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他将这些成果用于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时期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义，鼓励青年学子勇于开拓未知领域，并应邀整理成书。现在读起来也具有启迪意义。对我来说，首次接触社会学书籍，其中内涵不啻哲学一样抽象，但《乡土中国》的文字深入浅出，把作者早期调研的中国社会素描像，穿针引线般总结提炼成的概念和体系，透过严谨的逻辑，一步步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宏大又难解的问题。
阅读《乡土中国》，缘起于加入了“金融支持乡村建设”课题组，在主委的建议下，学习先贤的著作研究，启发和开阔思路。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发展不均衡，乡村的发展也各具特色，加之平时接触乡村并不频繁，如何才能总结出乡村建设的共性，从金融角度提出合理的建议，在参与课题之初，我感到束手无策，研读之后，似乎看到一点方向。
阅读过程中，我了解到费孝通先生的生平，以及与他同时代的潘光旦先生等民盟高级知识分子，不禁对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治学的顽强精神和人格魅力肃然起敬。
回首眺望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土地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有如埋藏着黄金般的相思，土地在中国人的生命中扮演着无与伦比的重要角色。无论从时间更迭还是空间聚集来看，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社会。
世代相传、囿于土地的乡民，以自发聚集起来的“村落”为单位，遵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规律，植物般在土地里生了根，“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他的儿女一般”，对这个社会的人和事都熟悉到不假思索的程度。这样的熟悉社会，自然而然的孕育出符合其特征的规矩，譬如礼治秩序。
有人说，西洋（我理解书中指美国）是“法治”的社会，中国是“人治”的社会，作者认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根源不在“人”和“法”上，而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以及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并不是“无法”，而是以“礼治”为主。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是代代相传的约定俗称。在人口流动和土地资源变动都有限的社会中，维持礼治秩序的是传统，越是经过前人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言必尧舜”成了最好的生活保障，“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成了教育后辈的常用语，人们对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于是，在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的前提下，礼治秩序使人服膺。
如果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社会，那么，差序格局就是是中国社会的核心。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出的精髓思想。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的范围很模糊。“阖第光临”，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包括些什么人，像《红楼梦》里的贾家，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宝琴、岫烟，凡是算得上亲戚，都包容得下。可是一抄家，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家庭范围可以很小，也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所谓“差序格局”，是以自己为中心，将与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按照亲疏远近像水波纹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所产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这与西洋（美国）所注重的个人主义下的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是不同的方向。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而乡土社会是攀关系、讲交情，势必赋予了乡土社会的道德和家族观念。
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是儒家文化推崇的“克己复礼”。伦重在分别，如《礼记》中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由己向外推以构成忠、信、孝、悌、恭、宽、信、敏、惠一类的道德标准。基督教中是不分差序的兼爱，或墨家提倡的“爱无差等”，在儒家看来都是“无父无君”的观点。
家族性质更像绵续的事业社群，负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主轴在父子间、在婆媳间，家族的延续离不开效率和纪律的考虑。夫妻成了配轴，夫妻间讲究相敬，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都拉入了家族中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在西洋（美国）社会中，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所以夫妻之间的感情成为主要的凝合力量。
乡土社会中的道德、礼治和家族，又共同衍生出文字下乡、推崇无讼、血缘联结、长老政治和契约文化等的一系列社会表现。以文字为例，在当时提倡的文字下乡运动中，有人认为乡下人愚钝不化不识字。作者认为在熟悉社会中，有限的地理范围内，沟通交流最便利的是表情（眉目传情）、其次是语言（特殊语言、行话）。实在是乡土社会已经熟悉到没有孕育文字的先天土壤。在陌生社会，讲究文法艺术的文字才是首选。所以文字下乡运动，并不是开设几个乡村学校就能完成的，最好在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顺利的下乡。比如我们现在扶持乡村教育，让孩童们坐在课堂上仅仅是表象，本质在于解决它背后的社会和家庭面临的共同矛盾。
想起我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发现大部分现象都能利用书中的理论来解释。我的故乡位于山西一个偏僻的村庄。上中学前，我每年都会在那里度过一两个月，白天与族中小孩在田间地头嬉戏玩耍，晚上等长辈们串门聊天。家里夜不闭户，从脚步声主人就能听出是谁进了院子，或未见其面就传来响亮的招呼。凑在一起的家长里短中，有张家的祖上当年借了多少钱，有李家的儿子发达前的奇闻轶事等等，仿佛在攀比谁掌握的史料更多。我父亲尽管移居到城市生活已经四十年，在时间和地理上与故乡产生距离，但是家族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现在也还能如数家珍地谈论起家族中的辈分和往事。可惜这些并没有文字记录下来，老一辈人的记忆恐怕难以再延下去。还有一些从前我不太理解的事情，比如乡下的亲戚为什么愿意组团到城市，或借宿，或求助，显得没有边界感和隐私观念。这些疑惑，在《乡土中国》中都找到了本质答案。原来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自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时便已注定！
乡土的本质是稳定和缓慢，如果发生与它相反的变革，便会有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的分离。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无数光辉灿烂的文明，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尤其在步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毫无例外会发生冲突和矛盾。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取得一些成就。即使乡村的生活方式看似和城市无异，但中国社会乡土的本色已经延续千年，旧有的观念、人情往来和处事方式，仍然习惯性的保留下来。其实有没有必要褪去这些旧有痕迹还值得我们研究思索。在城镇化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荒唐的事情，部分原因是急于求成，违背了乡土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没有做好转变的铺垫前便粗暴干预。乡村建设要尊重传统，遵循演变规律，让乡村留住乡愁，不能操之过急，更要避免盲目追求政绩，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制定出揠苗助长的强制政策。
回到金融方面，我的工作范围属于金融的一个分支，支付行业，结合近期国务院和央行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或许可以由点及面，从支付方面谈谈如何支持乡村建设的发展。
一是加强支付的法律体系建立和金融监管政策。近五年新兴支付手段高速发展，促使支付业务边界逐渐模糊，给立法和监管等带来新挑战。我国的立法层次低、立法体系不完整且不统一、立法内容失衡，构建一个全面、规范、协调的支付法律制度体系势在必行。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将原有立法层次较低的部门规章等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在支付行业监管方面，以健全监管主体体系，规范监管职权为原则，建议加强资金监管，注意外部监管与内部监管结合，同时密切关注支付业务所潜藏的各类洗钱风险，调整和完善监管规则。
二是以金融科技发展助力乡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原因，我国乡村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配套服务都不足，金融网点和服务下沉面临着成本增加、收益倒挂、效率低下的问题。举例：央行和银联曾要求商业银行降低费率或免费在农村地区投放POS机具，助力农村地区发展收单业务。但是农村交易额过低，机具布放分散，银行提供服务耗费人力物力，久而久之POS机处于闲置，未发挥应有作用。建议依托金融科技的发展，通过科技手段延伸金融服半径，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与新兴服务手段相适应的合理的政策要求，提高金融机构应用金融科技的积极性。
三是以场景建设为入口完善乡村金融产品供给。根据乡村生活特点，在适当的产业，如文化旅游消费方面，搭建支付受理环境，进而拓展至粮食收购、衣食住行等涉农应用场景，后续进一步覆盖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缴费等。同时完善农村小微企业融资产品，并逐步建立农村企业征信系统和信用库，利用大数据技术为金融服务的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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