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是相对汉魏旧题乐府而言的“即事名篇”的诗歌。它用新题写时事，皆唐世之新歌也，而未尝被于声。所谓“新乐府运动”，指贞元、元和年间，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反映现实为中心的诗歌革命运动。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边患四起，作为文学对时代要求的反映，诗文中现实主义思潮高涨，以“讽喻”、“明道”为特征的诗文新运动应运而生。新乐府运动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宗旨，认为文学必须植根于生活，反映生活；强调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以诗歌归讽时政，干预现实；提出了诗歌通俗化的具体要求。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杜甫之后的另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曾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新乐府五十首、《长恨歌》，《琵琶行》。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其大多数讽喻诗一吟咏一事，主题集中，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如《卖炭翁》。其次，白居易的讽喻诗在叙事议论的结合上也有特色。或直接议论，宣泄感情；或进行对比，反衬主题。第三，白居易的讽喻诗除了直赋其事外，还采用了寓言托物的手法。继承了传统比兴的手法，蕴含婉曲之致。
白居易的感伤诗，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皆感于一时一事而作，如《长恨歌》，《琵琶行》，其中糅合了诗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审视和评价，对个人身世的悲叹和感伤，凄婉动人。
此外，元稹的情诗，张籍的边塞、时事、妇女诗，王建的刺世诗，李绅的悯农诗都各具特色，共同促进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
范文二：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09中文系非师（1）班
090105111
周青青
公元七五五年，一场颠覆了整个盛唐王朝的动乱在中原大地上爆发。唐帝国自此由盛而衰。而与盛唐气象一并欣蔚文坛的浪漫气息也转入对尖锐现实的摹写。随着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激起诗人面对惨痛现实的悲愤情怀及对广大人民的悲悯，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元结、顾况等人一系列揭露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了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同调。这一股暗流到了中唐更是愈发汹涌，最终在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的创作及推动下，掀起了中华诗歌史上著名的新乐府运动。
（贞元、元和年间，中原大地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迫使诗人不得不正面现实；另一方面，社会相对稳定，曾经一度在形式上的全国的统一为诗人们对现实改革的期望带来一丝希望。）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文中说道：“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圣盛，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新乐府”一名由白居易提出，宋郭茂倩纂辑《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类，其最后一类标题为“新乐府辞”，本于白居易。所谓新乐府，即以新题写实事的乐府式的诗。这里的重点有三：一是用新题。 建安时起文人乐府就有少数写实事，但多借用古题。新乐府自创新题，故亦称“新题乐府”。二是写实事，即用新题又写实事，是由杜甫创始的，但并非所有新题都写实事。新乐府专门“刺美见事”。三是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未尝被于声”。音乐上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其体现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由汉乐府“缘事而发”，一变为曹操等人借古题而写实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到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为有意识的写作准则。
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直接推动者，白居易在这一运动的发展中起了极大的积极影响。作为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吸取总结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顺延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上的发展，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对于新乐府运动的形成与发展，白居易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与元九书》就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倡导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到白居易及其诗歌的贡献上不能不提到新乐府运动，而说到新乐府运动，也必定要提到白居易的缘由。 在白居易的理念里，首先我们不难看出他推崇一种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这种作用从某种方面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使命。诗歌要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在《新乐府序》中，白居易说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即所谓“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针对当时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在白居易之前，“但伤民病痛”。将诗歌与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在白居易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明确的提出过。虽然他对于新乐府的这种倡导及诗歌的评价方式不免偏激，且将诗歌与现实的功利作用过分联系在一起，未免将诗歌的内在核心价值部分忽视弱化。但在当时那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中，这种直面社会现实苦难及社会症结的勇于承担的态度却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诗论的也重在反对虚泛而空洞的形式主义，为我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影响。
其次，在白居易的诗论中，还看到了一种对于文学根治现实生活的认识。“感于事”“动于情”而发。《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成于歌诗矣。”必须对这个世界有所关照，主动的去关心现实生活与政治建设。《秦中吟序》：“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这些便是这一理论具体践行的表现。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并系统的提出诗歌的四要素：情、言、声、义。其中，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
形式。尤以实义最为重要。
“义”即《诗经》“六义”，主要指那种美刺的现实精神。“经之以六义”。带着对现实深切的感触与关注去使诗具有美刺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人至深、感人为善的诗歌，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
第四，为了充分发挥诗的功用，更好的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服从内容表达。《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文字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在这一系列的诗论理论的指导下，新乐府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
在白居易的创作中，他也极力的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随着白诗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同时，还有一批与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受白居易影响颇深的诗人也同样在创作上为新乐府的声势扩大作了不少贡献。
而白居易则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喻，二闲适，三伤感，四杂律。”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是以内容分，而最后一类又是以形式分。但基本上对于白居易诗歌的研究上还是适用的。同时从他把杂律列为单独一类来看，反应出律诗这一新诗体在元和年间已经发展到可以与古体诗分庭抗礼的程度。到了晚年，白居易又曾将五十一岁以后的诗只从形式上分为“格诗”和“律诗”两类，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四类诗中，价值最高的当属第一类讽喻诗。这些讽喻诗与作者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相一致。同时也是其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白居易的讽喻诗从“惟歌生民病”出发，第一个特点就是广泛的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给予极大的关怀。在《观刈麦》中，他描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
在封建社会不知是农民，妇女的命运也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很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特别是对被迫断送青春的宫女尤为同情。“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对于宫女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来看待，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废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他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基础。
同时，白居易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救济人病”，讽喻诗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例如两税法实行上的失误，宫市，进奉等。
作为讽喻诗的第三个特点是爱国主义思想。这便和中唐时期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西凉伎》便通过老兵之口感叹：
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息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而在艺术形象方面，讽喻诗也有其自身特点。首先是：主题专一明确。
一首诗只集中描写一件事，不旁涉它事，不另出它意。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然后，描写塑造人物上，运用外貌和心理细节刻画。其三，鲜明的对比。如《轻肥》 《歌舞》等诗篇。第五，语言的通俗化。语言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喻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也”。
