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知道何炳棣先生，是七十年代中期在中文大学书店买到刚刚出版的《东方的摇篮》。当时正要到牛津哈特福德学院（HertfordCollege）进修，遂藏行箧相携。这样，一个空闲而又灰暗的星期六下午，无意中拿起此书翻阅，竟深受吸引不能释手，一口气读完。当然，这主要是受其雄辩而充满自信的行文，广博的论证，与周密的推理所打动，至于其所涉及诸问题的复杂背景，以及其在学术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则自非外行如我所能够深悉。翌年回港，无意中又读到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那是实证性社会史研究，问题较简单，方法、结论简洁明晰，即使是外行也感到清楚了然。从这两本分属完全不同领域的著作，以及他八十年代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两趟公开演讲，开始感受到先生的气魄和雄才。
从批判到自述
但和先生有直接交涉，则是九十年代我和朋友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之后不久。一天，编辑部忽然收到何先生亲自寄来，以检讨杜维明治学方法为主题的文章。这本刚满周岁的刊物竟然得到这样一位前辈投稿，编辑部同仁自不免受宠若惊，然而，应当如何处理这样一篇旨在“讨伐”另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却也颇费踌躇。斟酌再三之后，我们决定先请杜教授对他的严厉批评作出响应，然后同期刊登双方文章。经过这第一轮交锋，刘述先教授觉得是非未明，要代杜方发起反攻，我们亦按同样原则同期发表何先生的响应。这时已经有点硝烟弹雨的味道，编委会乃须订定行文措辞的“游戏规则”，幸亏双方合作，论辩始终未曾逾越学术研讨范围。这样，有幸得到先生“垂青”，维明兄“应命”（他回应文章题目中的“既惊讶又荣幸”一语，为刊中同事所忍俊不禁，称引至今），以及述先兄“仗义”，《二十一世纪》乃得脱颖而出，成为各方瞩目的学术论坛——这是我们在《发刊词》所曾经提及的愿望，但实现之速，则完全出乎意料。
此后先生访港，开始有些交往。这一方面因为他陆续来稿，另一方面则因为老先生个性率直，谈锋朗健，喜怒爱憎分明，所以辈分相隔虽远，却一见如故。以是我也就得与闻先生另一“硬仗”，即九十年代末他与罗斯基（EvelynRawski）关于清皇朝统治基础的争辩。这是牵涉到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及其本质，也纠缠上所谓“后现代史学”解构“大历史”潮流的一场正面而短暂的交锋，以罗斯基出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词始，以何公在该会《亚洲研究》季刊发表长篇强力反驳文章告结束。此后对方再没有公开反应——何公形容其宛如在拳赛被“击倒”，充分显示他硬朗和童心未泯的一面。从事后的评论看来，罗斯基讲词背后的具体研究虽然细致，其论旨之偏颇过火却难以否认。时兴的“后现代史学”率多如此，不足为怪，但倘非碰上如先生之才气纵横与性格豪迈者，也就得以引领风骚无碍了。
前年何公来港，有机会作半日闲谈，与闻不少治学往事，也初次得知先生正在撰写自传。此后不久，即得香港商务印书馆寄来大叠手稿影印本，于是很荣幸，有机会先睹为快了。当时只断断续续看到书的后半部，未窥全豹，对其颇为复杂的结构以及可谓包罗万有的内容未免感到迷惑。数月前终于奉到洋洋四十万言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捧读之下才恍然明白，先生这部气魄宏大的“学术回忆”其实是负担了自传、史料汇编、学术论述等多种不同编撰功能，所以结构、行文和当今的“多媒体、多场景、多角度”表达方式不谋而合，那是有内在必要的。先生年臻耄耋，所作却与新观念并不脱节，适足以反映他心智活跃，性格倔强一如往昔，完全未曾受到岁月消磨。
有我与无我之境
的确，此书中那位在运动场上虎虎生风的健将，在试场和国家抡才大典中所向披靡的才子，在北美学术圈中坚忍卓绝，气壮山河的怪杰，又怎么可能以不动声色、平铺直叙的自述为满足呢？一部循规蹈矩、顺流而下的自传，又怎能容纳得下他那些令人目瞪口呆亦复悠然神往的青少年反叛和战斗往迹，他那众多亲戚、师长、朋侪、同窗、学人的记载、事略、评论，还有他本人跨越古今，出入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考古、考据、历史地理学等众多领域的学术工作综述，以及他对平生每一事件、每一争论，乃至内心种种期待、困扰、得意、豪情的披露、反省和剖析？显然，以何公经历之波澜壮阔，以及二十世纪之复杂多元，变化万端，没有相应笔法和章目结构，是绝不可能将他和他的世界充分描绘出来的。
不过，当然也难说绝不可能。例如，另一位史学大师钱宾四先生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其内容所牵涉的，其实也同样广泛驳杂，同样包含了叙事、论学、论事、知人论世、感怀等各种不同成分。然而，其体裁、行文却极其简单自然，有如信步庭除，随手拈来，起承转折宛若无痕。这样看来，两者分别似乎只不过是文笔差异——也就是钱先生沿袭了传统文风，何公则更受现代学风影响。不过，从文笔差异亦往往可以窥见更深层、更基本的分歧。在钱的自传中，一切故事、议论、感慨无不以宾四先生本人为主体，也就是事事从他记忆浮现，从他眼中看见，从他胸臆抒发出来。凭借此主体，全书的千头万绪遂得以融会贯通为一。所以，这部自传的精神在于书题中那两个“忆”字：既为追忆，则无论所涉题材若何，其观点必然统一于“我”，其行文亦自较为畅顺。
