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评价李鸿章·1
摘要：评论历史人物不能仅仅以三七开、四六开等“中间人物”来进行评论，应全面具体的进行分析。评价李鸿章也不能仅仅就以外交为据，就下定论，应全面看待其一生，对其为官、外交、洋务等方面进行深刻的了解后再具体客观地进行评定。
关键词：历史人物;评价;方法;李鸿章
所谓的历史人物 , 他不是指历史长海中任意的一个人 , 而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 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或者说具有重大影响的人。具体应该怎样去评价历史人物，或者说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是什么，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所以方法也会有所差别。
李振宏先生说 :“分析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条件及各种社会矛盾，把历史人物紧紧置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之中，看他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伟大需要。这是我们认识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价值的基本方法。”
李鸿章，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他为清政府劳碌了一生，但其死后却没能像他老师曾国藩一样受到世人敬仰。因为其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卖国贼”、“大奸臣”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背负了一百多年的骂名，至今仍是毁誉不一。1840 年鸦片战争暴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所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已经实行不下去了。此时的中国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二是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积极学习西方，促进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李鸿章在领略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后，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所以有人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奠基人”李鸿章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鸿章的主张明显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他倡导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在这方面来说对于清朝的发展是有功的。李鸿章能在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看清历史发展的走向，并适时的做出相应的举措，所以堪称是一代杰出人物。
一、考察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全过程
“分析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全过程 , 弄清其思想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 对历史人物本身作历史考察 . 这是从历史人物自身成长的线索中考察他的思想行为归宿的基本方法。”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伟人也是人，伟人也会犯错误，但是他对社会的发展的贡献亦是不可以磨灭的。每个人的一生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所经历的事情也是不同的，所以其阅历也在不变变化，从而其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所以评价一个人不能说只停留一个时间段，应该对历史人物进行宏观全面的认识再对其进行评价。
欧阳跃峰先生提出“李鸿章既不是职业的外交家，也不是专职的外交官员，而是另有职责的地方官员。”“李鸿章一生中从事外交活动的时间累计起来，也远不及他作为封疆大吏主持地方军政事务的时间多。……忽视其本身职权范围内的大量政务活动，而仅仅抓住临时派任的外交活动作为评价李鸿章的主要依据，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林璧属先生写道：“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过，必定要结合其一生的全部活动进行综合考察，但结合历史人物一生的全部活动，并不是要考察其一生的经历，也不是要终其一生的活动，将所有的活动都加以陈述和判断。……以其产生了历史效应的实践活动作为评价的根据。”
二位先生都同意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纵观其一生的活动，而不是仅仅以其中某一段时间为依据并对其进行评价。李鸿章固然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但是签订不平等条约等仅仅是他一生经历的一小部分，他毕竟没有决定权，真正做出决定的是清政府，而他只是做了“代言人”而已。如果李鸿章不去签署，还会有其他人去签署，那如果是其他人签署，历史是否还会给他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然而在李鸿章一生中兴办洋务，倡导洋务运动，创建北洋水师也无疑是高瞻远瞩之举，对中国的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评价李鸿章时不能因为他所做的事产生不好的结果就全盘否定，我们同时也该看到他其他方面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林璧属先生后来又说到：“具体到评价李鸿章评价，其一生中的确以处理地方政务，举办洋务，创建北洋水师和从事外交活动为主，问题是处理地方政务，举办洋务和创建北洋水师的功劳能抵过外交上的严重后果吗?李鸿章外交活动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其余之功，安能补过?何以补过?”