总的说来，在中唐时期这一场在诗歌上的浩浩荡荡的新乐府运动承继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的可贵的现实主义态度，对这之后的诗歌发展及其他各种文体及文风的影响是极大的。而白居易作为我国诗歌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从诗论及创作上都为这一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 中国文学史 .（二）/游国恩等主编；-2版（修订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范文三：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大体为现实主义作品，并自始至终贯串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一、新乐府诗之“得”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兴”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白居易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能理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极呼吁“先向诗歌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
其次，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民”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诗之“失”
首先，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常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快速领悟其诗歌主旨。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读者从诗歌的每个字眼来领会诗人的意图。而且不同的读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同的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白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白与其诗歌“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俗化，语言明白化。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于说教。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有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
再次，诗人新乐府诗的形式有程式化的倾向。白居易一再强调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达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诗歌应有的艺术性。有些诗作为了“卒章显其志”而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发表感慨以警示后人。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吟诗，而是在受教育。此外，诗人在句式上几乎形成了一个创作模式，五十首新乐府诗好似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框出了诗歌的形体，从而使作品失去生机和灵性，缺乏一种鲜活而感人的力量。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
（选自《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有删改）
读后一思
读完本文后，你对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有何新的感悟？请简要谈谈。
范文四：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元稹、白居易與新樂府運動唐代中期，大致與韓愈、孟郊等人同時，有一批詩人在另一個不同的方向上也掀起了一股新詩潮。其顯著特點，是以樂府——特別是新題樂府的形式，來反映社會問題，針砭政治弊端，以期達到實際的社會效果。同時在藝術表現上，這群詩人也大多努力以平易淺切的語言、自然流暢的意脈來增加詩歌的可讀性（這一特點恰好與韓、孟一派詩人相背反）。他們中包括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紳等人。以前人們曾把這一新詩潮稱為「新樂府運動」。
早在安史之亂前後，杜甫就曾以樂府風格的詩篇針砭現實，《兵車行》、《麗人行》等擺脫古題，「即事名篇」（元稹《樂府古題序》），其實已經是一種新題樂府，只不過「新樂府」的觀念沒有被明確提出。大歷、貞元年間，顧況也寫過一些運用俚俗語言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的詩篇。從貞元末至元和初，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紳諸人先後步入仕途。
他們作為新進官員，具有較高的政治熱情和積極表現自己的願望，而元和初憲宗頗思振作，這也給他們帶來一種興奮。因此，他們彼此唱和，相互呼應，熱情地以詩歌形式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反映各種嚴峻的社會問題，企圖把詩歌作為有力的政治工具來使用。諸人中，張、王最早從事這一類型的寫作，而「新樂府」概念的形成，則始於李紳的《樂府新題》二十首。其詩已佚，但從尚可知道的詩題來看，其內容特點是清楚的。李紳的創作引起元稹、白居易的熱烈響應，並由他們——尤其是白居易，把新樂府的創作推向高潮，白氏的《新樂府》五十首，成為這一新詩潮的代表作。這一詩潮的高峰期為元和四年（809）前後，為時不很長。
除了新題樂府，這群詩人當然還寫過很多其他類型的詩作，各有不同的成就。
張籍（約766—約830）字文昌，蘇州（今屬江蘇）人，貞元十五年（799）進士，曾任水部郎中、國子司業。有《張司業集》。他為人熱情誠懇，交游很廣，與以韓愈為首的詩人群體和以白居易為代表的詩人群體都有密切的關係。正如他自稱的「學詩為眾體」（《祭退之》），他既寫有像《城
南》這樣頗似孟、韓的作品，也寫有《宿江店》、《霅溪西亭晚望》這樣近似大歷十才子詩風的作品，也寫有《野老歌》、《廢宅行》這樣反映現實、通俗曉暢的樂府詩。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稱讚張籍「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他的樂府詩題材很廣泛，有的描寫了下層百姓的困苦生活，尤其是官府的賦稅過重所造成的壓迫，如《野老歌》寫貧困老翁所種的糧食「輸入官倉化為土」，只好「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食」；《促促詞》寫貧窮人家的男子成年在外奔波，女子「自執吳綃輸稅錢」，夫婦不能團圓；
《山頭鹿》則寫道：
山頭鹿，角芟芟，尾促促。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熬熬蒸野岡，禾黍不收無獄糧。縣家唯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也有寫戰爭給百姓所帶來的痛苦的，如《董逃行》描述了戰爭中「重巖為屋橡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的緊張狀況；《征婦怨》描述了戰爭後「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的淒慘景像；《涼州詞》更指斥「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表達了民眾渴求安定統一的願望。此外，張籍樂府詩還寫了一些民間日常生活的題材，如《白鼉鳴》寫人們久旱之中終於盼來降雨的情景： 天欲雨，有東風，南溪白鼉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鼉聲人盡起。
而《江南行》則描寫了江南各種具有顯著地方特點的風土人情，宛如一幅民俗畫卷。
讀張籍的樂府，很容易感受到其中一部分作品的民歌風味，像《長塘湖》、《雲童行》、《白鼉鳴》都宛如民謠，《山頭鹿》、《春水曲》的開頭起興也很像民歌，而《春別曲》：
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橘樹君自種，那不長系木蘭船。
則完全仿民歌寫成，十分生動有趣、輕鬆自然。此外，在他的樂府中也很容易感受到平實通俗的語言風格，看不到什麼生澀難通的詞句，也看不到什麼深奧難解的典故，平平道來，語意貫通，流暢明白，就連他的五言律詩，也受到這種語言風格的影響，寫得輕快而不生澀，如：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來歸。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遙見尋沙岸，
春風動草衣。（《夜到漁家》）
王建字仲初，許州（今河南許昌）人，與張籍是朋友，年歲相仿，經歷也大體相同，曾任縣丞、縣尉等低級官職，後任陝州司馬。有《王司馬集》。他的詩風與張籍相似，樂府詩也常針砭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如《水運行》寫官府運糧船隊「西江運船立紅幟，萬棹千帆繞江水」，而農民卻「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當窗織》寫貧女辛勤紡織，「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急」，而到頭還得先輸官府，餘下的又得給婆婆，自己不能穿上新衣；《田家行》寫農民種麥養蠶，都被官府拿走，心裡痛苦萬分還得感到僥倖，因為可以免得賣牛抵租；《海人謠》則寫道：
海人無家海裡住，採珠役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路，未央宮中常滿庫。
在這些尖銳地指責官府與朝廷盤剝百姓的詩歌中，表現了詩人的正義感與同情心。
王建也有以俗語民歌入詩的趨向，如《園果》：「雨中梨果病，每樹無數個。小兒出戶看，一半鳥啄破。」渾如兒歌；
《祝鵲》：「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則有如口語；《古謠》：「一東一西隴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去道上客，一顛一倒池中麻。」 則完全是從民間謠諺中脫化而來。此外，像《神樹詞》、《田家留客》及絕句《江陵道中》、《雨中寄東溪韋處士》，也都有民歌那種通脫流利、自然明快的風味。
王建的樂府詩與張籍相比，在語言的通俗平易和結構的流貫上都很相似，但張籍的詩在節奏變換上顯得要輕快圓轉些，常常採取若干句換韻和視角疊變的方式使人讀來富有變化感，而王建的樂府詩則善於在平直樸素的敘述之後加上一兩句看似平常的句子使意蘊加深，在不動聲色中突出主題。如《當窗織》寫貧女織布辛苦，後面加上一句「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以織布貧女羨慕本身是淪於不幸的娼女，突出地呈現了貧女痛苦的心境。
另外，王建還以寫宮女生活的《宮詞一百首》著名。這些詩寫得小巧清麗，對宮中奢華生活頗多渲染，有幾篇較好的，能夠給人以較深的感想，如下面一首：
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
張籍、王建的詩歌在元稹、白居易之前就已表現了詩壇上不同於大歷、貞元詩風的又一新變化，後來他們又成為以元、白為代表的新詩潮的重要成員。張、王之不同於元、白，在於他們沒有提出鮮明的理論主張，其創作沿用樂府古題的也比較多，關涉現實政治的尖銳性還不那麼突出，因此所謂「新樂府」的特徵尚未得到凸現。這一新詩潮要到元稹、白居易創作出大量新題樂府詩，並提出詩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居易《新樂府序》）的綱領時，才算真正形成。但也正是因為他們不以一種鮮明的理論為指導，故其樂府創作的內容較為寬泛，而不僅僅是政治性的。元、白一方面以鮮明的理論和關涉政治的尖銳性推進了新詩潮的高漲，而且以白居易而言，其創作成就也顯然高於張、王，但他們的詩受政治理念的影響也更為顯著了。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十五歲以明經擢第，元和元年（806）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遺，歷仕監察御史，因觸怒宦官被貶。元和十年（815）回京不久又被外任通州司馬，後召回。自此仕途順達，長慶二年，曾短時期任宰相（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以後又任過浙東觀察使、尚書左丞、武昌軍節度使等高職，五十三歲時死於任上。有《元氏長慶集》。 元和四年（809），元稹看到李紳所作的「樂府新題」二十首，覺得「雅有所謂，不虛為文」，所以深有感觸，便選了其中特別與現實弊病有關的詩題創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其中，《上陽白髮人》寫民間女子被囚禁深宮，空耗青春年華；《華原磐》以兩種樂器的對比，暗指君主不辨正聲邪聲，而小人佞言媚上，導致天下大亂；《五弦彈》借五弦比五賢，希望君王徵召賢人，調理五常；《西涼伎》寫邊陲的繁榮與衰敗變化，指斥「連城邊將但高會」，卻不能安定邊疆的現象；《法曲》寫安史之亂前後習俗變化，痛惜雅正習俗的消失……。可以看出，元稹的樂府詩是針對現實政治而寫的，他所涉及的面很廣，但內容龐雜，既有對安史之亂以來社會變遷的反思，有對百姓疾苦的同情，也有儒家禮樂治國思想和大漢族主義。它反映了士大夫對國家命運的憂患意識，而這種意識又同儒家所謂「正禮作樂而天下治」、規勸君主以整頓倫理綱常為治國之本的思想密切相聯。由於這是從
