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薄薄的一本，语言也不艰深，读起来不吃力，外行也能读。这是这本书能成为大众读物的重要原因。
最早是从高中语文书中知道黄仁宇这个名字的，因为语文书中有一篇课文《孔孟》是黄仁宇写的。在那篇课文中，黄仁宇对比了孔子的轻松愉快和孟子的凡事紧张，探究这种不同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认为，这两位哲人不同的主张除了性格不同之外，深层的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氛围不同：孔子生活于春秋中后期，各国之间的战争尚存贵族气质，尚受“礼”的制约，比如不搞偷袭，下战书，三鼓而动，不追溃兵等，虽然这制约力快要绷不住了。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所以孔子对于“克己复礼”尚存希望，还能憧憬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踏青野餐。孟子呢，生活在战国时代，战争已经完全抛弃了贵族之礼的制约，全面进入血腥野蛮的大屠杀时代，各种手段无所不用，目的只有一个：灭国。在这样的时代中，孟子的张扬个性、革命激情就相得益彰了。在这篇文章中，黄仁宇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分析哲学风格流变的问题，很有说服力。
那时就听老师说黄仁宇有一本《万历十五年》，但我的高中既没有、也不允许读课外书。现在终于还愿了，耶！
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书名叫“万历十五年”呢？书中开宗明义：“公元1587年，丁亥年，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并无大事可叙”，是普通平淡的一年。然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易于忽略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是细节末端，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黄仁宇依据他的“大历史观”来写这本书，“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万历十五年》共有7章，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每一个故事都指向共同的主题，一个令人沮丧的主题——批判已陷入僵化的文官制度。在黄仁宇看来，以科举制度、儒家理念为基础的文官制度经过千年的生长，已陷入末流之弊，变得僵化、窒息而又根深蒂固，不可撼动，正是文官制度，让官员们把脑力、精力都内耗在了人际关系的盘算中，让他们陷在“宫斗”“党争”的泥沼里，看不见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国家边疆的危机。文官制度，让本来早熟早慧、心怀理想的万历皇帝变成了“活着的祖宗”；让首辅申时行一辈子中庸无为；让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改革半途夭折；让戚继光失去了改革军队、巩固国防的机会；让李贽在鄙弃传统又找不到新出路的困境中痛苦、绝望，自杀。
这种制度让各种力量都胶着、钳制、无法脱身。让我想到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的一个镜头：包租婆、包租公、火云邪神三个人彼此钳制，动弹不得。
那这种文官制度可以被打破或被革命吗？黄仁宇没有回答。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可能。中国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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