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历史必然，因此历史永远是在两个钟摆极限间徘徊。而中国经济变革的极端则是极度中央集权和极度市场化，也就是大政府小市场和小政府大市场两种情况。
针对两种极端情况的分析，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间的相互斗争、博弈和妥协；其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
极度中央集权，首先意味着军力支配上中央政府远大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上中央政府远富庶于地方政府。这样的配置往往要求中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高度的国有专营制度和高度的思想统一。这样的钟摆极端出现在商鞅变法时代、汉武帝变法时代、王莽变法时代、王安石变法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
极度市场化，则意味着民间资本活跃，工商阶级力量庞大，思想自由，此时往往中央羸弱，地方强势。这样的配置首先体现在中央政府放权，民间商业交易顺畅，税收方面也体现了宽税基、低税率的特点，因此藏富于民是这个阶段比较鲜明的特色，但因为中央政府的羸弱往往也导致军力不足，在军事实力上呈现弱势的特点。这样的钟摆极端出现在管仲变法时代、贞观之治时代、宋朝、民国时代。
和钟摆一样，当摆锤处于两端时速度为0，但加速度不为0，此时的社会状态往往是稳定的，但却是历史变革的拐点。
极度中央集权，就像钟摆左端，武帝的武力盛极而衰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极度市场化，就像钟摆右端，唐宋两朝的民间资本活跃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但历史不是永远处于钟摆两端，更多的时间是在运动过程中，此时的不稳定性更甚，因此也就要求更高的治理水平。而若整体配套体制和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话往往会导致更甚的乱世，也会导致改革的失败。
王莽变法是其中一个典范，以外戚身份夺权，获得皇位并企图效仿桑弘羊，开创武帝盛世之况。在政策上，王莽推崇的是极度国营专政，用强势的政策去推动财富的重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因此在王莽继位后，盐铁专营，物价管制、币制改革、土地改革蜂拥而至，密集且频繁。
盐铁专营/物价管制扩充了中央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富了国而穷了民，降低了市场的市场配置能力；币制改革则更甚，密集且不合理的币制改革使得政府背书信用扫地，私铸之风兴起，也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市场交易不畅；土地改革则动了根本，土地国有化摧毁了世族集团，使得根基不稳，但土地均分的平均地权思想又无法顺利实施，导致政权不稳。
对比武帝桑弘羊时代，王莽时代缺少文景之治的积蓄，此时民间积弱，生产力的提高是当务之急，盐铁专营/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只是财富再分配，对提高生产力没有丝毫益处，因此这些改革只是拳头打到棉花上，一场空，失败自然也是在所难免。
宋朝则是另一典范。不同于其他几个朝代，宋朝存在几个鲜明特色：一是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这也带来了宋朝在商业上的极端自由，贸易大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匹配着贸易的发展，买扑、钞引等极度超前概念的模式也应运而生，与之匹配。但官商结合导致的是极大的贫富差距和权贵经济，这使得中央政府羸弱，兵力不济，备受其辱。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一切过往的历史都是为了现今服务的。
从1949年建国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两个过程。
在市场经济时代，高度国家计划（资本市场管制、生产资料管制、流通渠道）使得那个时代极度匮乏的生产力迅速大幅提升，各种重工业、轻工业初具规模，但这个过程过于强调国家的调控和计划能力，也过多强调了均贫富的概念，这罔顾了市场配置能力和人民积极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经济在初期大力发展了生产力，而在后期则限制了生产力。
在计划经济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存在了一个夹缝，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罔顾了事实规律，摧毁了原本的经济生态，造成了国力的极度虚耗；而文化大革命则在政治上高度集中，摧毁了经济。
而后在1978年进行了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上日程，各处都是改革的声音。改革的意见主要有两派，一是企业主体改革派，推崇股份制改革，二是整体协调改革派，分离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区分对待；而最后也没有得出结论就迎来了物价闯关的失利，带来重大打击。
而在这过程中，带来的另一产物就是双轨制。双轨制带来了极大的权利寻租，这给改革开放后期的物价紊乱和腐败埋下了腐败的种子。
在经历了物价闯关这一失败之后，朱相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改革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主要有五大内容：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分税制改革对现在影响巨大，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导致了中央政府集权，地方羸弱，也进一步导致了后来的房地产财政；金融银行体系改革使得银行经营商业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使得汇率一次贬值到位，极大增强了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则打造了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最后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基本介绍下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是为取代财政大包干制度，重新定义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设置了两者各自的义务和责任，至于合理与否则有待商榷。对于分税制改革，有几个重要的点。首先，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和关税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权在中央和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成。
