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的《菜园》写作意境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一贯淡化情节，营造美的意境，小说《菜园》也不例外。《菜园》说的是几个有涵养、守住美好道德的小人物，在时代的腥风血雨里，走上不归路的故事。小说中的“儿子”和漂亮的“儿媳”因为政治变故被无情地杀戮，三年后悲恸的母亲也自缢身亡。文本中没有满纸的血和泪，却充满美的意境和美的人性，其中透着一缕淡淡的哀愁，让小说读来如一首抒情诗回味无穷，余音袅袅。
中国的古代文学传统讲究诗歌的“意境”，即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在现代小说里，意境同样可以作为重要构成元素，用来渲染人物、增强艺术感染力。中国一些现代作家都自觉地将诗歌写作的这一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比如废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
《菜园》也是沈从文的一篇较为特别的作品。这位自诩只想建造“人性的希腊小庙”的“乡下人”，从小看惯了故乡土著军阀和土匪的残忍的杀戮，而故土湘西的风土人情在其笔下是那么温馨、可人。20年代末30年代初，寓居于北京的沈从文在艰辛的生活里挣扎，湘西成了他精神的寄托。《菜园》一开始，作者对人物的家世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接着无限深情地描绘这菜园优美的田园风光，诗的韵味慢慢铺展开来，菜园的景致仿佛是世外桃源一般：“两人常常沉默着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那时节，鱼大致也在休息了。”“动风时，晚风中必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做母亲的想着古人的诗歌，可想不起谁曾写下形容晚天如落霞孤鹜一类好诗句。又总觉得有人写过这样恰如其境的好诗，便笑着问那个男子，是不是能在这样情境中想出两句好诗。”(《菜园》)优美的风景是来自作品人物的视角，这对母子显然有着闲情逸致，孤儿寡母自甘于清寒且自得其乐。菜园不仅可以维持生计，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这无疑也是作者的理想社会模式，“野渡无人舟自横”的佳境，正是文人入世失落后所追求的精神乌托邦。“他(沈从文)主张面对梦幻世界而获得心灵恬静的精神状态，这梦幻世界乃是专门为摆脱变化不定的生存而设计出来的美丽形象的世界。”[1]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在批判都市文明的同时，总是用另一支笔抒发他对湘西乡村充满温情的回眸，所以他笔下才会出现《边城》那样感人至深的作品。像《菜园》这样的小说，虽然也一样在文中营造那样的美的、恬静的氛围，可它却在美丽的背后藏着一把刀，而那份美丽就如磨刀石一样，使刀口更锋利。
沈从文用抒情的笔调歌唱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的纯美、妙善、原稚、如梦如幻的湘西世界，并将这些命运孤苦的小儿女置身于一个“牧歌式”的环境中。在翠竹绿水、佳处独静的自然之境，人与人的关系是永远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险恶丛生，他们都乐于布施、好为人解难，其乐融融。沈从文从不掩饰自己对人性真善美的讴歌和追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人物多具有人性的纯美。就故事情节看，《菜园》是写革命者被残杀的悲剧，可作者写法自然与同时期的书写革命的小说不同，小说却无意着墨于塑造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而着重渲染人物的道家的“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对于“儿子”的思想转变，作者也归于“外出读书”这样的环境影响，比如小说开始写那对母子，他们谦和、善良，母亲具有“林下风度”，即使对下人也很有爱心。儿子对母亲孝敬，性格温和，“他自己对人诚实，他所要求于人的也是诚实。他把诚实这一件事看做人生美德，这种品性同趣味却全出之于母亲的陶冶。” 连带回来的儿媳也是“除了像是过分美丽不适宜于做媳妇，住到这小城市值得忧心以外，简直没有疵点可寻。”在儿子去北京读书之前，他们生活得平静而祥和，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他们也许就幸福、满足地生活一辈子。但是天不遂人愿，“儿子”在北京的几年读书，给这个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由此可见，沈从文认为美丽人性是应该远离政治和文明以及世俗的纷争，否则就会悲惨地凋零。
沈从文的《菜园》情节有一个路径，先把具有美好品德的人物置身于宁静淡远的环境之中，接着让这种美到极致的人物走向毁灭，走向死亡，美因此被遗弃、被摧残。悲剧的结局是读者始料不及的，但这样看似不经意的处理，却让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情节安排上来看，两篇小说都分为前后两部分，我们用简洁的、情感色彩迥异的词语来概括前后的不同：菜园风光、温和且善良的母子、“对酒”、“听蝉”、“吟诗”―“革命党”、“杀戮”、“菊花园”。前后强烈的对比，前者是美的代名词，自然美、人物外貌美和精神美，后者却是美的毁灭和人生的灾难，前者表现得越极致，后者也越惨烈，而这一切都在不言中表现，这便是这两篇小说高明的地方。一些细节也同样看出作者的处心积虑，比如《菜园》的母子姓“玉”，玉是纯洁的美好的象征，象征这对母子的高洁、风雅的品性。
沈从文用抒情的笔调，平静的口吻，而不是用眼泪和控诉来书写，将这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悲剧性用自然之美、人情美来点缀和渲染，书写“美中之悲”和“悲中之美”。他用温馨的笔调来写悲剧，而这种悲剧性也被作家用温情和诗情包裹，等到最后才让读者看到那一点惨烈，而这样的结局与全篇的格调形成强烈的对比。
沈从文在对美的歌颂和追求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去建造空中楼阁，而是用他们充满哀伤的笔触来表现人的精神美被扼杀、被摧残的痛心。这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是有关系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蒋介石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老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的动荡混乱，使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沉醉在象牙塔里编织梦想。两位作家的这两部作品以特别的写作方式，表现他们内心无望的悲哀，以对美的毁灭的深深痛惜来为那黑暗的时代歌唱挽歌，他们内心的痛楚也体现他们作为作家应有的良知，体现他们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对人类的悲悯情怀，沈从文文体带有一种抒情性，这与他的叙事态度和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而与同样以深刻揭露社会现实为己任的左翼文学不同的是，他们更注重形式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唯美的形式里包裹的苦涩，以及其间渗透的淡淡哀愁，只能让人读之潸然泪下，掬一捧同情的泪水。沈从文坚持把他的矛头指向现代工业文明，但他的希腊小庙企图搬到湘西也许正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一点他后来也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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