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已经发力，金融扶贫作为重要法宝也在很多贫困地区创造着奇迹。这让我不由想起了“小额贷款扶贫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教授和他创建的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一个影响全世界并在金融扶贫方面成果显著的大师，我认真地读了他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困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
纵观世界很多名人，取得的成功都有其必然性，尤努斯教授也是如此。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后，尤努斯教授立即离开美国安逸优越的教授生活回到祖国。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教授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拥有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格莱珉银行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尤努斯教授由于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他一直在解决贫困方面努力着，最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有其必然性。
纵观全书，正如尤努斯教授所言，他选择以“蚯蚓”的视角贴近贫困去研究，从穷人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这也是他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传统银行业很难真正帮助到穷人？是因为他们天生对穷人的疏离感与不信任感，没有真正意识到微薄的金融资助能够迸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或者说没有带有善意的制定有效的策略安排使金融资助落到实处。
认真反复阅读尤努斯教授的自传发现，他提出解决贫困的方案简单而充满智慧：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首先，精确瞄准贫困人口以及明确他们的需求。贴近穷人，格莱珉银行一般都设立在贫困的村落（大银行由于成本考虑不愿意去的地方），工作人员经常走访贫困人群，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协助有需要贷款的穷人成立还款支持小组（自发成立的小组会更稳定，于是就克制住自己不对它们干预管理，但我们建立起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取得成功），建立小组内的自我约束机制以及来自格莱珉银行的外部激励机制，确保还款有效性。其次，培育穷人的生存发展能力。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获取金钱等资源能力弱，换句话说是生存发展能力不足。格莱珉银行不仅贷款给穷人们，作为他们投入新生活的启动资金，而且重在对他们生产发展能力的培训。最开始时候，格莱珉银行借钱给赤贫而又被宗教束缚的妇女们，教会他们编织竹凳，然后把产品统一组织卖到市场，获得微薄但全部据为己有的利润，重拾穷人们的信心。随着格莱珉银行的成功与复制，这种能力孵化涉及到多种行业，增强了穷人们在市场上的地位，也提高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大降低了返贫率。再次，灵活的信贷政策也是对穷人的隐形保障。格莱珉银行面对的都是特别贫困的人群，提供小额贷款，为穷人们规划了他们所能接受的分期计划（往往长达数年），特别是当穷人们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疾病等不可避免损失时，及时降低利率或者零利率，调整还款计划，以使穷人们更好度过难关。最后，相信穷人，为穷人所拥有。这也是格莱珉银行取得巨大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格莱珉银行成立时，特别通过了一项法律，贫困的借贷者们，其中绝大多数为妇女，拥有这家银行，银行只为这些穷人服务。如今，格莱珉的贷款者拥有银行94%的股权，另外6%为政府所拥有，68%的存款来自银行的贷款者。相信穷人，并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基于对穷人权利的尊重。尤努斯教授认为，贷款的权利应被视为一种人权，贷款能够在全球摆脱饥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
尤努斯教授相信穷人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这也与另一位因在贫困治理方面成果丰硕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共同认为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能力的缺失或者说相对能力不足。尤其是在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能力匮乏被继续放大。持续关注穷人能力的提升，这也对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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