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8日，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年98岁的科斯（1910～20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饮誉世界的“科斯定理”创立者，西方最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张五常的师友），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议”，邀请张五常写一篇开场论文，发言时长2个小时。时年72岁的张五常，2007年接到任务，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篇《中国经济制度》，作为他学术生涯的封笔之作。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路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科斯以研究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著称于世，张五常上世纪70年代末，受科斯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鼓励，回香港大学任教，从此成为中美经济理论沟通的桥梁。其学术以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产权经济学为主要方向，以基础价格理论解释世事，纵横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张五常说：“如果来说这其中的问题，我可以在一周之内写出一本书；但是，如果来解释中国这些年到底作对了什么？才有这样一个经济奇迹，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其艰难的。”因此《中国经济制度》，是他在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集中解释中国究竟作对了什么的学术终结之作。
他在该书中“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因为他意识到“中国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因此有了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这是他在制度经济学上的原创思想。
这里介绍的合约概念是广泛的，“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都是不同的合约安排。”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模式是以等级排列（即中国的干部级别和行政设置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的合约约束，这是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是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张先生称赞不已的经济制度，就是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种承包合约的出现，是中国市场形成的基础。这种承包在农村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从1978年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起初的承包合约中用于生产队，1981年合约由生产队到包干到户，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1983年合约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90年代初取消价格管制，直到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合约在农村的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并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领域时，遇到不少困难，但中国也很快找到了促进工业发展的方法——县际竞争。
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在这一节中，张五常指出：“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市、县、镇、村，最后到户。这七层从上而下是以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上下连串而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为什么在这七层中竞争的重点落到县级了？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回答这些问题是第六节的内容——《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张五常在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其核心理论是只有界定土地为私有产权，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他引用到《县制度的佃农分成》中，是在明解县有土地使用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增值税与上级进行税收（他认为是租金）的分成，是最符合经济效率的经济制度设计。
在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中，张五常这样描述，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资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的招商，对他们的应酬费用也相当慷慨。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商业机构，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必然互相竞争。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以看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的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主要在县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制度、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在垄断性的国企。第九节和第十节他主要讨论了这些问题，特别是汇率问题。
结语中他说：“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
转眼又一个十年，科斯先生斯人已逝，但张先生在十年前写给他的这篇论文，今天读来依然让人震撼。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2018年，我们又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按照现在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新时代。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收入是不是保持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长？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计划，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仿佛找不到农村了。张先生在后记中担心的《劳同合同法》实施了十年了，工人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制造业衰退的问题可能已被您言中。县际竞争依然激烈，但唯GDP的考核正在改变，县际领导已不满足于制造业招商所带来的佃农分成利益，他们找到了一个让土地发挥更大价值的产业——房地产。2008年后土地财政依赖加深和房地产价格轮番上涨，给市民带来巨大的资产泡沫和精神冲击，中国经济为此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
问题还是多得让人忧愁，正如您所言，只要能看到明天的希望，这个民族依然要笑着拼搏向前。今天我们的希望——还是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们需要知道中国这四十年作对了什么？如何把对的发扬光大？而且不止是在经济方面，还有人民关注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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