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护理中英文对照外文翻译文献
宗教信仰在应对乳腺癌患者以后生活中的作用
目的:
识别并检查新诊断为乳腺癌的老年患者中是否存在宗教和精神应对策略现象。
方法:
一个简易样本,由被招募来进行为期6个月的诊断的33名65岁女性组成。受访者被要求参加一个会提出灵活性问题的结构式访谈。访谈的誊本由三名研究人员各自独立分析讨论其主题,直至达成共识。
结果:
参加者的宗教背景为:17名新教徒,五,六名犹太人,天主教和另外四个其它教徒。她们在出席宗仪式的频率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在健康危机期她们的宗教和/或精神信仰或增加或保持不变。誊本分析显示出了三个主题。宗教和宗教信仰为受访者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91%)、社会支持(70%)来面对她们的乳腺癌,以及赋予了她们一些使日常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能力,特别是癌症经验(64%)。
结论:
宗教和宗教信仰为新诊断为乳腺癌的老年女性患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应对这些疾病的方法,这些方法也得到了诊断医生的认可。这可能对于鼓励这些患者寻求宗教的支持和/或重新与她们的宗教团体再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引言
一个关于乳腺癌的新的诊断已被证实对女性有重大的影响(格里,1979;琼斯和格林伍德1994;罗兰和马西,1996分;安徒生,1998)。 在老年妇女中,乳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其影响还会因为人口老龄化继续上升。更好的了解老年妇女如何应对乳腺癌可以使人们更好的增强功能和改善生活质量。
最近日益让人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宗教或信仰在患者对乳腺癌的反应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些老年人中,宗教经常可以帮助她们缓解生理疾病中的固有压力,比如那些伴随着医师会诊、治疗及其它事件所产生的相关压力(包括罗斯,1982;考恩威博士(1985 - 1986);曼弗雷德和皮克特,1987)。
宗教或者精神依赖的正面效应,一直被认为是社会支持的次要规定,其通过与社会性的或教会有关的方式来进行宗教活动。人们去教堂敬拜时通过培养友情和社会关系来获得能够提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的支持。另一些人认为,宗教允许人们获得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控制她们的命运的感觉。虽然我们知道宗教和精神信仰有助于应对癌症诊断的影响以及随后的调整,但是信念所给予的帮助机制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阐明。
在这个探索性研究中,我们调查了宗教和精神在确诊为乳腺癌的老年妇女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的问题包括:宗教和精神在乳腺癌的确诊后扮演什么角色?宗教和精神有没有提供一种应对确诊时的不幸感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如何?
这里所讨论的数据来自于一个更大的研究,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家庭医学部门正在进行的关于老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命质量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定性方法,为了评估新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老年患者的心理、社会、信息、健康需求。本研究的长期目标是为了发展使病人能够获取信息、情感和社会支持的干预能力,这会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
方法:
样本
我们使用了一个方便抽样策略,招收来自8个研究基地的参与者,这其中就有社区及医院乳癌和癌症研究中心、私人外科病房和肿瘤实验所,分别坐落于洛杉矶县的五个不同地区(东洛杉矶,洛杉矶市中心,长长的海滩上,圣莫尼卡和西洛杉矶)。
