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莺莺传》赏析
艺术特色
《莺莺传》成功地地塑造了崔莺莺的经典形象。她是位出身于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小说深刻揭示了出身和教养给莺莺带来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特征，细致地描绘这位少女在反抗传统礼教时内心冲突的过程。莺莺悲剧性格既单纯又丰富，她最后拒绝张生的求见，体现出性格由柔弱向刚强的转变。莺莺的悲剧性格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性，它典型地概括了历史上无数个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遭负心郎抛弃的共同命运。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都是追求自由爱情，勇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女性，她们都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光辉妇女形象，而列在画廊榜首则是崔莺莺。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作品赏析
《莺莺传》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数日后，当张生已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异常鲜明。
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应该说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截然相反的。
前语之，后前不一，文过非饰，余有异，敢叙一二。本自非正，乃归正之，人道张生无情，始乱终弃。姻缘之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者，夫妇之道，崇敬之，不敢以私心害法，媒妁之言，该无偏，以示明正。故有八抬大轿，明媒正娶之意。两者之缘，本自私心，何敢正堂。且后以外兄见之，女以否。何故?盖怨念之随。后者当之，妻为正，独尊，势比阴阳。妾，以美色私意财货称之。两者焉能并取。诸辈以情爱为夫妻之本，随今，男女之道不尊，私意比离，天下弥乱。庭不正，与天下纯然，可乎!
后世影响
《莺莺传》在唐传奇的发展中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之前小说，如《离魂记》、《任氏传》、《柳毅传》等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都多少带有志怪的色彩。《莺莺传》写的则是现实世界中婚恋人情。自它开始，陆续出现了《李娃传》、《霍小玉传》，使唐人传奇中这类题材创作达到了顶峰。《莺莺传》是唐人传奇中影
《莺莺传》后来改编为《西厢记》
《莺莺传》后来改编为《西厢记》
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传奇作品之一，故事广泛流传，北宋以降，士大夫“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当时，李绅就受其影响，写了《莺莺歌》，宋代有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莺莺传》话本、《莺莺六幺》杂剧，金代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有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明代有李日华《南调西厢记》、陆采《南西厢》，清代有查继祖《续西厢》杂剧、沈谦《翻西厢》传奇等。直到今天，活跃在电影、电视以及各种剧目中的西厢故事，《莺莺传》仍是其源头。
人物形象
张生
关于张生的原型，旧有张籍(文昌)、张珙(君瑞)、张先(子野)三说﹐皆误。
宋代王铚在《〈传奇〉辩证》考证张生为元稹本人。
宋代赵令畤在《侯鲭集》第五卷，《辩传奇莺莺事》中论证最为详细。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莺莺传》者，……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今人吴伟斌著《元稹考论》，商榷鲁迅、陈寅恪、岑仲勉等名家的权威结论，否定“张生自寓”说。
莺莺
关于崔莺莺的原型，王铚认为莺莺是元稹姨母郑氏与永年县尉崔鹏之女崔氏，即元稹的表妹。
近人陈寅恪从元稹诗集一首《曹十九舞绿钿》，假定“曹十九”是“曹九九”的讹误，又说“九九”二字古音与莺鸟鸣声相近，认为崔莺莺应是名叫“曹九九”的“酒家胡” ，“此女姓曹名九九，殆亦出于中亚种族” ，因“中亚胡人善于酿酒”，得出曹九九是“酒家胡”的结论。
还有一些其它说法，今人卞孝萱在《元稹年谱》中指出，“‘工于投机取巧之才人’元稹，怎么忽然蠢起来，把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家胡’，说成自己的姨妹?”。
吴伟斌在《元稹考论》和《元稹评传》中对《元稹年谱》、《元白诗笺证稿》等进行纠谬，重新考证了元稹的为人和其作品，“解决了学术界关于元稹一直无法自圆的诸多问题” 。人物考证至今仍无定论。
元稹《莺莺传》赏析
传奇小说。唐代元稹撰。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八，未注出处。此篇小说在当时已单篇行世。后人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又名之曰《会真记》，元稹《元氏长庆集》不见收入。 《元氏长庆集》一百卷，今只存六十卷，此篇可能录在残缺部分之内，也可能元稹自己有意不收此类张扬艳迹的文字。
