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读后感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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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动物精神读后感

　　《动物精神》由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合著而成。阿克洛夫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主要研究市场的不对称信息，引入了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模型“柠檬市场”（即劣币驱逐良币模型）。席勒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从数据分析入手，在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其代表作之一为《非理性繁荣》。他们二位都是宏观经济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

　　此书于2008年完稿，正值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可较好地诠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指导解决方向。后来，美国果断采取政府救市措施，投入了7000亿美元挽救市场信心，成功避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悲剧。

　　关于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别细分了许多学派，各有主张，总的来说，可划分为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两大类。就解决问题而言，直觉上更偏向凯恩斯主义。的确，世上没有救世主，但完全放任不管是一种消极应对之策。如果相信万物运转自有其规律，那么研究并顺应其规律，也是一种解决之道。在知识积累程度有限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知识足够多时，就应当积极解决问题，而非躺平不管。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理论，描述了动物精神的5个不同方面；第二部分讲实践，即引入动物精神理论后可阐释和解决的8大问题。

　　理论部分

　　动物精神主要由5个方面构成，分别是信心、公平、腐败和反社会行为、货币幻觉以及故事。其中，信心是最重要的动物精神元素。腐败和反社会行为最终影响的是公平。故事最终影响的是信心。因此，这5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合并为3个方面，信心、公平和货币幻觉。

　　关于信心：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反映出极端情况下，信心可激励人们排除万难达成目的。现实生活中，信心的作用更为广泛，它在无形中左右着人们的大多数决策。以股市为例，当人们短期内对某只股票充满信心，就会积极买进和推高价格，而该公司的基本面在短期内并没有太大变化，说明此时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就是信心。

　　关于公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不怕财富少而怕分配不均。从古到今，人类自发地追求公平，甚至能够导致改朝换代或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现实生活中，感觉不公平往往会使人们作出极不理性的决策，比如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宁肯失业，也不肯接受部分人员的工资减少。不可否认，差异性引起的不公平普遍存在、相对合理，世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公平。但公平与否永远能牵动人们的心，并且影响着各种经济决策。

　　关于货币幻觉：指的是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人们通常只对货币的名义价值作出反应，而忽视其实际购买力变化的一种心理错觉。短期内，人们难以感受到通货膨胀，容易作出误判。比如，通货紧缩时不愿意接受工资的相应下调，尽管这在理论上更合理。

　　实践部分

　　8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中，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以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萧条：一次是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另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两次萧条发生前，股票市场空前繁荣，人们的信心急遽膨胀，没人能预料到接下来的经济灾难。实际上，正是非理性繁荣催生了大萧条。

　　经济萧条发生后，报纸报道大量腐败事例（故事），这使得人们感觉到经济政策的不公平，并且信心破灭；而货币幻觉使人们不能准确认识消费品价格下降造成的后果，应当相应下调工资水平却没能调整，导致大量工厂破产关门。信心下降，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怨声载道吐槽腐败，经济长期陷入停滞。如果人们不能重拾信心积极建设，萧条情况就无法改善。换言之，没有希望，就没有未来。

　　应对萧条的办法主要是恢复市场信心。针对2008年的信贷危机，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实现信贷目标和保障充分就业来恢复信心。具体采用了三类经济工具，包括贴现窗口、直接向银行注资和通过政府支持企业直接发放贷款。

【篇2】动物精神读后感

　　有关丹尼尔·卡宁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获得诺贝尔奖对心理学的意义

　　这两人的研究彻底转变了我们对人类的决策能力及理性的理解。它改变了我们从前认为的，我们是逻辑思考者依据逻辑公理，数学和理智思考转而认为我们实际上是用简单快速的推断法。这种直观推断法在我们的进化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有时也会误导我们。四个直观推断的例子是：

　　1）框架效应，这也是卡宁曼和特沃斯基在这类问题上做的经典研究。美国正在想办法对付一场大面积的流行病，估计会死六百人。有两个计划：计划A大约两百人会获救；计划B有三分之一的机率全部人会活，有三分之二的机率全部人都死。意料之中大多数人选择计划A，因为，怎么选都行。有趣的是，如果你把问题框架变一下，就会得到不同的回答，人们不再关注有多少人会活下来，而是集中在有多少人会死，同时关注的也并非没人会死的概率，而是所有人都死的概率。这样会得到相反的回应。这就是框架效应，它的观点是你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答复，取决于选项的框架。这个例子中还结合了损失规避的概念，人们厌恶某些损失，所以问题的框架能影响你的决定。聪明的广告师和决策者，会以不同的方式构架问题，突出不同的重点。

　　【“朝三暮四”的成语也是框架效应的一个例子】

　　2）禀赋效应，这是一种非常强效且有趣的现象，大意是这样的，我向你展示一个本子或者一块巧克力，然后说，你支给我多少钱来买这块巧克力。然后你说，我愿意出两块钱买这块巧克力。大多数人平均会出两块去换一块巧克力。另一种情况完全相同，但是这次是我先把巧克力给你，然后说，你愿意多少钱卖给我这块巧克力。这时候，人们会说，两块五。事实上，当你拥有了某种东西之后，它的价值就上涨了。这迷惑了很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果你问愿意花多少钱买的话，这是获得，这是你愿意花多大的代价来得到某物。但是如果你被问到，你愿意以什么价格卖掉它，你觉得这是个损失，当它变成损失的时候，它就更有价值了。

