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后的感觉是指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文章、几句名言和一首音乐，然后将这种感觉和启示写进一篇文章，称为阅读后的感觉。阅读后的感觉就是阅读笔记。它不仅是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也是应用写作研究的文体之一。简言之，就是看完这本书后的感觉。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教育史读后感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于是便有了恶补的想法，一则立志终身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二则研习中国蒙学的教育方法和教材，三则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经验。
对于第一项，非一日之功，只能徐图渐进；对于第二项，目前在搜集和整理相关的古籍资料中；对于第三项，则有现成的书籍可以阅读。
在此我想向已经或者即将从事教育的朋友和老师们推荐由孙培青老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这本书。
此书以历史脉络为轴，从原始社会中国教育的'起源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特点、教育的方式、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制度、教育的思想、教育的学说等，对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历史和沿革、道统，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将会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分享阅读中的体会和感悟，希望与更多学友一起研读探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教育别人之前让我们更懂教育，以期找到适合当下幼童，乃至青少年的教育方法。
第二篇: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作为一名教师，我时常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教育的意义，然而当我读完教育史后，我没有得到预期的答案，反而心有惶恐，甚至有些悲凉。我发现奴隶和封建社会时期，教育大体充当着统治阶级实施政权的工具。教育的工具性质，战国时期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就是典型例子。这一学派在教育方面远没有达到像儒、墨那样的造诣，但因其毫不含糊的社会政治主张，尤其符合秦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而赢得了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韩非认为：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因此他作出一个著名的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也是如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教育便是韩非提出的教育主张。秦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实施了法家学派的法治教育，“通过定名分，使人人皆知按本分言行和获取;通过禁私学、禁诗书礼乐，使言谈者必轨于法;通过形成严刑酷法的社会局面，迫使人不敢作奸犯科......”正是有这种法治思想指导教育实践，秦始皇才进一步统一文字，严禁私学，实施吏师制度以维护其君主集权的统治地位，“焚书坑儒”便是其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反映。法家这种只讲法制而弃置人治的思想充其量是一种社会教育，然而它却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人和人的尊严无需尊重，这实属教育史上的一大倒退!看完着实令人惶恐。
然而注重教育与感化的学派就逃离了充当统治者工具的命运了吗?非也。孔子的“礼”与“仁”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儒学思想何其丰富，影响何其广泛，然而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所谓“学而优则仕”，又因儒家强调“文事武备”，这又恰恰与汉武帝的政治愿望相契合，于是儒学应时代需要登上了历史舞台。汉武帝后来施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儒学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也帮助汉武帝实现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意识的政治抱负。不管怎样，儒家思想在汉代又得以复苏和发展这对后世是有积极作用的。至此，我又深感迷惑：到底是时代造就了儒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封建社会时期教育工具作用如此明显，从各学派思想被统治者利用，到为统治阶级选官的科举制度的产生，甚至到了近现代，教育理念虽得以更新，但教育依然摆脱不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性质。细思起来，这令人惋惜，然而，因为教育的发展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基础，自然也需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这样想来，便也觉得合理。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以及科举制度各种弊病的出现，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洋务教育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之后，维新派不仅对外派遣留学儿童，同时对内建立学制，兴办学堂;民国初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学制的改革、各种教育思潮的出现以及西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引进;国民政府时期“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战时须作战时看”的教育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干部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等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教育和各大教育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各种教育思想，无不体现“教育为政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教育的功能性特征自其产生便具备，因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人，要生存。原始人类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穿、住等生活资料，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因此，生产劳动的教育在原始社会中就占有突出地位。这说明教育从一开始就具备功能性特征，这样看来，教育的工具作用无可厚非。
然而人类的存在不仅仅为了生存，人类还具有思想，有表达自我的需求，否则人类知识何以积累，文明何以创造?纵观中国教育史，也有开明的君主或教育家，不以思想钳制人，尊重思想，尊重学术，为贤士提供思想交流的场所，他们也以此在教育史上创造了典范。这在古时有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在近代有蔡元培的北京大学。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在都城临淄的稷门所设立的学宫，因此得名。其重要特色是容纳百家、思想自由。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可以发展自己的学术，各家各派不需以统治者的好恶独尊一家而压制其它各家，或以一家为标准统一各家。统治者也充分允许各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因此，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议作用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它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两千多年后，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时所贯彻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与古代稷下学宫的性质何其相似，甚至，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比古代的学宮有更广泛深刻的涵义。“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在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背景下包容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因此，蔡先生引领下的北大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领域。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同时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深有体会，因此积极倡导“教育独立”，其中就包括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正如蔡先生所明确指出的：教育的使命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人格，能对人类文化发展尽到一份责任，作出一份贡献;而不是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那些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去利用。多么开阔的心胸，多么独到的见解，多么振奋人心的思想!深得我心。这不正契合当下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吗?没错，教育是全人类的事，而非某个政党的事。
第三篇: 中国教育史读后感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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