参与的社区医师(包括外科医师、医学肿瘤学家,放射肿瘤学家)在之前的6个月被要求能够分辨出65岁以及年龄更大的确诊患有乳腺癌的女性。规定半年期限制是为了保证受试者能够足够接近准确地回忆起,当得知确诊为乳腺癌时对她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其它入选标准包括是否能够熟练掌握英文或西班牙语中的其中一种语言,以及在面试时的认知能力。医生写信邀请她们参与研究,写信者们并不知道所发信函的总人数。90个病人收到了信,49个(54%)表示出参与这项研究的兴趣。49个人中,2位(4%)妇女拒绝了,因为她们住在洛杉矶,地理距离超过100英里,6人(12%)尽管在调查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也不可能到达,7人(14%)在定性访谈研究结束后才回复,1个(2%)不符合纳入标准。剩下的33名女性完成了面试。
每场面谈都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位置选择(94%的人选择了她们自己的家园)。为了符合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标准,受试者被给予30美元现金以激励她们继续参与。面试被结构化的录下来,然后原封不动地选取转录。
工具:
一份有着开放性主题的结构式问卷被用于个人采访中。问题集中在参与者与她们的诊断医生的交往,在得到乳腺癌的诊断后她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支持,反抗什么样的心理支持,得了乳腺癌决定如何治疗等等。面试官也会提问关于宗教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宗教对这些参加者的日常生活的影响,特别突出在乳腺癌方面。例如一个关于宗教/精神的开放性问题是这样的:你的宗教或者精神信仰在乳腺癌期间起到了什么作用?每场面谈都持续大约2小时。
数据分析:
面谈内容被不同理论背景的研究人员(一位在宗教中培养的社会学家,一个家庭医生和老年医学专家,一位医科学生研究助理) 独立鉴定了循环主题审核并且进行了文本分析。谈话内容的简版和主题由每个研究员写一部分。访谈内容被分成不同段落并根据主题重新编排。每个研究员在结果进行比较和讨论之前都会独立的编排数据并且分类。最终的分类都是寻求饱和主题——就是观察哪个主题最终会从数据中显露出来。之所以会认同这个模式是因为一致性是定性分析的标志,以及等价于定量工作的有效性。现在的工作中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每个研究员都会在她们的训练中给出特定的敏感性分析,但是共识却是在宗教和精神的主题中达成的。
结果
这33个人的平均年龄是74.4岁,受访者年龄范围为65 - 86岁。尽管大约四分之一的样本由少数民族组成,但这些妇女主要是白人,(见表1)。一半的受访者和配偶住在一起,另一半则是离了婚,分居或丧偶,独自一人或和孩子一起居住或者有守护者。大多数的患者接受过大学教育,她们的财务状况非常多样。33个女性中只有七个女性(21%)认为她们的财务资源、独立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她们的财政需要。对于本例的治疗包括接受肿瘤切除,乳房切除,放疗、化疗和一些混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治疗方法。大多数的被调查者(n = 20)接受肿瘤切除和辐射。从当提到宗教时,大多数(79%)的受试者更愿使用术语“宗教”或“神灵”(相对于精神)谈论她们的信仰。尽管还有少数其它的宗教代表,但大多数的受访者信仰新教。这是一次宗教服务的出勤率(见表1)。那些感觉能够明确回应(n = 3),以确定她们在健康危机中的信心是否结束,或者削弱,有一半的人说,她们的信心保持不变,另一半的人则在报告中表现为加强了。有趣的是,没有人报道,她们的信心已有所减弱。
文本分析揭示了三个关于信仰带给调查者的相互联系的主题:(1)情感支持(2)社会支持(3)人生意义。这些主题有许多的次级主题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具体罗列在表2中。
情感支持:
30名女性谈到了宗教或精神信仰是如何给她们以必要的的情感支持以应对乳腺癌的(见表2)。这些参与者觉得在她们生病期间能够依靠上帝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大多数的受访者觉得,她们无法承受其它人对乳腺癌的恐惧(例如,她们对死亡的畏惧)。
在访问时她们认为,她们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上帝一直在自己的身边,上帝不会抛弃她们,上帝会看着她们渡过艰难的时光。
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当宗教被质疑时,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能够表达出当得知诊断为乳腺癌时的痛苦,即当直接询问她们的情绪反应时,她们的反应都是非常忍耐的。
关于情感支持的主题被分成八个次级主题,具体例子如下。
其中的一些种类不同于受访者如何采取积极措施对抗消极角色。