《读史阅世六十年》则不然。在“序言”中何公强调，要把一生“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卑不亢地忆述出来”，还要有“严肃的自我检讨”，以期其“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因此本书不以个人经历和感受为限，还着意包括背景的铺陈、事件的分析、学术观点的论述，乃至来往书信、学术评骘报告、各种出版及档案文献，以及种种原始数据，例如考试分数、试题和课程编排的记录，等等。显然，何公并不以主观回忆为满足（虽然这也是书中重要部分），而还要以一位史学家的客观精神来探究、分析、论证其本人以及其师友的历史，并且更要为此论证而提供第一手材料。这客观性的追求无疑导致了，也决定了本书的自述、历史、史料这三层立体结构，以及其驳杂的编撰体例。就作者意图而言，本书重点并不完全在主观的“我”，而毋宁更在客观的，身外的“事”——也许，更应该说，是在通过反省、论证和数据编排而客观化的“我”。
不过，“历史的客观”是个相当吊诡、滑溜的观念。柯林武德所谓“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固然过分，但个人的思想、感受、判断则肯定不能够排除在历史以外。例如，即使是主观回忆如钱先生的自传，无疑也是客观历史的重要部分，也同样具有客观史料价值。但这样一来，《读史阅世六十年》三层立体结构的独特意义又何在呢？说得更直接和冒渎一点，此书所详细论证并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的许多事件，其茕茕大者如1936年底先生与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冲突，其开展北美学术生涯之初所遭遇的数度挫折，以及其扛鼎之作《东方的摇篮》在学界所引起的恩恩怨怨与明争暗斗，都莫不与先生个人有重大直接利害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书中论证是否不偏不倚，所提供的数据是否完整而没有选择性，原则上就都必须重新接受全面检查和质疑。换而言之，原则上“自我客观化”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本书虽然力求客观详尽，恐怕也无法达到“无我”之境，也难以就此被全盘接受为历史真实。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在客观世界的法庭上，这些论证、资料虽然不等同于定谳之词，却无疑构成了一份完整和坚强有力的申辩书，欲加否认，就必须提出旗鼓相当的反证。何公此传的特殊意义，主要当在于此。
人如其传，传如其人
传如是，何公本人亦何独不然？当然，人如其传，传亦当如其人，一本真正的自传，不但在其内涵，更应该在其风格、结构充分反映传主本色。在这点上，风格南辕北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读史阅世六十年》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能将传主迥然相异的精神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而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禀赋相异以外，恐怕更是其背后不同文化与时代的反映吧？
中国传统文化所着重和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亦即“其所异不胜所同”；其所最感痛心忧虑的，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此和谐与大同理想的背后，自然还有一个长达三千年之久，逐步趋向于融合、一元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而毫无疑问，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无锡七房桥世界中成长的钱先生，正就是这大传统所孕育出来最自觉、最纯粹、最有代表性的传人。
至于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出生于一个从杭州迁居天津家庭的何公，文化背景就复杂得多了。这其中有得自于家教和私塾的传统文化，有南开中学的严谨新式教育，更有三十年代荟萃全国精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之陶冶，特别是蒋梦麟、蒋廷黻、陈寅恪、雷海宗、吴宓、潘光旦、冯友兰那一大批学贯中西，对传统情怀各异的著名学者之教诲和潜移默化。这是个英才俊发，竞争激烈的环境，在其刺激和熏陶下，青年何炳棣很自然地养成了无论在运动场、试场，或者学术论坛上都那么勇往直前，都以其强大战斗力、冲击力自豪的性格。这一切，加上自幼即为父亲所深植于脑海的“考清华，考留学”以求出人头地这个大方向，是塑造他一生志向、憧憬的最基本因素。这早年的培养、磨练、激励，当亦是日后他能够克服多番挫折，考取公费进哥伦比亚大学，以“扎硬寨，打死仗”，梳爬大量史料的方式创新立说，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奋勇前进，而终于得偿夙愿，卓尔立于美国第一流学府的动力和原因吧。有此经历，他治学讲求创新与实证，服膺科学方法而少所假借于传统观念，吸收“有人挑战，必须应战，否则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经验，与同侪学者“所同不胜所异”亦在所不计，那自然不会令我们感到惊异了。