理念出發來寫的詩，所以在藝術上很粗糙，議論多而缺乏形像，語言也較誇飾浮靡，不夠簡潔生動。倒是此後所寫的另一些樂府詩，還顯得稍為深入，如《竹部》反映了伐竹人歷經艱辛卻因官家賦稅而忍受饑餓的生活，《織婦詞》記述了勞動婦女因為有紡織手藝反而被限制不准嫁人、不能享受人倫之樂的悲慘情景，以「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結羅網」這樣絕望的呼號寫出了她們的痛苦心境。這些詩，雖然仍是出於政治理念，但多少有些真實感受，語言也還簡潔明快。
元稹一方面在理念上肯定杜甫式的「直道當時語」（《酬李甫見贈十首》之三），肯定詩歌要「刺美見事「（《樂府古題序》），但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創作中，卻並不能遵照這種原則。他早年因詩傳唱宮中而被宮中人稱為「元才子」（《舊唐書》本傳），這大抵是些艷麗的小詩，如白居易所稱讚的那樣，「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酬微之》）。這類詩其實才是元稹真正愛好和費心創作的，所以在情感表達的細膩、意象色彩的明麗上很有特色。而且元稹受大歷、貞元詩風影響較深，如作於少年時的《清都夜景》和後來的《月臨花》、《紅芍藥》等，都運用了細膩的語言技巧來表現內心細微婉約的情感。以《落月》為例：
落月沉余影，陰渠流暗光。蚊聲靄窗戶，螢火繞屋樑。飛幌翠雲薄，新荷清露香，不吟復不寐，竟夕池水傍。
另如《春曉》：「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狋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把詩人在朦朧的回憶中心旌搖蕩的情懷刻畫得十分感人。而元稹最為人稱道的是悼亡詩，寫得情深思遠、哀婉動人。如《遣悲懷》三首之一：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在上述體制較短的小詩外，元稹還寫了不少長篇排律。他素有此好，十六歲時所寫的《代曲江老人百韻》，即長達千字，在與白居易等結為好友後，互相唱酬，爭奇競巧，更寫了不少這種長律，動輒百韻，少也三十韻。這是為寫詩而寫詩，一味舖陳排比，是最沒有詩意的押韻文字。可是，在《酬
樂天余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中，元稹卻不無自矜地注道：「樂天曾寄予千字律詩數首，予皆次用本韻酬和，後來遂以成風耳。」
因為這種詩可以顯示博學強記、顯示舖排的本領，所以在當時頗有影響，造成了一種玩弄文字遊戲的風氣。其實，這種詩在藝術上還比不上那首二十字的《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艷麗而淺近的小詩和舖張排纂的長律，在元和時風靡一時，被稱為「元和體」詩。元稹自己曾說過，前者是自己「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想從律詩中找到一種「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的詩歌境界，後者則是與白居易「戲排舊韻，別創新詞」，「欲以難相挑耳」（《上令狐相公詩啟》）。但前者雖有些佳作，卻不能說達到了目標，後者本來就沒有真正詩歌意義上的目標。後來，元稹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政治上日趨保守，雖也寫下不少閒適詩篇，但大多只是談佛言道，排遣個人情懷，表現一下自己的高雅與清曠而已。
比起元稹，白居易對新題樂府詩下的功夫要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一方面，他對詩歌創作有一套系統的看法，另一方面，他的新樂府不僅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更廣，在內容上表現得更深入，而且在語言上也形成了獨特的平易淺切、自然生動的風格。因此，在這一詩潮中，他無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陝西渭南）人。他少年時代是在戰亂中度過的，十二、三歲便離鄉到越中避亂。
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他考中進士，貞元十八年應拔萃科考試，被授秘書省校書郎，與元稹一道開始了仕宦生涯。
元和元年（806），在應制舉時，白居易曾和元稹閉門思考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寫下了七十五篇「對策」，這些後來被編為《策林》的政治短論，涉及了當時社會各方面問題，其中如反對橫征暴斂，主張節財開源，禁止土地兼併，批評君主過奢等等，都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政治的參
與熱情。這一年，他被任命為盩厔（今陝西周至）縣尉，不久召回長安任翰林學士，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遺。
任左拾遺的三年，白居易從他的正義感和政治上的進取心出發，對時政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屢次上書，反對宦官掌兵權，指責皇帝的過失，又創作了包括《秦中吟》、《新樂府》五十首在內的大量政治諷諭詩，對這段在其政治與文學生涯中最有光彩的歷史，直到幾年以後白居易還頗為自豪。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滿改授京兆府戶曹參軍，次年因母喪而回鄉守制三年，然後返長安，任左贊善大夫。這時，他的政治熱情似乎開始消退，對閒適寧靜生活的興趣滋長起來了。恰恰兩年後，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書請捕刺客，反而因越職言事而得罪，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次打擊，使他早年生活理念逐漸動搖，而向佛道思想靠近。他在廬山東林寺建了草堂，禮佛參禪，走向了獨善其身式的閒適自娛。
此後，他又任過忠州、杭州、蘇州刺史，秘書監、河南尹、太子少傅。越到晚年，他心中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後他閒居洛陽，與香山寺僧人結社，捐錢修寺，自號香山居士。七十五歲時卒於洛陽。有《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對於詩歌的見解形成於元和初年，在他與元稹「揣摩當代之事」而寫成的《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詩以補察時政》，系統地談到了詩的功能與作用。首先，他指出詩是人們有感於某種事實而觸發了情感的產物，所謂「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因此他強調從詩歌中可以瞭解社會問題，觀「國風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所以國君應當傚法古人，建采詩之官。元和元年以後，這一理論逐漸成熟，在元和四年所作的《新樂府序》中，白居易明確地提出詩應「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一方面要求君主「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新樂府﹒采詩官》），另一方面則要求詩人在詩中反映現實問題，提出諷諫。在《讀張籍古樂府》中，他通過表彰張籍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
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也就是說，詩要寫得有「諷」、「感」、「勸」的實際效用。兩方面綜合起來是一個意思，白居易強調的是詩歌的政治與社會功能，即《與元九書》中所說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而最終的目的，是要借此幫助國君實現良善的政治秩序與良善的社會風俗。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大體上是漢儒詩說的推衍，沒有多少新的創見。從其消極意義來說，他完全從對於政治與教化的作用來看待詩歌的功能，使之處於從屬性和工具性的地位，而忽視了詩歌自由抒情的意義，以及它的審美功能和娛樂功能，對詩歌加上了嚴厲的限制。這種理論與同時期韓愈在散文領域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的理論，都是儒家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學觀在長期受到冷淡以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中的再興；
這種理論不可避免的弊病，是引發出源於政治理念的創作。但應該說，這種理論在當時也還有它的積極意義。在此之前，普遍注重自我內心傷感、惆悵的風氣，造成詩歌的格局窘狹、氣勢萎靡、內容單薄。白居易等人的理論呼籲詩人正視廣闊的社會生活，自然有再度擴展詩歌題材的作用。在這種呼籲下，不少詩人寫下了反映社會面貌和民生疾苦的詩篇，使更多的人認識到社會的弊病；而其中的一些具有真實感受的優秀之作，還表現了人對人應有的同情和友愛。
白居易最為人稱道的是主要創作於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的《秦中吟》及《新樂府》五十首等他標為「諷喻」一類的詩歌。
這些詩歌從總體上來說，都是作者關懷現實政治、關懷社會問題，企圖對其所認為的不良現象加以糾正的產物，但具體分析，卻有所不同。在一部分作品中，白居易常以儒家正統道德的維護者自居，批評他所不滿的習俗敗壞現象。譬如他告誡少女們不要為愛情而「淫奔」，以免遭受惡果；他指責自天寶以來，胡樂、胡舞、胡妝盛行，人心不古，連皇帝也受到了迷惑，以致雅正之樂無人問津，社會風氣遭到破壞。從這裡可以看出，白居易所提出的復興唐王朝之道，包含著復古保守的成分，而這不僅是白居易個人的問題，實際也是唐代文化精神衰落的表現。而在另一部分詩中，詩人廣泛涉及了社
會的不公正和民眾生活的艱難，具有更為積極的意義。
首先，他描述了這個時代中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各種剝削勒索下艱難掙扎的悲慘狀況。《重賦》中寫下層民眾「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並寒氣，並入鼻中辛」，而《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此形成對照：
「一堂費百萬，鬱鬱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暑不能幹。……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綾》中也以「絲細繰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以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在《買花》詩中，他借一個田捨翁之口發出感歎：「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些詩作，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作為一種解救，詩人希望權勢者能有所節制，因而他尖銳地指責那些在下層百姓的困苦之上還要加上一層困苦的貪吏、宦官。在《輕肥》中，他揭露了宦官「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而這時百姓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賣炭翁》則指責宮中黃衣使者盤剝掠奪百姓，不問青紅皂白搶走賣炭翁辛辛苦苦燒的一車炭；《杜陵叟》中則寫長吏明知莊稼為自然災害所毀，卻仍然「急斂暴徵求考課」，逼得百姓典桑賣地來抵官租，白居易憤怒地說道：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其次，白居易還注意到邊疆無休止的戰爭導致千萬百姓無辜喪生。著名的《新豐折臂翁》寫了一位在天寶年間逃過兵役的老人，當時，宰臣「慾求恩倖立邊功」，發動對南詔的戰爭，無數被強征去當兵的人冤死異鄉，這位老人「偷將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殘命。詩中借老翁之口說道：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
這位命運悲慘的老人，卻以欣喜口吻自慶僥倖，讓人讀來更覺得悲哀，同時也感受到詩人的目的不僅在記敘一樁往事，而是反映出戰爭帶給廣大人民的無窮苦難。
