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百姓忘不了的县委书记
王伯祥离开xxx已经20年了。信寿光有不少以他名字命名的商店餐馆。走在寿光的街头，他轻易不敢坐出租车，因为只要被认出，司机常不收他的钱。
他被寿光人亲切地称为“伯祥书记”，其实他只在如今成为“中国蔬菜之都”的寿光当了5年半县委书记。但他却给寿光带来了巨变：南部种菜富了；北部开发富了；搞工业项目，县财政富了。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能在前头找到寿光的名字了。
王伯祥离开寿光20年了，那里的老百姓还想着他。
俗话说，人走茶凉，王伯祥是个非常特别的例子。
5年半的时间，他做了什么，让之。年后百姓都念他的好?
5年半“干了三件事”
6月15日上午。王伯祥的家。在客厅的方桌上，四五摞报纸占据了半壁江山，报纸上还压着一个放大镜。
读书、看新闻，了解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老百姓的大事，这是成了王伯祥退休后最爱干的事。“350度的老花镜也不行了。看短时间尚可，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了。”
这位68岁的老人身材高而瘦削，非常谦和、朴素、实在，说话不徐不疾，但思路清晰。有时他倚在沙发靠背上沉思回忆，声音放缓放低，但说到激动处，他直起身子，手势甩得很开。
他好像没觉得自己做的事有多了不得，倒是念叨了好几遍，“离开20年了，群众还想着你，党组织还想着你。回去时大人孩子趟趟地围过来，搂着你，抱着你……”平稳的声音里，明显能听出激动。
1986年到1991年，王伯祥在寿光担任了5年半县委书记。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在那里“干了三件事”：推广蔬菜产业化；选拔一批精英厂长搞工业项目：艰苦奋斗搞教育、搞文化、搞社会事业，进行寿北大开发，养虾、晒盐、种棉花。
但对寿光来说，这些他三言两语就讲述完的事，带来的却是巨大的改变：南部种菜富了；北部开发富了；搞工业项目，县财政富了。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能在前头找到寿光的名字了。
让全县25万户都成“双万元户”
“说实话，咱在那也是开了头，真正发展是在以后好几届。”话虽然这么说，但谈起寿光的工业产值、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城市建设，王伯祥语气里仍充满骄傲。
这个出生在寿光北部化龙镇西北柴村的汉子，是喝着盐碱水、吃着黄蓿菜长大的，从小缺吃少穿，他知道寿北人民日子的苦。
多少年来，寿光一直有“半身不遂”的状况。寿南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可供耕耘播种，是有名的“昌潍粮仓”；而背靠渤海，占全县总面积近56％的寿北，却是草树不生，8万公顷的盐碱地沉默地摊开在阳光下。
“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望着海水渴死人，守着土地去逃荒。”
“走的是弯道，听的鸭拉(北大洼一种很小的鸟)叫，吃的黄蓿菜，喝的牛马尿。”
这些民谣是过去老百姓苦日子的真实写照。
1986年6月，王伯祥上任，成为中共寿光县委书记。当时的寿光还是个县，1993年撤县设市。
“那时思想非常单纯，只有一个想法，怎么样让全县120万人，25万户，都富起来，快富起来。”从基层干出来，知道老百姓艰辛的父母官王伯祥，心里种下了一个执着的念头：让25万户老百姓成为25万个“双万元户”。
顶着风险掀起的“蔬菜革命”
“做这些有风险吗?”记者问道。
“有风险。”他点头。
现在的寿光流传着这样的“神话”，海南岛空运到北京一批黄瓜、辣椒，卖不出去，拉到寿光批发市场却能一销而空。
寿光人种菜的历史很长，寿光的北边又临近胜利油田，刚上任的王伯祥把目光放在了菜篮子上。
但发展蔬菜生产，关键是搞好流通，而搞流通的关键又是培育蔬菜市场。
搞市场，就得搞个体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86年，姓“资”姓“社”的论争还没有明确结论。这些都还是很敏感的事。
有风险也得办，不能让大伙辛辛苦苦种出的菜烂在家里卖不出去。当时王伯祥有这样一个判断：乌纱算什么?百姓最重要!