陪伴。情感支持主题下最常见的子主题,意味着感受到陪伴。
对于许多失去了伴侣和/或独自生活的受访者来说,这个意义神的相伴是尤为重要的。
一名美籍华人的笔记:
我相信有一个神在那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否则我想我会觉得很糟糕。如果我没有那种信仰,我很可能是脑海里的“cookoo”。
感觉到被照顾。十二位受访者觉得,如果她们有足够的信心,神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她们的庇佑的,并且她们会得到最好的结果。正是这些受访者的积极心态以及对上帝的信任,使她们觉得上帝在照顾她们。一个拉蒂那的受访者解释说:
似乎,关于乳腺癌的这整件事情,我觉得我能够很好地走出来。我之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很好地走出来,是因为我的信念在一个制高点,我相信我的上帝将要来照顾我,我的家庭可能会用一种或其它的方式来安慰我,但是这些强大的关于神的信念给与我比家人更多更重要的的慰藉。
另一种方法中,当一些受访者(n = 3)谈论到上帝时,她们觉得是上帝在指导和帮助外科医生照顾好她们。换句话说,医生只是一种被神用来操作的工具,上帝操纵着医生;“上帝是医生c 1以及医生d,或者是医生c”。
信仰依赖。11位受访者在谈论到她们的乳腺癌经历时提到了依赖上帝或她们的信仰。例如,一个白人新教的女人在回答为什么宗教对她来说很重要时说,“我觉得我有可以依赖的力量。总是有人在支持我。当事情变得很艰难时,我可以去请求神的帮助而且它通常都是有求必应的。
满足感。11位女人认为精神/宗教带给她们满足感。信仰给予她们癌症能够治愈的希望,使她们感到乐观,并给她们一些提供这些(满意感)的自我价值的感觉。一位非裔美国受访者说,当得知被确诊为乳腺癌时从诊断医生的办公室到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哭泣:
我记得我沮丧极了。之后,当我向上帝祷告时,我似乎听到了鼓舞“继续走下去,这会对你有好处的”。你懂的。所以,这真的很美好,对于那些打倒我的事情我并没有感到害怕。
安慰。八个受访者从她们的宗教和宗教信仰中得到安慰,它为她们提供了安全、保证、和平、安宁、平静和支持。一名受访者报告说每当她在午夜醒来的时候,她发现阅读基督教沉思录对自己特别有帮助:
我阅读它,它会帮助我....
这些就像是关于所有癌症受害者和癌症病人,而且它很美好。
我把它放在我的床边,我会每天晚上读它并且感觉很好......
它能够使我保持理智......
如果让我来提问的话,让我想一想。我会说,“好吧,不是每一个人?”她说,“噢,不。”
社会支持
第二个主要主题有70%的受访者参与讨论了宗教信仰为她们提供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主题在这里被广泛地定义为,不是实际存在的,和他人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
报告者通过祈祷或其它与受访者的过去或未来有联系的志同道合的信徒,或宗教社区成员中的个人关系来发现社会支持。宗教也为受访者提供了社会对外出口,无论是通过参加宗教仪式,志愿工作,或是其它与她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社会活动。社会支持的主题被分成五个次级主题,以具体例子如下。
为或者被别人祈祷。十位女性谈论到了患乳腺癌期间祷告的重要性。对一些人来说,在这个焦虑的时刻为他人祈祷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则当得知有人为她祈祷时感到很欣慰。一位女性说:
我想,当我知道我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而且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朋友和家人,还有一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人在为我祷告时,我不应该坐在这里为自己难过。
宗教志愿工作。9位女性在报告中说她们在为她们的教会,或其它的宗教组织,教堂做志愿者工作。一名白色新教参与者报告说:
我志愿成为我的教堂中的一名圣经研究领导者。而且我非常享受这份工作——每个星期二的早上,我都会8点钟到达那里,大约在晌午的时候回家,因为我们所有的的领导者有一个聚会。我们有,嗯,198名妇女来学习圣经。
教堂/会堂。
七位女性描述她们为不同教堂做服务,不管她们是否在那里做礼拜。例如,一位女性说:
我为我的教会做一些社会工作。[我去]烧烤以及参加会议。我是传教士协会的副主席,我们每周一下午1点30分都有会议。
宗教领袖的关系。
六位妇女描述与她们的宗教领袖有着和谐的关系。这个教士/牧师被描述为一个朋友,是可以说心里话的人,或者是到她们家为她们的乳腺癌祷告的人。一名天主教的女性——描述她与她的牧师的关系:“当我跟我的牧师谈话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当我要求她的祝福时是再舒适不过的了”。