除了上述兩大主題，白居易的樂府詩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還有許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無能，將帥驕橫無勇，借君國之名義而飽一己之私；他批評宮中幽禁了無數宮女，要求皇帝將他們釋放；他還批評求仙之虛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採取措施來干預……，這些都切中了時弊。 元和年間，正是社會相對穩定，戰亂稍稍平息的時候，醉生夢死的人又開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彈冠相慶，而白居易卻挑開虛飾的面紗，暴露出這個社會的黑暗、動亂、骯髒和不合理，批評的鋒芒橫掃了整個社會，上至宮廷，下至官吏，這是自杜甫以來沒有人做到過的。據說這些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與元九書》），恰恰說明它擊中了社會要害，刺痛了權勢者的神經，也說明白居易是有正義感和勇氣的。
如果與杜甫的同類詩相比較，可以看到，在抨擊現實的尖銳性方面，白居易並不比杜甫遜色。但從詩歌藝術來說，杜甫的詩大都是實際生活體驗的產物，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而白居易的詩則有明確的服務於政治的目的，當這種目的與他的實際生活感受能夠密切結合而蘊涵著熱情時，一部分作品也寫得很感人，尤其像《新豐折臂翁》等可以說是很優秀的，這種詩在元稹那裡是看不到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卻和元稹的同類詩差不多，說教氣味很重，讀起來索然無趣。
白居易對諷諭詩的語言表現有明確的要求，他在《新樂府序》中說：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就是說，為了達到諷喻的目的，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樸素淺顯，直接了當，而不追求任何含蓄、曲折，當然更反對艱深晦澀。
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容易明白並受到震撼。這種語言風格的缺陷是過於直露，有時頗為羅嗦，少了些精煉和含蓄。但一些優秀之作，則不僅通俗平易，而且意緒流暢，節奏明快，形像生動，也還是花費了艱巨的功夫的。不管怎樣，在當時，它是一種新的詩歌風格，也贏得了最廣泛的讀者。據說，當時「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由於文學思想和人格上的致命弱點，白居易的新樂府創作，既在成就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也難以持續。他的詩歌理論，是把政治目的、社會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謂「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首先是「為君」而作。這不僅在寫作立場上造成自我限定，而且當君主並不支持這種創作時，他也必然感到缺乏動力。而白居易又是一個性格很矛盾的士大夫，一方面深切地關心現實，富於同情心，另一方面又很愛惜自己，生一根白頭髮就終日惶惶然。在他初入仕途、官任左拾遺時所激起的政治熱情，隨著屢遭挫折而漸漸消退。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回鄉後，寫「諷喻詩」就少了，更多的是寫曠達平和的「閒適詩」。元和十年被貶為江州司馬，雖然寫下了著名的《與元九書》，全面總結了自己的文學觀點，但這只是對前一時期創作的再肯定，實際上此後他已經不再實行這一套文學主張。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 （《與楊虞卿書》）這種消極的念頭，使他越發地去問道參禪，排遣憂愁。元和十一年所作《歲暮》詩，也明白地表達了他此時的心情：
名宦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
所以，閒適生活成了白居易後期詩歌的主要內容。
這些閒適詩對後世士大夫影響很大。這不僅因為它比較吻合中國士大夫的心理，而且因為它有明朗自然的氣脈和平易流暢的語言，讓人讀來有親切的感覺。白居易很推崇陶淵明，在他退居渭上時，寫過《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在江州還專門去訪問過陶淵明的故居。不過，雖然他的閒適詩也追求自然淡泊、悠遠平和的風格，但並不像陶詩那麼古樸，倒有些跳蕩的明麗與亮色，也不像陶詩那麼渾厚，倒有些悠長的理趣，語言也更顯得淺切流暢，像《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不僅寫出了在山寺看見遲開桃花的驚喜，還蘊含了人間事所謂「別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
才能沒馬蹄。最愛潮東行不足，綠楊陰裡白沙堤。
詩寫得淺切平易，但五六兩句中「迷」、「沒」等字卻是極貼切精緻的，顯然經過了用心錘煉。《問劉十九》是一首小詩：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紅爐綠酒，色彩已是十分明麗，而又在欲雪的暮天裡，這色彩就越發有鮮明和暖人的感覺，末一句親切的問語，又使人在陰寒中得到一種友情的溫暖。短短二十字，寫來趣味十足，色彩鮮明。
在所謂「閒適詩」中，像上述幾首那樣寫得很出色的還有一些。但類似的情懷寫得太多，未免重疊復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當多寫得很平庸。尤其是他總愛在詩裡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歎自己的衰老孤獨，談論佛經的道理，實在沒有什麼趣味。
在諷諭、閒適之外，白居易還把自己的詩歌分出「感傷」一類，其中的《長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詩歌的最高藝術成就。
《長恨歌》作於元和元年。據陳鴻的《長恨歌傳》，白居易寫《長恨歌》的本意是要「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這可以說也有「諷喻」的意味。而且，《新樂府》中的《李夫人》詩中，特別提到「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艷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也正是《長恨歌》創作的主觀意圖的一個註腳。所以，《長恨歌》從寫楊貴妃入宮到安史之亂，都對君主的耽色誤國和貴妃的專寵有所諷刺。但是，這一意圖並沒有貫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楊、李愛情悲劇本身時，又抱著同情態度，用了許多動人的情節和語言把這場悲劇寫得纏綿悱惻，這樣就出現了雙重主題彼此糾纏的現象。特別是詩中對玄宗與貴妃二人生死相戀、夢魂縈繞的那種帶神話色彩的反覆渲染，更把前一個主題大大地沖淡了。如詩中寫到楊貴妃死後，玄宗的對景傷情：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在這段之後，他又以濃重的筆調繼續寫玄宗回長安後的孤寂：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盼望夢中相會，卻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到這裡，可以說是把生死間的苦戀之情寫到了極致，但下面推開一層，又寫了臨邛道士鴻都客為玄宗上天入地尋覓，在仙山見到了死後歸仙的楊貴妃。看來似乎生死懸隔的戀人可以相會了，但又一轉，楊貴妃的魂魄卻不能回去，「昭陽殿裡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這時讀者會代唐玄宗感到一種絕望，然而再一轉，又是楊貴妃請道士帶去當年的定情物給玄宗，並重溫舊日盟誓：
「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是一種深深的，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遠無法實現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結尾處寫下：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因而《長恨歌》留給讀者的，主要不是「懲尤物」式的道德教訓，而是對刻骨銘心的愛情的深深的感動。
寫於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則是一首感傷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敘事詩。開頭記述詩人秋夜在江州潯陽江頭送客，聽見江上琵琶聲，於是便請彈琵琶女子相見：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在聽了一曲琵琶之後，女子訴說了自己的身世。原來這女子與白居易一樣來自京都，也有一番由繁華而淒涼的遭遇，同病相憐的白居易深有感觸：「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最後，沉浸在哀傷中的女子再彈一曲，聲音越發淒涼悲切，而同樣沉浸在傷感中的白居易聽畢之後，更是淚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詩歌中，這一類敘事兼抒情的感傷詩是寫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敘事抒情中，他往往採用精緻生動、音聲色彩與氣氛相和諧的意象來勾勒一個個鮮明的畫面，烘托出濃重的情緒氛圍。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鈴聲，組成有聲有色的傷感情景；「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從黃昏到凌晨，空殿螢飛、孤燈只影、鐘鼓之聲、耿耿星河，四種色彩、音聲都給人以寂寞孤單感的意象，映襯出了玄宗徹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裡，一開始就挑選了「楓葉荻花秋瑟瑟」這樣的意象，以呈現悵惘傷感的氛圍，接著以「江浸月」，即江水寧靜地映著團團月色這樣的意象，再給人以孤寂的感覺；而聽了琵琶後，又以「唯見江心秋月白」這樣靜謐、蕭瑟的意象再次呼應，烘托出淒涼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於掌握節奏，他以變化的節奏把畫面連綴起來，造成各種不同的氣氛。如《長恨歌》寫安史之亂中玄宗西遷的那一段，從「九重城闕煙塵生」到「回看血淚相和流」，畫面變換急促，好像鼓點頻敲，構成了緊張的敘事氣氛；而寫玄宗思念死去的楊貴妃的一長段，從「蜀江水碧蜀山青」，畫面變換便舒緩下來，顯得沉重緩慢，抒情意味便全出來了。這樣的不同節奏與內容結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繪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這種比喻在顧況、韓愈、李賀詩中也有，而是善於通過描寫音樂節奏的變化來表現情緒的起伏。它開始零散，「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繼而「低眉信手續續彈」，出現了舒暢的節奏。此後逐漸由慢而快，用了反覆排比重疊的字句寫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詩的用字造句與琵琶聲響交映成趣。最後在一個小小的迴旋跌宕之後進入了高潮：「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然後這驚天動地之後又突然煞住：「曲終收撥當心劃，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歸於一片寂靜。在這裡，不僅所描寫的音樂是有節奏感的，詩歌語言本身以及詩中畫面的變換也都是有節奏感的。這種絕妙的處理，便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這類感傷詩的意脈流暢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澀，抒情敘事結合得天衣無縫，語言也很明白易懂，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數詩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了。
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樂府詩創作為核心的一股新詩潮，以其對社會政治問題的強烈關注，和與此相關的平易通俗的語言，突破了過去一段時期內狹隘的詩歌內容，改變了過分雕琢的詩歌語言習慣，恢復了中國古典詩歌關心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的優良傳統，既開拓了詩歌的表現領域，也發展了新的詩歌語言。
但是，這一新詩潮過分偏激地強調詩歌的政治意義和理念化的傾向，也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弊病。特別是在封建專制主義越來越嚴厲、個性受到的壓抑越來越強烈的環境下，文人的真實感情受到來自外部與內心的雙重壓力，個人的理想、慾望被潛藏起來，而冠冕堂皇的儒家倫理觀念便籠罩了詩歌。 白居易等人的詩在政治理念之外，還有真正為生活現實所激發的熱情，後來的有些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單純或主要從理念出發，只是把詩歌當作工具，寫一些毫無激情的說教文字了。
范文五：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语文学刊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曲敏佳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要］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诗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精神的确
