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斗争”是一句耳熟能详的法律名言，出自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耶林认为，法的生命在于斗争，我们应当为权利去斗争，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义务，更是对集体、国家的义务，随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无异于“精神上的自杀”。
耶林将全书划分为两个部分，共六个章节。第一部分是分五个方面对为权力而斗争进行阐述。作者首先从法的起源和法的生命两方面，提出法在客观意义上的法秩序和主观意义上的具体权利上，都必须通过斗争的形式得以实现。和平和享乐只能是前赴后继刻苦努力的产物，而法的价值也通过公民要求主张权利这一过程得以实现。作者在后三章中论述了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以及为国民生活权利而斗争的重要性三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即作者对于法感情的阐述。耶林认为，权利是人之为人的重要体现，没有权力，人与动物无异。权利是人格在精神上的生存条件，法感情就根植于基于权利所产生的理念价值之中，公民主张权利就是在人格本身精神层面的自我保护。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民族力量和法感情的力量为同义语，培养国民的法感情就是培养国家的健康和力量。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没有比国民法感情更宝贵的财产了。本书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六章，作者从为权力而斗争的角度对当时的罗马法进行分析，再次强调为权利而斗争应当是公民精神上的自我保护义务。
对于作者提出的，“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这一观点，笔者深表认同。在人们的认知中，早已习惯与将客观法律看作具体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却忽视了具体权利对客观法律的存在具有反作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效的程度，即取决于权利实现的结果，正义是否得以有效的伸张，权利人的法感情是否得以及时地满足。虽然说，法律的效力由国家赋予，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效果须有权利人所追求的权利不断实现而达成，由此可见，为权力而斗争反作用于法律，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故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法律同政治一样，是人劳作的产物，其存在和发展都是人的意志力作用的表现。法律的出台往往伴随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而在斗争中决定胜利的关键不是理由的强弱，而是对抗势力的力量关系的悬殊。现存法维护了利益既得者的权利，新法的出台必然会有对利益的取舍，会对现存利益体系产生动摇，于是便产生了这些利益背后的主体的力量关系的博弈和争斗。所以，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角逐、斗争以及艰苦的努力，与在无意识之中形成的语言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律立改废的过程充满了斗争、妥协、甚至牺牲，这在我国现实立法中也有诸多印证。孙志刚命丧收容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再三呼吁下，最终于2003年将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予以废止，此时距出台以来，已经有20多年。无独有偶，在我国存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劳教制度于2015年正式废止，在此之前，该制度一直饱经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判，更有学者多次联名要求废止该制度，但直至上访妈妈唐慧事件，给予了劳教制度最后一击。同时，2014年黄海波因嫖娼一事被收容教育半年，此事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提出《收容教育制度》与上位法相违背，《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制定，收容教育制度显然与该规定相违背。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黄海波事件最终没能成为桥东收容教育制度的杠杆，但是，这场为权利斗争之路尚未结束，其最终也将服于历史的审判。这些人是最独特的一个，但也是社会上最平凡的每一个人，正是因为平凡如他们的每一个人为权利、为名誉的生生不息的据理力争和持之不懈的努力，才会有现在较之以前更为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为权利而斗争的英雄。当一方主张历史的法的神圣性，另一方主张不断发展更新的法之于人民根本权利的神圣性之时，双方各自的信念就是这场利益搏斗的赌注。正如耶林所指出的，“为权利而斗争是纯粹的利益计算问题”，其赞成每一个——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或因利益，或因尊严——为自己所应得之权利据理力争，因为正是因为这些“锱铢必较”的每一个人，才构成了一个集体，集体组成国家，由此累积出一国人民普遍共同的法感情。耶林认为，尊重权利斗争的法感情，就是要以宽容的心态看待人们斗争的动机和目的，无论维权的动机为何，大家都在为共同的事业而斗争。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面对不法和违法的恣意时，仍饱有道德的愤怒。
“为权利而斗争”，这样的观念与我国传统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民早已习惯官僚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麻木于以义务为本和被统治的状态。古时，一谈起“讼师”，自然就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是没有社会地位可言的。中国传统的诉讼文化是避讼型法律文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诉诸法律，这是自古以来所受儒家倡导的“和谐”“无讼”的文化理念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人们因家族的胜诉感到光耀门楣，而在中国，人们对打官司一事用“惹”字，意思是麻烦之事、不光彩的事，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权利概念，认为臣服于天子、官府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巨大差异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我们以礼教为本的社会文化中，所谓“伦理”之“伦”，就好比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所产生的波纹，由近及远一圈圈推出去，每个人都是那颗投入的石子，是发出波纹的中心。而西方社会的个人就像一捆捆的柴，团体由个人组成，但每个人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随时可以抽离出来。与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特点不同，我国传统社会是以“礼”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而礼不需要一个外在的权力来维持运行，是从教化中使人养成对礼教的敬畏之感，主动服于礼，所谓“富而好礼”。笔者认为，一种观念的产生至形成完善，与其所生长的本土社会政治文化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对观念的移植就好比移植树木，不能一味照搬，还要考虑其本土环境的差异，以免水土不服。为权利而斗争，放在今天固然是值得提倡追求的，因为当代社会更新变动速度极快，人际关系的变化极频繁复杂，传统礼教的教化和经验已不足以应付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我们需要法律来建立并保障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法治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关键在于人民对这些设备的利用，更进一步，在于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革新。中国社会建立法治国家所缺少的，正是社会对于法律的信仰以及法感情的建立，人们避讼的思想仍很大程度上受着传统观念的影响。法是不断斗争和努力的结果，这不仅是国家权力层面的事，更是所有国民的努力。当我们为权利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履行了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义务，而这种斗争的勇气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持，即法感情和法律信仰。这是我国社会文化观念所欠缺的。
这并非抨击中国传统礼治的文化，只是在现当代信息更新如此之快的社会中，礼教传统已经不足以为人们提供足以解决问题的经验，故需要逐渐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能为人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建立法治国家的漫漫征途上，道阻且艰，但是每一位为权利奋起抗争的人们，都是在为这个共同的社会信念做出贡献。正如耶林所说“人必须每天不停地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配有生活与自由的享受”。在中国，在为权利而斗争的这条充满未知坎坷的道路上，有越来越多为争取权利而发声的人，有人说，这对于“看客”心理的中国社会，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是鲜活的生命，岩石最终会风化成沙，鸡蛋最终会孵化越过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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