宗教是她们的孩子。
三名参与者提到,通过她们的孩子,她们继续接受宗教传统的熏陶。对于这些女人来说,正是她们的后代提供了与宗教社会的支持的联系。一个亚裔-美国受访者说,“我的第二个儿子在教堂里演奏,他是一名教会的成员,敲刚果鼓。所以无论我是否喜欢,他都会带我去”。
生命意义
宗教为她们的日常生活中三分之二提供了主体意义,特别是在她们患乳腺癌期间(见表2)。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宗教和精神是如此紧密的深入她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她们将她们的信仰认为“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部分”或“我的生活方式”。信仰主要从三个方面使这些受访者的生活变的意义。以具体例子对这三个次级主题进行了介绍。
道德指向。受访者认为她们的信仰能够使得她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明辨是非。对这些个人来说,精神和宗教为她们度过一生的动机提供了指导。一个白人妇女简洁地说:
我想将我的宗教思维作为生活的指导。我试着评估每一天什么是对的或是错的,以及在哪里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滑了一跤。
身份。九个接受采访谈的妇女在谈论宗教时认为它等同于“我是谁”。在回答问题:“你会用什么方式说明你是精神或宗教信仰者?”有些人直接回答,我是犹太人,而另一些人则回应这位女性的回答:我不知道其它的生活方式。我出生在这样的情形下,三个月时受到洗礼,我丈夫的父亲是我们的牧师。事实上,我嫁给了牧师的儿子——我整个生命中都了解她。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去了主日学校。
神的计划。8例参与者认为她们乳腺癌掌控在神的手中并且不受她们控制。上帝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计划,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其原因的想法帮助这些妇女明白,当她们不了解她们患乳腺癌的原因时,则是因为她们的疾病有一个更大的目的。一名女性说:我曾经一度如此担心(乳腺癌),我告诉自己从来没有得过癌症,但事实上我已经得了。所以当我询问时,一定有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得癌症的原因。所以是的,我相信上帝,我相信她确实回应你的祈祷我也相信她有着自己的回答方式,只是我们并不是总能理解它。我总是说一切顺利是最好的。但是要很长时间,有时你可以看出为什么。
讨论:
从事这项是研究是为了了解新诊断为乳腺癌的老年妇女的患者的需要。对于这33名受访者的采访透露出癌症的诊断对她们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然而,只有当问到关于宗教和精神的开放性提问时,这些受访者才不遮掩她们的表面忍耐,承认自己的害怕程度以及经历过的绝望。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在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令人惊讶和有趣的结果。
我们发现了宗教和精神信仰为我们的受访者提供情感支持、社会支持、以及人生意义。在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参与者(三十三分之三十)认为她们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为她们提供了情感支持,使之成为三个主题中出现频率最大的。其它作者认为宗教信仰在应对压力损失和老年人的生命变化中起重大作用。据可尼格(1988)报道,74%的被调查者的宗教应对行为包括建立对上帝的信心和信仰,以及从上帝那里获取的可以处理现在状况的帮助和力量。我们的研究似乎可以将这一发现扩展到所有乳腺癌患者身上。我们所调查的这些老年妇女谈到因为神存于与她们的生活中,使她们感受到了保护,爱,以及不害怕。当这些受访者开始担心,绝望或者因为乳腺癌而感到害怕时,她们受到上帝的照顾的想法起到了积极的保证作用。更明确的感受到被照顾的方式之一是,受访者谈论到上帝时,她们觉得是上帝在指导和帮助外科医生照顾好她们。
