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听说《国富论》，是在初中历史课上。我从课本上了解到，《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当时的英国正处于思想启蒙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使用蒸汽动力机械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正在逐步替代手工工厂，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商业体系限制政策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处于幼年状态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职能理论等根基着手，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构建一个全新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国富论》便诞生于这一重要时期。它被认为是一部奠定了现代经济研究基础的伟大著作，备受不同流派学者的推崇，当时的英国政府官员甚至以自称“斯密的弟子”为荣。看到这本书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我不禁萌生出了想要亲自拜读一遍的想法，可是当我在图书馆找到它时，我却打了退堂鼓，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厚了。我国目前的初高中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并不允许我拿出大量时间来读与考试无关的书籍，我只好先将这个想法搁置一旁。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已经是一名积极向党支部靠拢的大三学生了。恰逢学校推行“读一百本经典”活动，加之寒假也没什么事，我抓住这次机会将《国富论》细细读了一遍。《国富论》这本书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书中总结了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进行了系统描述。其经济思想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利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完善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二是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它对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分析、比较和批判。考察了不正确的政策主张和学说怎样妨碍国民财富的增长，实际上进一步论证了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亚当•斯密发现的经济规律如同牛顿的经典力学定律，其“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原理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定律”，可以说，它是支撑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国富论》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为我们增加国民收入水平指出了一条明路。一部苹果手机卖几百美元，中国装配工人只能拿其中的几美元，零件制造商只能拿几十美元，而苹果公司即没有提供原料也没有组织生产却能够拿走绝大部分利润。看待这个事实，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剥削压榨。我们应该认识到，收入分配取决于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国一条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们工作了一天，装配了一千部手机，他们能获得的报酬绝不会高于他们装配这一千部手机的劳动的价值；而一个苹果公司的员工工作了一天，写了一个补丁，修补了系统的一处漏洞，应用于全球千万部苹果手机，他的劳动为用户预防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难道他不理应获得比装配工人高得多的报酬吗。所以，我们要潜心科研，占据行业中高端位置，从低端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自己的劳动价值得到提升，这才是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国富论》虽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否认，它毕竟是一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著作，其中的一些理念我们不能照单全收。《国富论》中提倡分工、重视教育，这都是我国所认可并大力推行的，但它所描述的政府职责、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却有待商榷。《国富论》认为，政府主要的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并“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这些的确是政府的职责，但却远远不是政府的全部职责。《国富论》主张将生产调节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它没有看到市场的盲目性。比如说，今年的蒜卖的价钱很好，大家一看，第二年都去种蒜，这势必会导致第二年市场中蒜的数量饱和，只会导致蒜价狠跌，所有人都亏的血本无归。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没能及时传递导致的。政府作为管理者，其较市场中的参与者而言具有获取信息的天然优势，若政府出手及时在宏观层面上对生产进行调控，定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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