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集中——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灭绝——抹杀个人的影响。
集中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饥饿让灭绝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这也是我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惧所在。
又读完了一部虐心虐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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