社会支持产生于受访者的对外联系需求。对于本研究中的女性来说,宗教仪式和常规活动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活动一直是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越来越重要。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支持不仅来源于上述预定的活动,也来源于一些有形资源,如知识的一部分,一个大的社团的信仰(库恩,1988)。这项研究中的许多妇女并不需要直接知道这个社团的所有成员,知道有一些人分享她们的信仰才是需要在意的地方。当主题谈论到祈祷她们的疾病的重要性时,这是特别明显的。她们发现家人、朋友和/或其它祷告者为自己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对另一些人来说,通过关注他人,为他人祈祷帮助她们减少焦虑感。一些女性说不仅为朋友和家人祈祷,也为她们的医生和她们的医生的办公室职员。通常,祷告是一次与上帝的亲密关系的尝试,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作社团生活的一部分。
宗教或宗教信仰为大多数的受访者提供生命的意义。以前的研究已经阐明,在患病期间了解它的意义是应对癌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对于老年妇女来说这是真的,精神信仰是一种了解其意义的方式。库恩(1988)发现人们赋予生命的意义影响着个体赋与她们自己疾病的目标和意愿,这些疾病得意义通常包含着精神元素。通过提供一个用于解释事件和情况的框架,宗教和精神信仰的感觉往往会加深意义,对老年人群的访问证实了这个想法。在我们的研究中,信仰给予受访者以自我认同感,同时也提供了道德指导。对于一些受访者来说,乳腺癌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为其它无意义的疾病提供了意义。
我们的研究发现,立足于宗教和/或精神的情感支持、社会支持、和意义方法,对于新诊断为乳腺癌的老年妇女来说是一种很好地应对方式。
结论
我们的数据显示,新诊断为乳腺癌的老年妇女似乎在与神的关系和社区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宗教及精神表现。基于宗教的关系我们的被调查者被给予重要的辅助物来应付她们的疾病。人与神,或与别人的关系,也给了她们一个能使她们创造意义来理解她们的生活和她们的乳腺癌的方法。通过受访者在她们的宗教社团中与他人的关系来看,女性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使她们能够经历这个困难时期。通过她们与神的关系,她们能够创造一定意义上的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尽管信仰并不是唯一的应对我们的难题的机制,但它显然是强大的和有效的。一位68岁的应答者简洁地说,“它(精神)给你信心和安全,相信你能解决难题,并且会有人帮助你来应付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难题”。
含义
对于对付像癌症这样的有情感困难的疾病,医生应该继续关注能够帮助老年患者的因素和技能。直到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人群的应对方式,医生可以考虑告知年龄较大的患者,成功运用宗教/精神作为她们面对严重的疾病时的应对方法。忽略临床医师个体的宗教/精神取向(或根本没有),她/她对于宗教和精神上的病人的生命和疾病的经验的潜在影响,可以发送出一个强有力的讯息:鼓励病人对于她们的最终恢复和愈合所产生的潜在的心理支持。
感谢
作者要感谢帕特里夏·甘兹,大卫鲁本,玛格丽特,肯尼斯·罗森菲尔德为她们的早期手稿的反馈。作者也要谢谢塞西莉亚,医学生研究助手的帮助和参与编码数据。
Coping With Breast Cancer in Later Life:
The Role of Religious Faith
SHOSHANAH FEHER and ROSE C. MALY
UCLA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LosAngeles, CA, USA
Purpose: To identify and examin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elderly women with newly diagnosed breast cancer.
Methods: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33 women age 65 years was recruited within 6 months of diagnosis. Respondents participated in a 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open-ended questions. Transcripts of the interviews were analyzed independently by three researchers and themes were discussed until consensus was reached.