分税制改革带来了两个弊端，其一是为了补贴地方财政，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后续的土地财政留下了隐患；其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不明，地方承接少部分收入，但承担了大部分支出，中央接纳了大量收入却只承担少量的支出，同时在转移支付制度上不公开不透明，权利过于集中，导致后面的跑部钱进等情况发生。
2）打造三驾马车
98年金融危机之际，相继打造了三驾马车，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用于基础建设，启动城市化建设；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实施房改，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
此外，在这次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国退民进”，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将国有资本收缩到产业上游和一些战略性产业，通过私有化小型国企达到市场化目的。此举有利有弊，一方面化解了98年的困局，但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肥了当时一众接手人。
2009年金融危机时则迎来了另一个节点，四万亿计划。为挽救当时的颓势，大力发展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但这存在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贷款，而民营企业则处于劣势，使得“国进民退”现象再次发生。
分税制也发生了部分改革，补偿了地税。增量企业应缴纳增值税的，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征收；应缴纳营业税的，企业所得税由地税征收。
而到了目前这个节点，“国退民进”这个进程有望再次发生。“国退民进”的表现体现在：
1）推动小微企业发展，贷款也倾向于向小微企业倾斜；
2）营改增改革，降低税率，实行宽税基，低税率政策，让富于民；
3）精简中央部门，放权地方。
书本内容大致到此为止。
结合本书内容，对当下的经济政策做个分析。
第一，“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紧缺，地方政府极度依靠土地出让金来补贴地方财政，因此也部分导致了后来的房价不断推高。货币增发、GDP发展和土地财政政策都是房价推高的原因，其中土地财政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
后期如果通过其他税收或财政制度补充地方财政，使其不依赖土地出让金生存，则有望将摆脱原本分税制改革的弊端。
第二：“营改增制度”
原本在税收方面，在各个流通环节都存在大量的逃税漏税以及反复增收的情况。为了有效宽税基，查明税收，降低税负，推出了营改增制度。
营改增制度因为存在抵扣，能够避免重复征税的弊端，实现了“道道征税，层层抵扣”的目的，降低企业税负，也摸底了全行业全环节的税收情况，有利于后期定向减税。
营改增改革过程中，增强了国税的财税掌控权，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为了找补地方税收，改变了原本分税制的分配比例，将增值税的中央和地方分成从75:25变为50:50。
第三：定向降息降准
目前推行的定向降息降准有望降低地方企业的压力，为民间资本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形成“国退民进”的形式，完成从“大政府，小市场”往“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第四：MLF/SLF/LPR
原本通过MLF/SLF政策调控长端利率和短期利率，但这两种操作方式是将利率整体一刀切，无法做到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避免低利率推高房价的弊端。因此在今年推出了LPR政策取代MLF/SLF。
LPR政策的优势在于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定向控制了房贷利率，通过加基点的手段将实体经济和房贷利率区分开，有效避免了脱实就虚，资金空耗的问题，在不推高房价的前提下增加民营经济的实力。
第五：消费税改革
最近推出了《关于实施更大规模降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针对对象主要是消费税，不同于普遍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是为了定向引导消费行业，其征收目录是随着不断调整的，具体视情况而定。目前消费税的数额在1万亿左右，占税收总额的6.8%，是第四大税种，排在增值税、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后面，
目前具体方案还没确定，需要等具体草案出来才能确定。
其中最可能是有两个变化。
一是将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调整至消费环节征收，国税改为共享税，补贴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的亏空；
二是消费税的存量部分核准基数，仍划归中央，增量部分划归地方，这就给了地方动力促进消费。
至于具体等后面草案出来后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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