这一年，寿光县委形成了《关于培育和完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意见》，于年底发往全县。
修路保证村村通市场、晴雨都通车，整顿市场秩序，保留小蔬菜市场……到如今，寿光成了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地，正像王伯祥当年设想的那样，这里没有卖不出的菜，也没有买不到的菜。全国200多个城市的饭桌上，都有了寿光菜的身影。
1988年腊月二十八下午，寿光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给王伯祥看了一棵顶花带刺的鲜黄瓜。
冬菜是宝啊，“冬暖式蔬菜大棚”进入王伯祥的视野。在王伯祥的支持下，王乐义去东北把“技术连姐夫都不教”的韩永山师傅请到了寿光。
“大棚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聘专家，搞推广，用原xxx冯家尧河村党支部书记李锡福的话说，1990年从春到秋，为了推广蔬菜大棚，伯祥书记那个破吉普车就没停下过。寿光的蔬菜大棚由17个变成了1991年的3.3万个，现在已经发展至40多万个。寿光菜全国驰名。
寿北窝棚里的常委会
20xx年5月16日，王伯祥重访寿光北部，车刚停在东岔河村村头，四五百人一下子围了过来，村支书郭孔让告诉他，现在村里年产原盐30多万吨，全村有轿车400多辆，别墅583套。
在寿北，能看到不少“伯祥商店”、“伯祥餐馆”。富起来的寿北人，以这种方式感怀他们的伯祥书记。
1987年10月8日，寿北大开发开始了，20万民工上阵，修筑盐田工程、条台田工程、虾场工程。
不彻底改变盐碱滩的面貌，菜种得再好，寿光县也只能是富一半穷一半!“2万人上阵，没有效益怎么办?劳民伤财怎么办?”谈起当年的风险，王伯祥说的很实在。
之前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也有。王伯祥没有匆忙下结论，寿光县委、县政府和部门的主要领导，针对开发北大洼的可行性，进行了一次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大伙纷纷去北大洼实地考察，去相关部门和高校请教专家、学者。
“虽没有十分把握，但知道这事不外行”。经过研讨，答案越来越明了：开发是行得通的，要彻底翻身，不能小打小闹。
1987年秋，寿北开发规划完成，开发战役也打响了，王伯祥和所有参加建设的民工一样，挽着裤腿，光脚穿胶鞋，住进了王地的窝棚里，一住就是45天。
20万人齐上阵，多少年不变的北大洼终于变了模样，5年后，这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涂上，开发出了1万公顷虾池，1.33万公顷盐田，4万公顷棉田。
再问王伯祥，当时农民已经包产到户，过起了“一家门户一重天”的小日子，为啥县委说话还那么“好使”?王伯祥的回答实实在在，他说，一是有经济基础，工地伙食好；二是县委团结、廉洁，有号召力；第三就是干部带头。“11个常委9个都在，乡镇书记肯定就在那，支部书记一个都不缺，党员也就都在
那，党员都在，民工们能不去吗?”
“九十年代的思想，战争年代的作风”
不拘一格用人，上工业项目，实行企业股份制……在任5年半，王伯祥在工作上放开了手脚，不少情况下就像铆足劲头吃螃蟹一般。
他不是没想过风险，没听过埋怨，不过，用他的话说，要干点真事，“工作就得比较创新，务实精神抓到底，就得廉洁勤政，艰苦奋斗。”
“要是再放在那个时候，你还干那些享吗?”记者问他。
“还干那些事。”没有丝毫停顿，王伯祥回答得非常坚决。
“九十年代的思想，战争年代的作风”，对于伯祥书记，寿光的干部有这样的评价，前者说他敢创新敢干事，后者说的是他“严苛”的生活作风。
20xx年，王伯祥因食道肿瘤住进了医院。
动完手术后，李锡福和几个退下来的老支书去看他。看病人，总不能空着手去吧，但大家知道他的脾气，商量之后，七八个人凑了2000块钱，带上了十来个刚从大棚里拔出的青萝卜。
见了面，身体瘦的厉害、眼窝深陷的王伯祥三句话不离本行，一上来就问蔬菜的价格和收成。临走时，李锡福几个人好说歹说要他留下钱买点补品，王伯祥就是不留，最后只答应留下萝卜，“这个好，通气”。
让来让去，几个老支书禁不住掉泪了：老书记，我们过去跟你摸爬滚打，没拿你当领导，一直把你当个老弟兄。这点情意你都不收，难道咱连兄弟都下嘎伙了?
其实老书记的作风早就在寿光出名。在寿光任县委副书记、书记8年，他一家人住在四间旧平房里就没动过。1991年10月，王伯祥升任xxx副市长，搬家时，最显眼的东西只有一台冰箱，其他的就是旧桌椅和十几个塞满被褥的纸箱子。xxx政府派来的一辆货车没啥可拉，干脆装上了院子里还没烧完的蜂窝煤和木柴。
老百姓念着好，就知足了
对于王伯祥的“不近人情”，老伴侯爱英说，“想想挺心酸，都恨他”。
因为王伯祥的缘故，侯爱英这个民办老师一直没能转正。后来跟着他到了寿光县城，一点光也没沾上，她只能进了一个新建的花圃当临时工，搬砖、种蘑菇、拉鸡粪都千过，“出大力的活”，现在胳膊、膝盖、手关节落下了不少毛病。
一家人住在旧平房，做饭是在一间石棉瓦当屋顶的小厨房，有年夏天，这间小屋撑不住了，好几个地方滴滴答答地漏雨。
王伯祥忙得脚不沾地，万般无奈的侯爱英找到行政科长说了说，这是公房，想让他找人修一修。
晚上回家，王伯祥对妻子拍了桌子，他发起了火，“找人家千嘛，自个修!”
侯爱英气哭了，“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问也不问，你说我一个人怎么修!”
家里顾不上，他连自己也顾不上，家人还得为他担心。
寿北开发那年，10月29日，天忽然刮起了十级大风，风暴潮翻涌，近20个民工困在了海里，王伯祥守在现场营救。
天黑了，知道消息的侯爱英，在天井里跪着磕头，祈求老天爷别伤着人。她为王伯祥揪心，“他是书记，是一家之主，出了人命可得找他啊!”
在寿光时，王伯祥咳嗽有时会带出血，侯爱英问起，他都不当回事，说，“没事没享，咳破嗓子了。”那几年，他忙忙碌碌的，都没时间去查体。
直到来到潍坊，有一次体检，医生问他，“什么时候生过肺结核?”
自己生了肺结核也不知道，就这么硬扛过来了。侯爱英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酸。
但她也觉得欣慰。到潍坊后，每次她和丈夫去医院，在那遇到来自寿光的群众，他们都会围上来，亲热地握住王伯祥的手，说“这不是伯祥书记?……”
为官一任，老百姓没忘了你，还念着你的好，这就知足了。侯爱英也这样念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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