对此，欧阳跃峰先生说道：“全面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不存在什么‘将功补过’的问题……”我个人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存在将功补过，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和过它们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其性质也不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点错就对他全盘否定，我们也要看到其优点;同样在颂扬一个伟人在给社会带来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其缺点，对此并不是说为了求全责备，以此来抵消抹杀他的历史功绩。我们应该客观全面的去看待，做出科学的分析。
二、分析历史局限性、正确对待个人的历史过错
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李振宏先生总结了三点：
(1)就一个时代来说，任何个人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认识，都不能超越这个时代生产发展水平、阶级斗争发展水平、科学实验发展水平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科学知识发展水平的界限
(2)就一个阶级来说，除去时代的限制外，这个阶级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认识还不能超越这个阶级的利益和它的历史地位所规定的界限
(3)就每个人来说，除去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之外，他的活动和认识又不能超出他个人有限的活动能力和认识能力的界限。
分析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不苛求古人，但亦需分清是非指出其过错中的责任。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都会有一定的弱点、缺点，尤其是当时时代发展的局限性，以及自身阶级的局限性，让他们无法跳出那个圈去对自己的行为活动进行选择。
李鸿章所处的大背景，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末期，君主专制已经达到顶峰。而李鸿章本人亦是官僚阶级，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君君臣臣之道，他所处的阶级范畴也决定了他必须依靠清政府才能更好的生存。李鸿章所处的清朝是中国极弱的时候，在当时衰败的历史背景下，凭李鸿章一人之力也无法改变清朝落后的面貌。李鸿章自己也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马关条约》的签订是甲午战争失败招致的结果，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落后所招致的结果，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追究其责任应在于清政府。去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怎会不知，去了就得背上“卖国”的千古骂名?这种事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好，政治荣誉也好，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明明知道这种事会带来屈辱，李鸿章最后还是去了。我想换了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签的。那为什么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弱国无外交，甲午战败，日本指定要求由李鸿章去谈判，而且非李鸿章不可，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不敢违抗日本的要求，只能下旨派李鸿章前去谈判。在强权即真理，弱肉强食的国际舞台上，你只有反抗崛起变强大或者接受投降两条路选择，可惜清政府选择后者。一个李鸿章，在专制达到顶峰的时代如何能去改变最高统治者的想法。他不能，何况他还吃着朝廷的俸禄，他只能接旨去代表清政府进行谈判。在日本谈判的时候他遭到刺杀，挨了一枪，捡回了一条命，也正是因为这一枪他和日本政府讨价还价，日本因为当时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最后同意将原来赔款的三亿两变成二亿两白银，那是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一枪换回了一亿两白银。
李鸿章是有错，错就错在他不该去签这个约。可是签不签也由不得他说了算。李鸿章是悲哀的。试问有又有多少人能烟下此等委屈与屈辱?他去了，也说明他是一个英雄，最起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份气魄胸襟就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我们又怎么能将“卖国贼”这顶千斤重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我觉得对李鸿章而言未免太不公道了。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因为其犯错就彻底否定，要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局限性等，正确的分析其错误，然后再加以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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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欧阳跃峰、郑林 . 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辩 [J].史学集刊，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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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评价李鸿章·2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晚清权臣李鸿章，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
1898，李鸿章赴欧洲。在俄国接受沙皇贿赂(此情节疑是日本伪造消息，存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争夺远东霸权，具有重要意义。李鸿章在1901年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1901年11月去世。
有人说"李鸿章是个好人.但是生不逢时，被推到了浪尖口，结果被人们骂为汉奸.这实在是千古大冤，西太后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也有人说"李鸿章在历史上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写的一手好字，是个大才子。死后也没留下什么遗产，可谓也是个清官。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好有坏，让人感到可惜，中国就是在他那个年代才开始衰败的，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是，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