Results: Participants’ religious background was varied: 17 Protestant, five Catholic, six Jews, and four other .There were great variation in the frequency of religious service attendance. Religious and/or spiritual belief either increased or stayed the same during the time of health crisis. Analysis of transcripts revealed three theme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faith provided respondents with the emotional support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ir breast cancer (91%), with social support (70%), and with the ability to make meaning in their everyday life, particularly during their cancer experience (64%).
Conclusion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faith provides elderly women newly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with important tools for coping with their illness and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diagnosing physicians. It may be important to encourage these patients to seek religious support and/or to reconnect with their religious community.
Introduction
A new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has been shown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women (Gree1979; Jones and Greenwood, 1994; Rowland and Massie, 1996; Andersen, 1998). Among elderly women, breast cancer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cancer, and its impact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rising as the population ages.An understanding of how older women cope with breast cancer could lead to ways to enhance functioning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There recently has bee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role that religious or spiritual beliefs might play in patients’ responses to breast cancer
Among the elderly, religion often helps buffer the stresses inherent in having physical illness, such 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physician visits, treatment, and other related stressors (Rosen, 1982; Conway,1985 – 1986; Manfred and Pickett, 1987).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assumptions have been found to help those coping with traumatic crises by providing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ping with the trauma (Overcast et al., 1996).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religious or spiritually- based coping have long been thought to be secondary to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upport through church-related or socially-oriented religious activities. Houses of worship provide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from which to garner support by nurturing friendship and social ties. Others contend that religion allows people to gain a sense of control over their destiny (Koenig, 1988). While we know that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are helpful in dealing with the impact of a cancer diagnosis and the subsequent adjustment .the mechanism by which faith confers this help has not been well delineated.
The data discussed here are taken from a larger, ongoing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currently in progress at UCLA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This study utilize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social, informational, and health needs of older women newly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The long-term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interventions that would enable patients to procure the informational, emotional, and social support that would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life.
In this exploratory study, we examined the role that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play in elderly women’s lives after a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is mad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ddressed were: What role do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play after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Do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provide a way of coping with the distress of the diagnosis? If so, how?
Methods
Sample
We used a convenience sampling strategy to recruit participants from eight study sites including community and hospital-based breast and cancer centers, and private surgical and oncologic practices, situated in five different areas of Los Angeles County (East Los Angeles, Downtown Los Angeles, Long Beach, Santa Monica and West Los Angeles).
Participating community physicians (including surgeons, medical oncologists, and radiation oncologists) were asked to identify women aged 65 years and greater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in the previous 6 months. The 6-month limit wa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the participants were close enough to the time of diagnosis to accurately recall the effect that the diagnosis had on their lives. Other inclusions criteria consisted of fluency in either English or Spanish and cognitiv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view. Patients’ participation was solicited by a letter generated by their physicians and the authors were not privy to the total number of letters sent to patients. Of 90 Patient-responses received, 49 (54%) expressed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 Of these 49, two (4%) women were excluded because of geographic distance greater than 100 miles from Los Angeles, six (12%) could not be reached despite the repeated efforts of the investigators, seven (14%) responded after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 was completed, and one (2%) did not meet eligibility criteria. The remaining 33 women completed the interview.
Each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a convenient location for the participant (94% chose their hom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broad socio- economic representation,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a $30 cash incentive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The 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audio-taped and then transcribed verbatim.
Instrument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ith open-ended items was used in the individual interviews. Questions focused on the participant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diagnosing physician, what kind of psychosocial support was needed after receiving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versus what kind of psychosocial support was obtained, and how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decisions were made. Questions regarding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were also asked by the interviewer. These questions focused on the impact that religion had on these participants’ lives generally, and with regard to their breast cancer particularly. An example of an open-ended question regarding religion/spirituality was: What role has your religious/spiritual belief played in your experience with breast cancer? Each interview lasted approximately 2 h.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