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然而其诗歌的政治功利性也在另一方面削弱着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使其新乐府诗留下了些许艺术上的缺憾。
新乐府；得失［关键词］白居易；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1）01-0069-02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孔子的“兴说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是文学思想史观群怨”
上最具创造性的提法，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兴”是就文学作品审美而言，“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鉴赏诗歌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诗歌不论是触物生情还是反映现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实，为政治服务，都得建立在再现诗美观的基础之上，合适的内容需要恰当的形式来表现。白居易就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
“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而孔子所说的“观”同样重在诗歌所反映的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便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显然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先向歌诗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极呼吁
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当然白居易所讲的“怨刺”是有一定“度”的存在的，他力求做到“怨而不怒”，在揭露时政弊端，同情百姓疾苦
综观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大体为现实主义作品，并自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正是可见，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诗歌不仅诉诸源于诗人的诗歌理论。
于人的理智，而且诉诸于人的感情，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对百姓都有着强烈的情在于以情感人。正是由于诗人对朝廷、
感，所以才会在诗歌创作中将这种情感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使得其诗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然而正因为这种“为时”“为事”的精神导致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同时诗人过于注重诗歌的政治功能，那么必然就会削弱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留下艺术上的缺憾。
一、新乐府诗之“得”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孔子就十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分注重现实，鄙弃幻想，因而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反他的映现实。那么白居易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诗论也必然会受到以《诗经》为主旨的传统诗论的影响，《诗经》可谓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手法如实地反映着社会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孔子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于哀乐，缘事而发”会生活和人民状况。但发展至建安时期，叙事的意味已然有所减少，曹操虽然借古题写实事，反映汉末动乱，但形式上已与社会的经转向抒发个人情感了。六朝文学更加注重形式，关系已经日渐疏远，叙事诗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诗“因事自立”，才将《诗经》的叙事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白居易、元稹等人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
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作者简介］曲敏佳，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69语
文学刊2011.1
作家作品
的同时，又“发乎情而止乎礼仪”，让统治阶级从他的诗歌中自省到自己的不足。
白居易不仅在诗歌的内容上继承《诗经》的传统，而且在诗歌的形式上也效法《诗经》的篇章结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曾说过：“首句标其目，卒彰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可见其诗白居歌的形式也确实取法于诗三百。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温柔而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直而切，继承着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其次，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诗经》里，虽然也有部分反映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在
民生疾苦的诗篇，但更多的主人公还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船夫、渔民也作为诗歌的主人公加诗史杜甫的出现才把士兵、
以描述，对他们贫寒困苦的生活给予极大同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予以无情的批判。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卖炭得钱何所赢？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黑。
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碳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市”
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是皇帝派出太监罪恶。
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的“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究其根本，白居易之所以民，揭示了能够鲜明地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实则并非偶然，他所处的时代为他提供了现实土壤，诗人的经历也为其心系百姓奠定了情感基础，再加上诗人“兼济”思想的影响，便促成了诗人新乐府诗的极强的人民性。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民”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之“失”
由于白居易积极的人生态度，胸怀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抱负，又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他的五十首新乐府诗作必然带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有极强的功利色彩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色彩自然而然会影响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因此也就必不可少会给其新乐府诗带来一定的缺陷与弊端。章培恒就曾在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这种语言风格的缺陷是过于直露，有时颇为啰嗦，少了些精炼和含蓄。”正是由于内容上要求妇孺
皆知，注重实际功效，在形式也就相应少了斟酌与推敲，语言刚正激烈的同时也就削弱了诗歌的内敛含蓄功能。
首先，我们读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必然会先注意到其诗歌的小序。诗人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于诗人作诗的目的，以求快速地让受众领悟诗歌主旨。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从诗歌的每个字眼，读者就完全可以领会到诗而且不同的读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尽相同的人的意图。
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可见，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因而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所有的诗歌创作中并不是最广受欢迎的，其一大原因就是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白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白居易诗歌语“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言的浅白与其诗歌
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俗化，语言明白化。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于说教。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有《杜陵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如叟》中，诗人面对无情的长吏愤声疾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虽然表达了诗人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极度的愤慨，但却近乎于一种声嘶力竭的呼喊，已然没有了诗歌含蓄的情致韵味。
第三，诗人新乐府诗的形式有程式化的倾向。白居易一再“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达强调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
“卒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诗歌应有的艺术性。有些诗作为了而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发表感慨以警示后人。彰显其志”
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吟诗，而是在受教育。此外，诗人在句式上几乎形成了一个创作模式，五十首新乐府诗好似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框出了诗歌的形体。通常，诗歌最忌形成统一的写作结构模式，受限制的主体会使创作客体一同受拘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机和灵性，缺乏一种鲜活而感人的力量。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样性、
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当然白居易新“为时”“为事”的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参考文献】
[1]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2004.167.[4]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5]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6]张少康，社，2009.35.
