前两次婚恋，离散多，欢聚少。只有第三位妻子，虽未能给沈醉生儿育女，却得以白头偕老，同葬一墓穴。
初恋对象至死不知道他是沈醉
沈醉的第一位恋人，真名叫莫耶。1934年沈醉在上海当中统特务时化名叫陈仓。时年二十一岁的沈醉，伪装成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二十岁的女编辑莫耶。当时她化名白云。
白云出生于福建厦门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其父是当地民团首领。白云幼年时曾随父亲去南洋各处游览，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子，后来回到厦门，就读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33年她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在南洋华侨创办的女子月刊编辑部当编辑。这是一个进步杂志。当时的白云热情奔放，又活泼大方，思想左倾，算是上海滩一位激进的新女性。自从结识西装革履、潇洒俊逸的“记者”陈仓，竟是一见钟情，与之热恋起来。
不多日后，陈仓在追捕一个进步人士时，从三楼顶上坠落下来，摔成重伤，连左眼也几乎失明。多情的白云便来到陈仓身边，给予无微不至的抚慰侍候。待其伤愈后，白云和陈仓即开始同居了。一年之后，白云为陈仓生了一个男孩。直到这时，彼此还都不知道对方真实名字，白云也不明了陈仓的身份竟是一个特务。
待白云产假过后，陈仓劝说白云：“咱们有了胖儿子，你就不要再出去工作了，在家里带儿子，过好这个家。”白云断然回绝说：“那不行，做个贤妻良母，靠男人养活，我办不到。”陈仓也只好顺从地将儿子托付到一个姓苏的部下家里，请他的妻子喂养。白云仍然回到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众多的热血爱国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参加革命，白云也在这时努力动员陈仓同她一起去延安。陈仓此时才向白云说出他的秘密职业，乃是专门搜捕中共地下党和反蒋的进步人士，他怎能去延安投共呢？不过他没有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叫沈醉，只是表白其真实处境，多方劝说，希望白云打消追求进步的愿望。可是白云反倒愈加坚定地要离开在上海租界里的小家，扔下儿子，乘丈夫外出时，跟随抗日救亡宣传队去了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沈醉无奈，忍痛将儿子送给原来托养的苏家做养子。这个孩子长大后，被沈醉送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习，并随同航校到了台湾，后来就连沈醉也不知其下落了。
白云在延安的革命熔炉里，精神焕发，文艺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火热的激情，谱写出大气磅礴的革命史诗名篇――《延安颂》。经音乐家郑律成谱曲，“延安，你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的词句，从延水河畔，宝塔山下，传颂到抗日前线和全中国。它激励着无数的抗日健儿奋勇杀敌寇，白云也因此在延安红极一时，声名远扬。
1942年，白云在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描述一位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在根据地里嫁给了一个老干部，婚后产生了思想矛盾，引发了诸多生活上的烦恼。白云因此犯了大忌，惹下乱子，被说成是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白云的文艺思想、她的家庭，乃至社会关系都受到了调查。她因而成为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所幸的是白云交代家庭出身和真名叫莫耶，以及曾与上海的陈仓有一段婚恋史，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将陈仓认定是中统大特务沈醉，所以此事并没有被深究下去，白云方才免遭大难。
莫耶于1986年在兰州病故，沈醉在读到莫耶朋友写的纪念文章时，方才知道他第一个妻子白云是化名，真名叫莫耶。但是莫耶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知她初恋所爱竟是特赦了的战犯沈醉。
第二个妻子是他的学生
沈醉的第二个妻子，是正式结婚的栗燕萍。
栗燕萍原名栗翼鹏，是湖南长xxx有名望的大家族之女，叔祖父栗康时，曾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祖父则在长沙经商，开了不少店铺，家境殷实。可是栗燕萍的父辈们都是些只知吃喝玩乐的无用之人，不知自律也不知上进。所幸栗燕萍有位知书明理的好母亲，自行做主，将栗燕萍连同妹妹、弟弟们，都送进长沙城唯一的寄宿学校，读书受教育。遗憾的是，栗燕萍十五六岁时，母亲病故了，栗燕萍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在家里照顾妹妹和才一岁的小弟弟。