　　3）基础概率，约翰的例子说明，人们将对一个个体，会忽略他来自何方的背景情况，也忽略掉基础比率。

　　4）可获得性偏差，如果你想知道某件事发生机率的话，你有多大的概率想到它是个很好的提示，但这也可能是误导。卡宁曼和特沃斯基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如果你问一组人，英语中有多少单词是以ng结尾，或者这样的单词占多大的比例。再问另一组以ing结尾的单词占大多比例。结果得到的数据是ing比ng大得多。尽管，ng结尾的单词包括了ing。只是人们更容易想到ing，这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比如，任何一年收到鲨鱼攻击人的机率是六百万分之一，被杀是五千万分之一。如果你住在佛罗里达，你受伤的机率是五十万分之一。人们往往高估了风险，因为鲨鱼攻击是受人瞩目的，总是会被新闻报道。我们往往会高估影响显著的被杀几率。

【篇3】动物精神读后感

　　商学院的基础课程会告诉学生，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理性的商家会考量成本，确定价格，而消费者计算效用，以最大消费者剩余为标准做决定。不管是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市场，都是这样子。这样的理论很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市场参与者”就应该是这样子的。然而这个理论的主语是“市场参与者”，如果我们真正把眼光放到现实中、我们的身边，我们都不会把自己定位为“市场参与者”，在定义性的身份之前，我们首先是普通、具有“动物精神”的人类。

　　试想这么一个故事：在北京天通苑的菜市场，或者青岛老式居民区外的沿街商铺，又或者是连云港的某个新“开放式社区”，有一对靠卖馒头花卷和小面点为生的夫妻，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做出来的食物也确实又够分量又干净，但是在这样居民密集的地方，最不缺的就是他们这样的食品工作者，每一家提供的商品质量和特性都相近，价格也没有什么差异——毕竟大家的面粉都从同一个批发市场来，成本几乎是一样的。

　　然而——且称夫妻中的女性为李嫂——李嫂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消费者是带着孩子一起，而孩子又会嘴甜地叫“阿姨”，李嫂就会很高兴，可能会给孩子多装一个小豆沙包。孩子得了甜头，之后又会更愿意来这里，于是接孩子放学顺便买晚餐的主妇可能就会在这里更多地消费。

　　到这里为止，这只能算是一种靠赠品吸引消费者的普通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李嫂加一个设定：她之所以会这么喜欢小孩子，是因为她的孩子生下来夭折了，之后她也因为某些原因，不再能生育，所以当她看到小孩子，就会忍不住想要对他们好一点，仿佛这样能安慰心里对自己从未长大的孩子的思念。

　　如果这个故事在周围不胫而走，并且成功让主妇们说出“她也挺可怜的，我们多照顾照顾她的生意”，这就是一个故事改变竞争格局的真实案例。仅就食品的交易而言，即使李嫂的竞争者也都付出同样多的小点心，甚至李嫂有时太忙忘了送小点心，她也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这个市场上的主妇消费者——我们就先将她孩子的夭折算在营销成本之外，毕竟发生这种事谁都不想的。

　　而我们所面对的大多数、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市场，都有着无数这样的案例。小到李嫂这样的手工食品贩卖商，大到靠人格魅力就能卖手机的罗永浩。消费者是理性的么？他们会认真地考虑每种选择的效用么？决定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很多交易的收益是无法量化的。所以《动物精神》的作者罗伯特·席勒认为，“故事”在我们的商业乃至宏观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故事”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提供支持，也可以说，是我们接受的“故事”决定了我们的一切行为。

　　无数年轻人涌向北上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地计算过不同城市的投入产出比（很多计算过的人都离开北上广回老家去了），他们只是相信了“在这里，努力就能成功”、“大城市，一切皆有可能”这样的故事，就造就了我们现在持续研究的经济和社会学现象。

　　如果“炒股发财”的故事流行起来，股市就会大涨；如果“学医短命”的故事变得妇孺皆知，几年内学医的人数就会骤降，医疗市场也会跟着在若干年后发生巨变；如果“肉翻大法好”的故事……

　　人们甚至不会去仔细求证每个故事是否真实，但巨浪就这么一波一波地被掀起。

　　一个更贴近，可能也更惹人厌的例子，媒体持续不断地渲染“中国梦”，街头巷尾都是24字箴言，这是因为宏观经济学里的“信心”也来自于故事，只要大多数人相信并且愿意为之努力工作和消费，不相信的少部分人也会从这个形势中获得信心，并且敢于投资到这个环境里。每当经济崩溃时，比各种需求指数下跌更快的，是投资者的信心。不论投资者拥有资源的多少，大家都在观望着整个市场的环境，而市场的环境又是大多数的普通参与者决定的，增发货币也好、对特定行业的注资救援也好，都是为了让市场信心最终能尽快恢复。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故事”越来越多，唱歌选秀需要故事，卖手机数码需要故事，连歌词里的女同学都必须要有故事。因为没有“故事”，消费者就没有动机。当然，“故事”的爆发也可能从侧面反映了，在这个时代里，确实缺少好得不需要故事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