70语文201
范文六：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Ｏ曲敏佳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２）
【摘要】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诗人％睢歌生民病”的现实精神的确
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然而其诗歌的政治功利性也在另一方面削弱着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使其新乐府诗留下了些许艺术上的缺憾。
【关键词】白居易；新乐府；得失中图分类号：Ｉ
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６１０（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６９—０２
综观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大体为现实主义作品，并自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正是源于诗人的诗歌理论。可见，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诗歌不仅诉诸于人的理智，而且诉诸于人的感情，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在于以情感人。正是由于诗人对朝廷、对百姓都有着强烈的情感，所以才会在诗歌创作中将这种情感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使得其诗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然而正因为这种“为时”“为事”的精神导致自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同时诗人过于注重诗歌的政治功能，那么必然就会削弱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留下艺术上的缺憾。
一、新乐府诗之“得”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是文学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提法，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
“兴”是就文学作品审美而言。“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诗歌不论是触物生情还是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都得建立在再现诗美观的基础之上，合适的内容需要恰当的形式来表现。白居易就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以说是自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自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二而孔子所说的“观”同样重在诗歌所反映的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自居易的新乐府诗便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显然自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自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自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极呼吁“先向歌诗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自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当然白居易所讲的“怨刺”是有一定“度”的存在的，他力求做到“怨而不怒”，在揭露时政弊端，同情百姓疾苦
６９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孔子就十分注重现实，鄙弃幻想，因而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反映现实。那么自居易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他的诗论也必然会受到以《诗经》为主旨的传统诗论的影响，《诗经＞可谓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手法如实地反映着社会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孔子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但发展至建安时期，叙事的意味已然有所减少，曹操虽然借古题写实事，反映汉末动乱，但形式上已经转向抒发个人情感了。六朝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日渐疏远，叙事诗也已经是风毛麟角了。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诗“因事自立”．才将《诗经》的叙事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自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作者简介】曲敏佳。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万方数据
案
终室堡里
的同时，又“发乎情而止乎礼仪”，让统治阶级从他的诗歌中自
省到自己的不足。
白居易不仅在诗歌的内容上继承《诗经》的传统，而且在诗歌的形式上也效法《诗经》的篇章结构。在这一点上，自居易曾说过：“首句标其目，卒彰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可见其诗歌的形式也确实取法于诗三百。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自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直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其次，自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在《诗经》里，虽然也有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但更多的主人公还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
诗史杜甫的出现才把士兵、船夫、渔民也作为诗歌的主人公加
以描述，对他们贫寒困苦的生活给予极大同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予以无情的批判。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自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赢？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碳车碾冰辙。牛因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文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是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的“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自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究其根本，自居易之所以能够鲜明地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实则并非偶然，他所处的时代为他提供了现实土壤，诗人的经历也为其心系百姓奠定了情感基础，再加上诗人“兼济”思想的影响，便促成了诗人新乐府诗的极强的人民性。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民”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之“失”
由于自居易积极的人生态度，胸怀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抱负，又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他的五十首新乐府诗作必然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自然而然会影响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因此也就必不可少会给其新乐府诗带来一定的缺陷与弊端。章培恒就曾在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这种语言风格的缺陷是过于直露，有时颇为罗嗦，少了些精炼和含蓄。”正是由于内容上要求妇孺
７０
黎
万方数据
皆知，注重实际功效，在形式也就相应少了斟酌与推敲，语言刚正激烈的同时也就削弱了诗歌的内敛含蓄功能。
首先，我们读自居易的新乐府诗，必然会先注意到其诗歌的小序。诗人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于诗人作诗的目的，以求快速地让受众领悟诗歌主旨。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从诗歌的每个字眼，读者就完全可以领会到诗人的意图。而且不同的渎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可见，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因而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
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自居易的新乐府诗在所有的诗歌创作中并不是最广受欢迎的，其一大原因就是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自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自居易诗歌语言的浅白与其诗歌“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浴化，语言明白化。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予说教。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有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如《杜陵叟》中，诗人面对无情的长吏愤声疾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虽然表达了诗人极度的愤慨，但却近乎于一种声嘶力竭的呼喊，已然没有了诗歌含蓄的情致韵味。
第三，诗人新乐府诗的形式有程式化的倾向。自居易一再强调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旬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达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诗歌应有的艺术性。有些诗作为了“卒彰显其志”而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发表感慨以警示后人。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吟诗，而是在受教育。此外，诗人在旬式上几乎形成了一个创作模式，五十首新乐府诗好似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框出了诗歌的形体。通常，诗歌最忌形成统一的写作结构模式，受限制的主体会使创作客体一同受拘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机和灵性，缺乏一种鲜活而感人的力量。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当然自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参考文献】
ｆ１】郭茂倚．乐府诗集『Ｍ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ｆ２１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Ｍ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３】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ｆＭｌ．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４１章培恒．中国文学史ｆＭｌ．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７．『５１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Ｍ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
社。２００９．３５．
ｆ６１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Ｍ】．北京大学出版
范文七：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各时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白居易大量创作新乐府诗，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真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
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皇
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
范文八：《古代文学》第六章新乐府运动与白居易
第六章 新乐府运动与白居易第一节 新乐府运动
?主要成员：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等。 ?“新乐府”的概念：指自命新题以写时事且能播之于乐曲的乐府诗。
?“新乐府”诗 特点：
【附】“乐府诗”的发展
?《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杜甫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
”。
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追求浅切、明白的语言，使老妪能解。重内容轻形式。“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
第二节 白居易
一、简介
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卒谥“文”，后人又称为“白文公”。一生经历代、德、顺、宪、穆宗五朝。
以四十四岁（815）贬江州司马为界，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兼济天下”是其主导思想，创作不少讽谕诗；
后期“独善其身”是其主导思想，创作了感伤诗、大量闲适诗、杂律诗。
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会昌五年（845），即他逝世前一年，他作《白氏长庆集序》云：“白氏前集《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由于五本分藏，他的诗文基本得以保存。今存白诗二千八百多首，文八百多篇。
白居易于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在洛阳城东南履道里的家宅中与世长辞，时年75岁。死后葬于香山寺东北的琵琶峰上，以便使他永远和龙门山水相依为伴。
二、诗歌分类：
?白居易诗歌现存有近二千七八百首，为唐人之最。在江州自分其诗七八百首为四类(《与元九书》)：
1、讽谕诗——美刺比兴，因事立题，新乐府150首。
《秦中吟》（十首），“一吟悲一事”，“卒章显其志”；集中暴露官场腐败、权贵骄横而百姓多苦难的社会现实。 《轻肥》则将矛头直指宦官集团。
《新乐府》（五十首）
讽谕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议婚、重赋、不致仕、伤宅、伤友、立碑、轻肥、歌舞、五弦、卖花）为代表。
此类诗(讽刺诗)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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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闲适诗——移病闲居，知足保，吟玩情性，100首。
3、感伤诗——事牵情动，随感而吟咏，100首。白居易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归入“感伤”类的诗：《长恨歌》与《琵琶行》。唐宣宗李忱也有诗赞云：“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4
400首。
?
?“非易到。”
“”
补察时政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造的。这是儒家诗教传统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叙写时事精神的进一步发展，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做诗“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
的美学主张。著名的《与元九书》，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几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侧，无可奈何。……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自居易《与元九书》：“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唐宣宗吊白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作品研读：
讽喻诗：
?《秦中吟》十首之《轻肥》揭露宦官生活的腐朽糜烂；买花》揭示了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上阳白发人》写宫中宫女的悲惨遭遇，她们在深宫中葬送了青春和幸福，揭露了宫廷选取嫔妃制度的罪恶；《杜陵叟》写朝廷虽颁布免税命令，但人民没有受到实惠，毫不留情的斥责了那些下层具体执行行政命令的贪官污吏；《卖炭翁》写”宫市”对市区商民以及近郊农民所造成的痛苦。
作品研读：
闲适诗与杂律诗《大林寺桃花》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 萋萋满别情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作品研读：
㊣※《长恨歌》的内容：
?《长恨歌》先从唐玄宗的重色写起，杨贵妃凭其“天生丽质”恃宠而骄，终至引发安史之乱，这也正是李杨爱情悲剧的根源。 ?接下去作者并没去讽刺李杨的荒淫，而是极力渲染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痛苦伤悲和对她的无尽思念，这是诗中最感人的地方。
?最后又通过在仙境的杨贵妃的描写，表达出他们爱情的忠贞不渝。 ?这样《长恨歌》已超出帝王宫妃的范围，成为对世间男女山盟海誓、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的讴歌，对受天地阻隔、长恨不已的爱情悲剧的叹惋。
㊣※《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
《琵琶行》的写作背景及其主旨
?琵琶行》自序云其元和十年被贬江州，送友江边，夜遇琵琶女，闻其遭遇，“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 “因为长句”，歌《琵琶行》以赠之。但前人或以为琵琶女之事未必真有。
?《琵琶行》借琵琶女飘零憔悴沦落天涯的遭遇，写自己遭谗受贬、政治失意的怨愤。
《琵琶行》的表现手法
?《琵琶行》中最精彩的地方是对音乐的描写，这得力于作者一系列贴切比喻的妙用。同时作者把写声和写情完美的融合，音乐从急骤到轻微，从流利、清脆到幽咽、滞涩，再到突然激昂，恰似琵琶女内心起伏回荡的情绪变化。
第三节 元稹
?（779-831）
?才子，洛阳人，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因此多次遭贬，于长庆二年升任宰相，但与裴度发生冲突，双双被贬。有《元氏长庆集》，存诗800余。
?与白居易情同手足，在文学上是知音，一唱一和。元、白酬唱诗，如“通江唱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当时的文坛一时流行“元和体”。
?
