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日本人基本上是白眼狼的代言人。我们常说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但是为什么同在一个汉文化圈内，他们就如此的残忍狡猾呢，难道是人种问题？直到我阅读了这本书，在作者的层层阐述之下，我开始有了一点理解。
在二战即将结束之前，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所托从日本战俘开始研究，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然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份报告。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这两样东西来形容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其中“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系列矛盾的体现，都源自于日本独特的文化模式。在作者看来，日本是一个极其崇尚等级制度的国家。各守其位是核心思想：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总不愿意承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日本人眼里，他们只是想重建东亚的国家等级次序：我们日本是第一等的国家，你们其余的国家都要接受我的管理，接受我的制度就可以了，我们各安其位。
日本早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化。他们使用汉字，推崇儒家文化，他们的京都是按照唐长安来建造的。在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上，根据其特殊需求做出了改变。比如我们中国人崇尚的“忠、孝”，日本人也把这两点作为了他们名族文化中最核心的点。“忠”是针对国家层面，而“孝”是针对家庭层面。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的忠是忠于自己的上级。即大名效忠将军，武士效忠于大名。封臣的效忠对象只需要是自己的封君，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即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忠就统一变成了效忠天皇。而孝是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在家里面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应该谦卑的对待父亲。子女在面对长兄之时也要谦卑有理。
是在接受了“忠、孝”这两点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看重的“仁”则被他们抛弃了。我们所说的“仁”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包括了仁慈、慈爱、博善等一切美好的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但是日本人则认为“仁”是多余的，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的等级观念以及极端的“人情债”模式。因为他们的等级制度很严格，上级无论做了什么，哪怕是错的你也要遵照着去办，否则就是冲撞了上级。这是对他最大的羞辱。而平级之间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别做多余的事情去“麻烦”别人就可以了。这个“麻烦”就是会引起“人情债”的东西。比如说A走路摔倒了，B就应该看着他自己站起来，如果这个时候B去帮忙搀扶了，那么A就已经欠了B的情。“人情债”就这样产生了，这会让A背负着心理压力。所以“仁”是多余的。每个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即可。这种思想让日本人过的非常压抑，书内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人因为接受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而觉得自己背上了“人情债”。内心一直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直到有一天他听到这个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的时候，他愤怒的把1分钱——那杯冰水的价格扔到了他朋友的手中，并大声说道：我已经不欠你什么了！是的，你没有看错，哪怕是极其小的一件事都可以让日本人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
此外我一直对日本人极高的自杀率感兴趣，在阅读了本书之后，我还了解到了日本人对于耻辱的理解。即作者所说的“耻感文化”。这是指日本人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耻辱——这种耻辱可以是因为做了不合别人期望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别人无端施加的。耻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耻辱则被视为最应得到称赞的品行。决定日本人是否感觉受到耻辱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行为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别人对行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鄙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摘，日本人也会因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备受心灵的煎熬。日本人认为自我牺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被视为一个人坚毅、勇敢的表现。所以如果你创业失败了，读书成绩不好了，让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了等等都可以被认为是“让自己和家里人蒙羞”，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只能自我“牺牲”一下来表现自己的勇敢。
除了社会家庭等级观念和特殊的“人情债”以及如何维护“名誉”外，本书还讲了日本家庭教育，自我训练等，都很有意思，有兴趣的同事可以读一读。《菊与刀》虽然成书很早，有一部分的观点已经和现在的日本社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依然是一本研究日本人，了解日本人的必看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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