之后，栗燕萍有了后娘，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为了离开没有希望的旧家庭，栗燕萍去了长沙，考入胡宗南所创立的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1938年初，转入了湖南常德的临澧特务训练班。栗燕萍就是在训练班当学员时，被该训练班教官沈醉所看中，猛力追求，双双坠入爱河。按照中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规定，作为学员的栗燕萍是不准谈恋爱的，发现后必受严厉惩处。因为沈醉已升为训练班的副主任，另有姐夫余乐醒的关系，终得戴笠默许。
1938年10月，栗燕萍从临澧训练班毕业，分配到中统长沙站情报组当情报员，正式成为职业女特务。而就在这时，栗燕萍的父亲病故，家庭的重担落在栗燕萍一个人肩上。时为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沈醉，情愿承担起供养栗家的弟弟妹妹们的生活费用。1938年11月24日，沈醉同“学生兼情侣”的栗燕萍在常德正式结婚了。婚礼简单，新房也较简陋，但是夫妻恩爱愉快，深感美满，故新婚之夜沈醉有两句诗曰：“洞房乐趣少人知，正是今生极乐时。”
沈醉与十九岁的栗燕萍婚后十一年中，虽然多是在频繁的调动职务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但是沈醉对妻子宠爱有加，关爱备至。栗燕萍不再工作，总是在家里不费心、不劳力地靠沈醉养活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并生养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50年3月，沈醉在云南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又以战犯投入监狱。1949年夏移居到香港居住的栗燕萍，失去沈醉这个保护伞，不能再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了。她毫无生活能力，无法带领子女渡过难关。仅是在沈醉断绝音信一年之后，栗燕萍便在香港改嫁，另觅了靠山。栗燕萍与沈醉所生的子女先后去了台湾，只有一个女儿沈美娟回到了新中国。
第三位妻子曾是天主教修女
1960年11月，沈醉在北京获得特赦，即向香港去信和托人传话，希望栗燕萍再回到他的身边。后来都是去信恳求了，又等待了四年，始终未能如愿。直至沈醉已出任全国政协文史馆馆员，在身边的唯一女儿沈美娟的多方耐心劝说下，方才在1965年初同在香港的栗燕萍办理了离婚手续。而后，沈醉便于同年8月，与四十岁的杜雪洁登记完婚，这即是沈醉的第三次婚恋了。
杜雪洁出生于沈阳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在十五六岁时，杜家即将杜雪洁送进沈阳的天主教堂当修女，献给了上帝。从此她的青春年华都在教堂和修女院里度过。一个高高瘦瘦、如花似玉、亭亭美丽的少女，终日穿黑色袍衫，戴着黑色头罩，捧读《圣经》，十余年过着与世隔绝、清心寡欲的修女生活。这种生活使杜雪洁不懂爱情，不知人伦之乐，更不知晓大千社会的人情世故，性格变得非常孤僻。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天主教堂里的修女被疏散，杜雪洁来到北京，依靠姨父母的资助，在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安身，靠替人编织毛衣的活计，挣钱度日，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即便是如此地步，杜雪洁仍坚持其宗教信仰，不改变她是上帝的使女，必须洁身如玉的初衷。这时的杜雪洁竟成了一位被人看来有些怪异的老处女了。
杜雪洁后来在北京厂桥街道医院当护士之后，方才逐渐懂得一些世故人情，进而结识沈醉，乃至谈婚论嫁了。
沈醉经人介绍，同杜雪洁第一次见面后，即于1965年3月，给杜雪洁去了一封长信，先谈了他是结过婚，又有子女的人。特别着重说及他就是小说《红岩》里的严醉的原型，经过十余年的关押改造学习，已做了新人，请杜女士慎重考虑。现在的工作是全国政协文史馆馆员，每月工资一百元，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真诚地表示：“我虽然不信奉宗教，却从不反对别人信奉宗教。”
杜雪洁接到沈醉的来信，很受感动，竟喜爱沈醉的坦诚了，随后与之往来，终成眷属。
沈醉娶了杜雪洁后，仍旧是无比宠惯妻子，敬重如上宾。家庭里的一切活计，几乎都由他一个人承担。有外事活动，也必定要带上杜雪洁同去，让其见世面，长见识，日久天长，终于逐渐改变了杜雪洁某些“老处女”的怪癖。
杜雪洁不能生育，却又特别喜欢小孩，沈醉则决定将女儿沈美娟的小儿子留下来，以便常在杜雪洁身前身后，讨其喜爱。杜雪洁则亲昵地对其视同己出，爱之如掌上明珠，祖孙两代整天玩逗欢乐，也使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其乐融融，充满了难得的天伦之乐。
1996年，沈醉在北京患肺癌病故，终年八十三岁。一年半以后，杜雪洁突然病逝。沈美娟特为二老在北京万安公墓买下一块墓地，将继母杜雪洁伴同父亲沈醉合葬一墓穴，坟前立有墓碑，愿一双老夫妻在九泉之下，相濡以沫，长相厮守，看远山绿树，望长空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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