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廿二史札记》的看法，首先，得先从它的写作背景来分析。
《廿二史札记》出版于乾隆60年，正值康乾盛世结束的那一年。纵观康乾盛世，政治上，海内一统、四方来贺、威震远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强化，清朝进入空前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时期；经济上，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可谓是首屈一指，“摊丁入亩”的政策使得百姓赋役大大减轻，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在生产力水平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易造成土地兼并严重，形成“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社会矛盾的加剧埋下了隐患；文化上，康雍乾三朝屡兴文字狱，八股文盛行，牢牢钳制住了读书人的思想，使得他们埋首经书，失去了经世致用的精神，与统治者一起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而面对英使马戛尔尼的访华，乾隆却只有“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冷嘲，体现了所谓“天朝上国”的愚昧思想，殊不知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着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而《廿二史札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并出版的。
这本书是赵翼辞官致仕后所写的，正如他在小引中说道：“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於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
可见作者在盛世背景下的清闲，但由于有过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间的疾苦、社会的风气有一定的了解，对国家的政治得失、历史的兴衰也有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可以在《宋初严惩赃吏》、《明乡官虐民之害》等篇目中可以看出。因此他的见解深刻而精辟、通俗而精炼，将“民心所愿”、“治乱兴衰”展现得“无声胜有声”。众所周知，清代文字狱盛行，实行“一人犯法，全家连坐”制度，统治者往往断章取义，将作品中一字一句拿出作为审判文人的证据。
但是赵翼却独具特色，在《后魏刑杀太过》一篇中写道：“然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凡几又况后魏之诛及五族邪。”表面上看，是在揭露魏统治者嗜刑好杀，甚至举族杀戮，冤死者不可胜计，但也不可否认，赵翼本人确实对株连之法深恶痛绝，但所谓“秦汉以来”是否也指清朝也有含沙射影的可能，也许是当时出版后乾隆还未来得及阅读该书就驾鹤西去了，不然以乾隆之精明不可能看不出其中的奥妙，抑或是赵翼笔法之精妙使得连乾隆都无法察觉其所指之事件。正如《红楼梦》中“耶律雄奴①”这一角色，我们都知道辽朝皇帝姓耶律，“雄奴”音同“匈奴”，都是我国古代北方侵扰中原的少数民族，暗指满族（女真族后裔，两宋时期常南下侵扰中原）南下入主中原之事，然而这本书却被乾隆所知，若非该书未署作者之名，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赵翼的历史考证显然是不同于那些为考证而考证的学者们的。该书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最。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都倡导经世致用，却都不为后世统治者所重视，但却并不影响赵翼对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视。他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自谦道:“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虽明言不敢与顾炎武的《日知录》比肩，但文章却处处表现出其追随《日知录》的脚步，以经世致用为治史目的。
正如张之洞所言“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缓。”见《廿二史札记》中反映出的经世史学的水平。
查看全文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