近代史人物评价李鸿章·3
李鸿章在世人的心里的形象的爱国臣子，但也有人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而李鸿章的师傅曾国藩是这样评论李鸿章的：拼命做官。其实李鸿章之所以会被时人和后世都骂作“卖国贼”，主要与他“主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关，好像他就是“卖国”的专业户。本文详细谈论了李鸿章历史功过之说。
清末乃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840—1949 年，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特别是在清末的五十年，它比打打杀杀的“五胡十六国”时还要复杂得多，用李鸿章的话说，他们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但当时能有李鸿章这么头脑清醒的人还不太多，都还在浑浑噩噩，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
要想“制夷”，必先“师夷”，个中道理，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早就说过，问题是“师夷”之论曲高和寡，没多少人愿意听，做起来更难。这是因为，如果“师夷”，至少会遇到思维与感情两大障碍。论思维，历史的辉煌早已昭示，只有别人向我们学习的道理，哪有“用夷变夏”的道理?论感情，中国人不仅很讲面子，还很讲气节，怎能拜强盗为师?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强调“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他既明说，也真干，虽然经常碰壁，他和老师曾国藩等还是发起了以“师夷”为主的洋务运动。
由于英法联军把清军打得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惨，北京首次遭劫，连咸丰皇帝都在惊恐中丢了性命，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师夷”。曾国藩、李鸿章等力排众议，从创办军事企业开始，率先把机器引进国内，机器工业开始出现零的突破，我们不要小看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将带来的许多连锁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不要以为清朝的新式军工企业就只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当知那时的太平天国已如强弩之末，已经对清朝统治者不构成主要威胁了。
在坚持改革与开放方面，当时没有谁比李鸿章做得更好
乃师曾国藩死得较早，李鸿章就秉承师教，并以后来居上的架势，创办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民用企业，包括轮船运输、机器采矿、铁路、电报等。有人说李鸿章创造了四十七个“第一”，这未必精确，但在当时坚持改革与开放方面，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好，他办洋务的功劳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人，他坚持办洋务，不怕谤议和围攻，他还主张用西方人才的标准来选拔中国的人才，“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改变八股取士的落后方法。这就打破了文化民族中心主义，在当时很不容易。面对守旧者的轮番围攻，他仍坚持自己的见解：“综核明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虽然我国历史悠久，“我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这是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爱国者，他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做了不少实事。
李鸿章之所以会被时人和后世都骂作“卖国贼”，主要与他“主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关，好像他就是“卖国”的专业户。但要知道，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西方列强是“战”
好还是“和”好，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打不行，打又常常打不过，结果只有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带来更大的灾难。况且，李鸿章只是受命签约，并不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也不是没有据理力争过，但毕竟弱国无外交啊。
日本政府破译李鸿章谈判底价，让其十分被动
在西方列强看来，这个一米九左右的清朝大臣仪表堂堂，办事讲成效，也很有威严。但在甲午战败后，既凶狠又狡诈的日本政府通过破译李鸿章的电报密码，已经知道清朝的谈判底价，使李鸿章十分被动。他奉命去马关谈判时，在谈判桌上力争，不同意割地，也不同意赔三个亿，但日本政府特别霸道，几乎毫无协商的余地，使他回天无力。在力争过程中，李鸿章还遭到日本浪人行刺，左脸被打伤，子弹留在体内，直到回国后才取出。受伤住院时，年逾古稀的李鸿章还高兴地说，挨枪使日方理亏，他们也该对我方作出让步了，这何尝不是好事。结果，日本少要了一亿两银子。从李鸿章的受伤态度中就可知，他也在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啊!西方学者对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的评价尚不一致，但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仅基本一致，而且还相当高。
梁启超赞李鸿章：虽败亦豪
甲午战败曾使李鸿章的声名一落千丈，但我们不能断言洋务运动就因甲午战败而“彻底失败”，也应冷静地分析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在1888 年成军之时，我国的海军实力在世界上排名第八位，日本那时还赶不上。但北洋建成后，就一直没有再投入军费更新装备，而日本则奋起直追，后来居上，最后在甲午战争中占了上风。梁启超赞同当时西方的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李鸿章“虽败亦豪”。至于李鸿章在同左宗棠为“海防”与“塞防”谁最重要争论时，提出放弃新疆的错误认识，值得批评，但不等于他就是“卖国”。当知由于晚清的积贫积弱，有此糊涂认识者还大有人在，谭嗣同不就主张拍卖“大而寒之”的新疆等地来筹款变法吗?
当然，李鸿章不是没有缺点，不必美化。他办事灵活，很重感情。他是靠淮军起家，所以对淮军将士及后人都很照顾，合肥人找他办事，他经常二话不说，这也说明他缺乏原则，易感情用事。曾国藩说他的学生李鸿章“拼命做官”，历史学家蒋廷黻说不见李做人，只见做事，可知李鸿章的为人不及曾国藩那般正气，任人唯亲，也有一些衙门作风，比较孤傲，更容易遭人攻击。
关于李鸿章历史功过论，就好比整个清朝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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