《莺莺传》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贞元年间，张生游历蒲州，居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子女路经蒲州，也居寺中。兵士乘主帅之丧而扰乱，崔氏甚惧。张生与守将之友有交，请派将保护，崔家得免于难。崔氏感张生恩德，宴请张生，并命子女拜见。见到“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崔莺莺，张生恋慕，不能自已。遂作《春词》二首，托莺莺使女红娘通意。莺莺端服严容，责其非礼。张生绝望。数天后，莺莺夜奔张生，与之结合。张生惊为天仙。数月内，二人相会于西厢。张生西去长安应试，莺莺知是诀别之日，弹《霓裳羽衣曲》序曲未终而泣。明年，张生考试不中，滞留长安。莺莺给张生寄去信物及一封长信，追述二人相爱经过，倾诉自己忠贞之志“如环不解”。时人感此，纷纷赋诗元稹续《会真诗》三十韵。然而张生终与莺莺决绝。
《莺莺传》是一篇思想内容复杂的作品。它既肯定莺莺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精神，又为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辩护。作品的成功与失败之处都十分明显。
成功之处在于对莺莺性格的刻画。莺莺是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贵族少女，封建礼教的熏陶赋予她矜庄沉稳、端严难犯的大家风范。实则她内心对爱情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要求。当面对“性温茂、美风容”的年轻秀才张生，并从《春词》中看出他又颇富才情时，爱情之芽自然地萌发了。但她拘于礼教，不敢贸然接受张生的追求。她寄柬张生，用“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句约他西厢幽会。但当张生真来时，她却违心地“大数”其“非礼之动”，而一任爱情之火在胸中熊熊燃烧。这些生动描写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这位大家闺秀在爱情与礼教冲突中矛盾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痛苦。莺莺终于冲破重重束缚，主动地投入张生的怀抱，“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这一大胆的叛逆行为，显出了莺莺内心巨大的感情潮汐，反映了当时妇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求。
张生这个负心薄情郎的形象也写得比较成功。他对莺莺的爱只是好其色，并没有真切深厚的感情。他开始是痴狂的追求，后来却是冷酷地遗弃，继而反诬莺莺“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 吾不知其变化”的“妖孽”，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并大讲其“女祸亡国”之论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开脱。张生的形象表现了封建士大夫玩弄妇女的丑恶行径及卑劣灵魂。但是，作者对张生的负心薄幸不作谴责，反予肯定，甚至将张生虚伪残酷的“忍情”赞为“善补过者”，这只能是作品艺术上的败笔，并暴露了作者浓厚的封建意识。这种意识使得作品前后分裂。前半部分情节委婉，文笔细腻，对爱情的描写深切感人;后半部分则充满说教，枯燥乏味， “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鲁迅语)
从维护礼教的立场出发，将莺莺写成一个妖己妖人的“尤物”，将张生写成一个“善补过”的正人君子，这本是作者的初衷。可是作者据实写来，莺莺却成了勇敢追求爱情的美丽形象，她的悲剧深为读者同情，而德行凉薄的张生则为人们所不齿。这一艺术效果恐为作者始料不及，它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
《莺莺传》是唐传奇中对后代影响最广的作品。小说中，宋代话本《莺莺传》 (见罗烨《醉翁谈录》话本目录传奇类)，明代《玉娇鸾百年长恨》 (《警世通言》卷三十四)之类的才子佳人小说，均以之为滥觞。戏曲中，有宋官本杂剧《莺莺六幺》、宋代赵德麟作《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十阕。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更促进了这个故事的传播和影响。而元初王实甫在董解元创作基础上产生的杂剧《西厢记》，则成为不朽的杰作，从此崔莺莺故事“流为江河”，永传不衰了。
元稹《莺莺传》赏析
《莺莺传》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
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数日后，当张生已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异常鲜明。
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
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应该说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截然相反的。
前语之，后前不一，文过非饰，余有异，敢叙一二。本自非正，乃归正之，人道张生无情，始乱终弃。姻缘之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者，夫妇之道，崇敬之，不敢以私心害法，媒妁之言，该无偏，以示明正。
故有八抬大轿，明媒正娶之意。两者之缘，本自私心，何敢正堂。且后以外兄见之，女以否。何故?盖怨念之随。后者当之，妻为正，独尊，势比阴阳。妾，以美色私意财货称之。两者焉能并取。诸辈以情爱为夫妻之本，随今，男女之道不尊，私意比离，天下弥乱。庭不正，与天下纯然，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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