然而，自幼即在父亲督促下研读经史，又曾经出入鲁大、清华、燕大、西南联大之门十余载的何公，无论其对西方文化、体制如何钦慕，亦不可能忘怀中土。西方学界是激发他心智的竞技场所，更为他提供了水银灯照耀的学术舞台，却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之地。至终，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自省、自觉精神的历史学家，他不能不深切感到必须通过学术与文化上的回归，其生命意义才得以彰显，得以完成。这是个漫长的旅程。六十年代中期，他有感于杨联陞教授的忠告，“要开始作前代的较大课题，以求达到既‘博’又‘通’的地步”，乃有七十年代第一部综合性和溯源性，而非仅仅为考证性与分析性的巨著《东方的摇篮》出现，那也许可以视为这旅程的开始。然后，以1971年重入国门与翌年投入钓鱼台运动为契机，他的目光、心思开始向东方回转，故而此后回国讲学日益频繁，和1990年重回台北“中研院”，那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其回归旅程之真正到达家园，则在于晚年受了只有治思想史“才能对中国历史作‘画龙点睛’的工作”这句具有傲骨的漂亮话刺激，而终于全面转向这一领域。
回归之旅
触发这转变的，似乎是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对杜维明的推介。何公为此所发第一炮引出来的，正就是本文开头谈到的“克己复礼”之争那段公案。其后十年间，他在《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燕京学报》、《中央研究院集刊》等多种中文学术刊物陆陆续续发表多篇大块文章，题材几乎全部属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的考证与探讨，所论遍及儒、墨、道诸子，以及天、礼、宗法、人本主义等传统思想中最根本的观念，其所用资料之详细与全面，论证之精辟，见解之戛戛独造，迥异流俗，都是令人惊诧赞叹的。至此，先生超过半个世纪的史学工作也就的确得以“画龙点睛”了。
其实，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何公去国之后这半个多世纪间，中土学界也已经沧海桑田，非复旧观。三十年代钱宾四先生所游心其中，“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的那个学术环境，众多“学有专长，意有专情……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的文史教授所交织而成的那些学人圈子，乃至师生群相论难，日常讲课亦“几如登辩论场”的热炽风气，都已经烟消云散，一去不返。这固然和政治与社会巨变有关，但更根本的，则是五十年代以来，古代遗迹、文物、文献之如滚滚洪流大量出土，引发史前史、古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蜕变，影响所及，古代思想史自亦逐步趋向高度专业化。而且，如余英时先生近作《朱熹的历史世界》显示，今后中古以降的思想史亦不免走上相同道路——只不过其素材是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而非出土文物而已。在西方观念冲击之下，文化大传统之破裂自是势有必然，但今日实证性研究之全面进入历来最“传统”的思想史领域，恐怕也非何公当年焚膏继晷之际始料所及吧？
犹记中学时代在《自由学人》杂志上初次读到英国史家屈范连（GeorgeM.Trevelyan）的自传，立即为其所娓娓讲述的治学环境以及写作生涯所吸引，而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则是他所说：在此熟悉的土地上，前人和我们同样真实地生活过，“但是现在都没有了，一代随着一代全告消灭，如同鬼魂到了鸡啼时候，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是人生中我们最熟悉、最确实的事实，但也是最富诗意的”。其实，人如是，学术风气、传统亦何独不然？其变化虽然有徐疾缓速，但何尝不也总是不舍昼夜地与时推移，以迄陵谷变迁，无可复识，令人徒添鹤归辽东之叹？何公在变动中的华夏成长，其后长期浸淫于西方学界，至终又向中国学界回归，他思想上这往而复返的大回转的奥德赛之旅，不正就是大传统瓦解而又重建的最原始动力吗？无论如何，从二十世纪开始，人文中国即已再临“道术为天下裂”的危机，其重新整合则十分遥远，可以说仍然隐藏在未来迷雾之中。不过，在全球化潮流高涨的今日，这已经不止是中国，而是整个人文世界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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