?新乐府——有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与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齐名天下。
《连昌宫词》，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来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明显的具有劝讽之意。但此诗将传闻与史实糅合在一起，再辅之以想象和虚构，集中在连昌宫展开故事的写法，还是很有感染力的成功之作。
?艳情诗——他生性风流，有《莺莺传》记其事。苏轼评曰；“元轻白俗”。元诗“轻”大概指有些作品“轻佻”、轻薄，如《会真诗三十韵》等艳情诗，这是中唐文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另外可能也与《莺莺传》 (又名《会真记》)的影响有关。“白俗”指白诗通俗平易。《行宫》诗很著名。
?悼亡诗——妻韦丛贤惠，早逝，追思亡妻。这些诗使他永垂不朽。《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径花丛懒回顾，半为修道半缘君。”
?《六年遣怀八首》其二：“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自言并食寻常事，惟念山深驿路长。” 其五：“伴客消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怪来醒后旁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
?《遣悲怀三首》：“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日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乡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不展眉。“
范文九：浅析白居易新乐府诗艺术上的缺陷
摘 要：白居易在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主张改革诗风，创作平易通俗、反映现实的新乐府诗，苏轼评价他的诗歌为“元轻白俗”。“白俗”主要是指白居易诗歌的通俗易懂，这是其诗歌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然而，当这个“俗”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就有庸俗、浅俗之嫌了，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内容而忽视诗歌的艺术性；叙述繁琐，语言不够简练；议论太多，形式刻板等。造成这一现象也有其特定的原因，本文我就结合具体的诗歌进行论述。关键词：白居易；新乐府诗；艺术缺陷
作者简介：徐莹（1992-），女，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产生的，他们把恢复古代风雅精神、建安风骨等作为变革时代诗风的目标，继续传承并发扬《诗经》中关注现实、批判黑暗的精神，强化儒家思想。白居易是主要的代表作家，他在创作实践上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的诗教理论并自觉遵守比兴原则，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诗歌理论，创作出了大量反映现实、批判黑暗政治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他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反映了他的“仁政”思想。且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情感真切、叙事分明，能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所以他的成就是很突出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乐府诗也是有其缺点的，如太过于注重诗歌的诗教功能而忽视其艺术性，要求诗歌用写实的手法而否定诗歌用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由于他“核实”的诗歌创作手法，使他混淆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太注重诗歌的通俗性也必然导致诗歌的直白浅露等，再或是把诗歌当作进谏的工具、奏议的补充，这些都削弱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首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到诗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样就势必会使他太过注重诗歌的内容、诗歌的政治讽喻作用，使诗歌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从而忽视诗歌的艺术性，同时也正是因为将“为君”放在首位，把诗歌当作向君主进谏的工具而使诗歌成为一种谏书，成为奏议的补充形式，这些都使得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艺术性的缺失。其次，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白居易没有很好地把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区别开来，一味地追求诗歌内容的真实，而对艺术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居易所追求的不仅是真实而是核实，为了达到诗歌内容的真实，他在诗中大量使用生活中的题材，力求详尽真实，从而排斥虚构、幻想、想象等艺术手法。代表作品如《采诗官》，作者先讲了采诗的好处，可以“导人言”――引导人民发表意见，接下来，作者就开始从反面论证，说明不设采诗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从“周灭”到“秦兴”再到“隋氏”的“绝讽议”，作者一一论述了臣的“为冗员”以及君的“唯闻堂上言”，“不见门前事”等，都只是为了最后的向统治者阐明“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的主张，整首诗都是在简单的罗列种种现状，诗歌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毫无意境与形象而言，只是简单直白的陈述，艺术性不高。白居易在给元稹的《合答诗十首序》中也说到自己诗歌的缺点，他说：“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顾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在这里，白居易指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即说理太周到、用辞太繁琐而不够简练，立意太直白、语言太激切而不够含蓄。
白居易为了使诗歌发挥“裨补时政”的作用，为了诗歌的传播，其新乐府诗的语言多是平易通俗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太过于注重诗歌的易懂性，于是他就在诗歌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说理、解释，以求更能让人理解接受却适得其反，使得诗歌显得太繁琐、太直白，从而导致诗意浅露。如《昆明春》，先写昆明的好春光，接着追述往年的荒凉现象，这就为下文做好铺垫，于是从“诏开八水注恩波”开始写皇帝的“美政”，自然而然地就又过渡到“感君惠”，指明了要懂得感谢皇恩。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思王泽之广被也”，可是在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每一部分都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在叙说，如写昆明池的美景，从“水天”到“游鱼”再到“杜若”、“鸳鸯”等动植物都要一一详细写到，整首诗可谓是反复叙说、语言繁琐，这就使得篇幅太过罗嗦，诗意太露。白居易这种在诗歌中极尽叙述铺陈的做法，使得诗歌近于浅俗，另一方面，由于他表达得太多太细而忽视了读者的主动性，生怕读者不能领会他的意思而没有给读者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与思考的余地，这都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
由于采用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作方法，所以白居易往往在诗歌的前半部分叙事而在后半部分发表议论，这就导致了一种严重的程式化倾向，不仅容易使诗歌的前部分的叙事和后部分的议论相互分离割裂，而且也会使诗歌中议论和说教的成分过多，而不够含蓄，显得刻板，从而导致诗歌的真情实感相对不足，也使诗歌缺乏艺术变化。议论是必要的，但凡事都有个度，如果超过这个度，使得议论的部分过多，那么诗歌的艺术性就会大大的削弱。最明显的是《紫毫笔》，前半部分写紫毫笔的制作过程突出其珍贵，“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再看后半部分“勿轻用，将何如？愿赐东西府御史，愿颁左右台起居……慎勿空将禅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这就写得很枯燥，诗歌的思想应该蕴含在意象和意境之中，通过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可是这首诗歌前部分的叙述和后部分的议论联系的不够紧密，后面的议论更像是硬加上去的，显得苍白无力，不能够说服人，不够亲切。
这里我们谈到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那么就有必要谈一下他对之前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了。乐府诗最早见于汉代，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特点，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两汉所谓乐府指朝廷音乐机关，掌宫廷和朝会音乐，主要负责采集、编订、整理诗歌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采诗观风”，供帝王家考察民情，体察民事。它既收集了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题材广泛，主题鲜明，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且语言质朴无华，明白晓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到两条讯息，一是乐府诗的现实性与明白通俗性，二是采诗之风。我们知道汉代乐府诗有很大一部分是采自民间的，而另一部分也多是模拟民间文艺而作，而这后一部分经过漫长的过程以及无数文人的改造而慢慢发展演变为一种新乐府诗，白居易也是一个大力写作新乐府诗的代表作家，《新乐府》五十首就是代表，他的《新乐府》继承了汉代以来乐府诗的这种传统， 因而与民间文学保持了联系，那么在民间方言以及话语方式的运用上也会有非常多的借鉴，因此诗歌也就具有口语化的特点，我想这就是白诗艺术上缺乏唐诗那种以流利为美的特点的原因吧。
其次，由于唐代政治比较宽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以及市民文学也快速发展起来，伴随着的是俗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俗文学种类非常之多，除了歌谣、传说故事、志怪小说以外，还出现了变文、说话、俗曲、传奇小说等许多新的品种，在群众中流传。这些俗文学作品发起于民间，所涉及的内容也大多与普通民众相关，所描写的多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或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都表达的是平民百姓的日常情感，在形式上也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所以才能如此之流行。因此，它对作家文学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白居易也从这些俗文学中吸收了营养，他的诗歌中反映民众生活中的日常琐事的篇章就占了很大的部分，同时在诗歌技巧方面也注重吸取俗文学成功的经验，使得诗歌叙事的因素大大地增加了。
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事物超?^了一定的限制就会就会朝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张批判时政，揭露黑暗政治，希望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其次，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情感真切，广泛的反应了普通民众的强烈愿望及生活现实，确实起到了“裨补时政”的作用。但是他对其诗歌艺术性的把握有所偏差，以至于诗歌艺术性的缺失，虽然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但他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进行研究借鉴，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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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浅谈白居易《新乐府》的“为事而作”
摘 要：白居易曾从“事”的角度来概括他的诗歌创作，强调“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他有很多叙事成分很强的诗作。其中最成熟和典型的是组诗《新乐府》五十首。笔者认为，《新乐府》之所以成为较典型和成熟的叙事诗，得益于白居易在其创作中“诗经笔法”和“传奇笔法”的运用。关键词：白居易《新乐府》 事 诗经笔法 传奇笔法
白居易的组诗《新乐府》五十首，是其众多诗作中被公认的较为成熟和典型的一组叙事诗，有着很重的叙事成分和明显的“为事而作”的特点。
虽然“叙事诗”在唐代尚没有人对之作出适当的理论总结，也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被划分出来；但有唐以来，叙事诗却有了相当辉煌的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是盛唐时代的杜甫，他的“三吏”、“三别”等叙事诗创作，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最高峰。[1]而在杜甫的基础之上，中唐时代的白居易进一步从“事”的角度来概括他的叙事诗创作。他在论诗时，曾频频提到“事”字：
直歌其事。《秦中吟·序》）
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事而立，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与元九书》）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白居易所提到的“事”的概念是很笼统的，这个“事”既可以指时事、政事等社会现实，也可以包括个人命运、民间传说之事。而且白居易诗中的多数言事之作与其它的言情记事诗并没有鲜明的界限，可以说，他当时并没有清楚的叙事诗的体裁概念，而只是在创作某些题材的诗歌时，不期然地写出了典型的叙事诗作品。可以说，正由于白居易对“事”的重视和他笼统的叙“事”概念，他的以诗言事之作才比前人数量有所增加，范围大为扩展，形式也更为复杂多样。
谢思炜先生在其《白居易集综论》中，把白居易的言事之作归纳为五类：“1.以民间传说为模板的典型的叙事作品，如《长恨歌》；2.以个人经历和见闻为主要依据的叙事作品，如《琵琶引》；3.以政治问题或社会生活素材为主要内容的叙事作品，如《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4.其它比较一般的指斥时政、议论时事之作；5.主要讲述个人经历，但抒情成分更强或象征色彩较浓，如《和梦游春诗》以及感伤诗中的《长相思》、《潜别离》等大量作品。”[2]其中的第3、4类同属于白居易所自称的讽谕诗，在这些讽谕诗中，显然第3类更能反映白居易的叙事和诗歌艺术才能，而其中较成熟的叙事作品则多集中在他的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中。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全部写于元和四年（809），这时他正“擢在翰林，身是谏官”，为尽他谏官的职责，他“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也因此，《新乐府》五十首在题材上有了走向叙事诗的可能，他把做拾遗以来对社会政治、民间生活和个人见闻的所遇、所感，“因事立题”，写成了《新乐府》五十首。我认为，这些“因事立题”的讽谕诗之所以成为较典型和成熟的叙事诗，得益于白居易在其创作中“诗经笔法”和“传奇笔法”的巧妙运用。
一、诗经笔法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时，儒家的积极进取、“达则兼济天下”等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部分。三十七岁就进为朝官，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左拾遗的神圣职责，使他以勇于进言为己责；翰林学士的重要地位，更让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以“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和阳城驿》）为政治誓言和行为准则，不顾自己官位低下的实际处境，不管勇于进言可能带来的不测之祸，积极地履行职责——为朝廷献计献策，写了大量的谏书。同时白居易此时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也体现了他积极的政治理想，甚至也被纳入了他履行职责的范围。他想通过恢复建立采诗制度来用诗歌向皇帝反映民情、推广教化，所以他对《诗经》十分推崇，主张直切言事，强调诗歌的“美刺”和“讽喻”，这鲜明地表现在了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中。他明显地在《新乐府》中套用了“诗经笔法”，组诗以《七德舞》开卷，教化君王珍视得之不易的祖业；又以《采诗官》压轴，要求君王恢复采诗制度。
首先，白居易在《新乐府》中继承了《诗经》“其言直而切”的传统，并把自己当作了采诗官。他在叙事时力求客观真实，认为“核而实”才能“传而信”，于是根据真实事件用“直而切”的诗歌语言进行创作。如《捕蝗》所描述的饥民捕蝗的事件，在《旧唐书·德宗纪》里就有所记载，白居易借此诗指责了地方官吏不能以善政来为民去害；《驯犀》中所叙述的进献皇帝的驯犀冬天被冻死的事件，在《旧唐书·德宗纪》里也有记载；《道州民》中叙述的阳城为民请命，改变了当地向朝廷进贡侏儒的惯例，为民造福一事，也在《旧唐书·隐逸传·阳城》和《新唐书·卓行传·阳城》中均有记载。这样把真实的事件直切地叙述给君王看，白居易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他在《策林·论文章》中，反对诗歌中的“虚美”，又在《采诗官》中，反对讽谕诗“媚君”。他亲历了德宗晚年爱听奉承话的社会政治现实，并且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君王要能够容得下这些“直词”，否则当世就谈不上“理世”、“治世”了。所以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尽量根据真实事件用“直而切”的诗歌语言进行了叙事。
其次，白居易在组诗《新乐府》中，还模仿《诗经》中的小序，在组诗中的每首诗的题下加了揭示其主旨的题解，“一吟悲一事”，每篇诗歌都内容集中、主题明确。例如，《胡旋女》的题解为“戒近习也”，诗中写中原流行胡旋舞，结果“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遗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因而作此诗来“悟明主”，内容十分集中；《太行路》小序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忠也”，诗中写妻子“妾颜未改君心改”的沉痛感慨，主旨十分鲜明。这鲜明地表现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五十首的教化目的。
诗歌本来是以抒情为主的，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叙事，并且始终带有着很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这样，一方面诗歌的叙事水平得到了提高，功能性也得到了强化；但另一方面，诗歌的艺术性也受到了损害，往往为了“显其志”而影响了诗歌意境的完美。对此孟二冬老师曾做出过评价：“元白新乐府，出自功利目的，重在恢复和弘扬‘诗教’的传统，因而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甚至还不如大历诗人。”[3]同时，谢思炜先生还说：“‘主题先导’仍然决定了他大部分作品的选材，以致许多作品忽略了叙事因素，影响了叙事效果。”[4]
二、传奇笔法
当然，如果白居易真的完全按照“其事核而实”的路线来创造《新乐府》的话，《新乐府》也就与上述的第4类“其它比较一般的指斥时政、议论时事之作”没什么差别了。实际上，白居易在其组诗《新乐府》五十首的创作中，是有艺术加工的，这是《新乐府》能够成为较典型、成熟的叙事诗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种文学虚构和艺术加工是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不自觉地套用“传奇笔法”实现的。
林庚先生在其《唐诗综论》中分析，白居易处于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走下坡路的转折时代，“而白居易在这时代的转折之中，那么集中地写作讽喻诗，便也成为正统文学的最后一次努力。”[5]大历以后，市民文学普遍繁荣，尤其是传奇在中唐走向了兴盛。谢琰老师也曾经说过，中国古人在这个时期小说的智慧逐渐取代了诗歌的智慧。确实，唐代诗歌在集大成之后，要想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就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处于转折时代的白居易便选择了浅近通俗的路线。白居易诗歌对“俗”的追求，表现在语言上，更表现在诗中的叙事，这与中唐传奇的兴盛不无关系。
“白居易身处中唐传奇创作群体的核心。”[6]他自己创作过一篇传奇，而且他与传奇作家有着密切交往，著名的唐传奇《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亲兄弟，《莺莺传》的作者元稹更是白居易的至交。身处这样的传奇创作氛围，白居易的创作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例如，传奇的叙事笔法，在其《长恨歌》中就有过体现，陈寅恪先生认为《长恨歌》是“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7]；《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叙述了女子与男子私定终身而无善终的故事，在后代更是被改编为了戏曲《墙头马上》。《新乐府》中自然地被融入了“传奇笔法”， 具有传奇小说的基本的叙事特点，主要表现在加入文学虚构，描写典型环境、人物，以及自由转换叙事角度。
首先，虽然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核而实”，但《新乐府》中是有文学虚构存在的。如《卖炭翁》，虽然白居易是根据《顺宗实录》、《旧唐书·张建封转》、《外戚传·吴凑》、《新唐书·食货志二》等的记载的关于“宫市”的实事所作，但其实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删去了《顺宗实录》原有的“殴宦者”、“赐农夫绢十匹”（《顺宗实录》）的较圆满结局，只写到“半疋红纱一丈绫，繋向牛头充炭直”就不再往下叙述了，以此刻意地、不露声色地塑造了卖炭翁这样一个理智、忍让、顺从、悲苦的典型人物。可以说正是白居易虚化了卖炭翁的结局，才使得这个人物成为了典型；也正是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加入了文学虚构，才使得这组诗获得了叙事上的典型性。
其次，白居易继承了杜甫叙事诗的描写典型环境和人物的手法，在《新乐府》中描述了许多典型的事件。如上面提到的《卖炭翁》中，对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贫寒外貌的描写，和对他“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荒谬、无助心理的刻画，都使其叙事具有了典型性。又如《新丰折臂翁》，以一位自断手臂的老翁的悲惨故事，控诉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以典型人物事件反映了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作者有意选择、安排叙事的结果。
第三，传奇注重叙事角度和方式的变化的笔法，在《新乐府》中也有所运用。组诗中多引入了第三人称叙述的全知叙述者，如《上阳白发人》和《卖炭翁》；同时在叙述中也常常引入主人公自述，如《缚戎人》和《新丰折臂翁》。对此，谢思炜先生认为：“叙述方式的改变是从一般政论诗发展为叙事诗的前提，在这种改变中必然要借鉴民间叙事诗是全知叙述者的叙述方式，或代言体叙述方式。”[8]
结语：
综上所述，正是白居易在《新乐府》的创作过程中，把“核而实”、“直而切”并且主题鲜明的“诗经笔法”的套用其中，以及将加入文学虚构、描写典型环境人物、转换叙事角度等的“传奇笔法”自然融入其内；才使得组诗《新乐府》五十首表现出鲜明的“为事而作”的特点，在众多叙事诗中脱颖而出，成为其叙事诗中最为成熟和典型的代表性作品。
参考文献：
[1]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2]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78页。
[3]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4]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3页。
[5] 林庚：《唐诗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6] 林奕峰：《白居易诗歌的叙事情结》，安徽文学，2009年，第5期。
[7]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页。
[8]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0页。
作者简介：葛琪琪（1990-），女，汉族，黑龙江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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