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仅靠几个媒体巨头来垄断整个信息市场的历史已经灰飞烟灭了！传媒业间的竞争早已从一省之内，一国之内的争斗上升到了整个世界内，不同传播方式间的大乱斗。在这场新一轮的惨烈的淘汰赛中，作为昔日传媒龙头老大的平面媒体，更是显得江河日下。一方面，在实力雄厚、市场广阔的电视媒体面前，它不得不交出传媒业的皇冠；另一方面，在生机勃勃，锐意进取的新兴网络媒体的冲击下，它的生存空间更是大打折扣。即使剔除掉来自不同媒体行业间的竞争，面对本行业中种类繁多的同质性产品，一份报纸恐怕也无法保证自身持续而长久的生命力，更不用说始终处在盈利状态了。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任何投资都必须考虑到回报，那种不记回报的运营方式已经不可能再保证一份报纸生的活力了。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极具特色的。许多以意识形态宣传为第一要务的报纸会依然干净整洁地摆放在各个报刊亭内最偏僻的位置。只是，如果整个报纸行业都走这条路子，那么报纸这块传播信息，教育民众的地位就真的彻底沦陷了。那么，既要根正苗红，又要具有新意，不落俗套，还要考虑市场的需求，维持稳定的受众。这样的报纸应该怎样操作呢？《中国青年报》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创刊于1950年的《中国青年报》作为团中央的机关报，从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镀了层红色。这决定了它今后所有的报道中都必须带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眼镜去观察这个世界。但毫无疑问的是，那种陈旧，呆板，意识形态浓厚的写作风格在今天这个追求“Idea”的时代中绝对是见光死的代言。很显然，青年报的编辑们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在与“高大全”语调彻底说再见的1980年后，青年报复苏后的第一轮改革明显走对了路子。
首先的，也是最正确最根本的一个决策，便是确定自身的受众群——中国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青年永远是未来的核心，而核心便能被青年报所掌握。这就是最如意的一笔账。一旦对准了青年的口味，势必能在未来取得更加丰厚的回报，从而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强。之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那就是确定了自身严肃性的方向。一份报纸的严肃性通常能用很多方式去表达，最常见的一种也是最为令人厌恶的一种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领导人的谈话及行程，稍作改变或是一成不变地展现在受众的面前。当然，如果真的有受众的话，各大政府机关部门每天清早办公桌上也不会多一份垫早餐的废纸了。而另一种方式，则会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那便是透析新闻。把民众真正关心的，好奇的，关注的东西告诉他们，把“新闻背后的新闻”告诉他们，把一切涉及民众根本利益的东西告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将某一个新闻事件挖掘得越是深刻，民众就越容易把事件看得通透，看得清楚。那些原本无用的政策法律就会被认为是与之相关的，有用的东西。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保证媒体生存的根本，更重要的是起到了整个新闻传播语态环境的改善作用。新闻传播者自身作品的档次提高了，思维深入了，老百姓的民主法律意识也自然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素质就有可能取得较大的改观。做出这样的选择，做出这样的定位，无疑是一招绝妙的棋。
当然，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每一份报纸都不可能离开党，离开政府的英明领导，尤其是像《中国青年报》这样旗帜鲜明的媒体。在当今体制下，极左是一定不可能了，极右也一定要防范。但是，如果要实行以上的举措，我们势必是要保持报纸整体的独立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势必要做出一些牺牲了。怎么办呢？根要红，苗要正，又要敢于当“真的猛士”，那就让最显眼的位置大红大紫吧！只要把后面的几个版面都按我自己的风格走，那么报纸的独立性还是相对地完整的。于是我们能清晰地发现，《中国青年报》的头版永远是红得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的。而从第二版开始，风格就完全转变了，“索朗达杰之死”，“我们不是炒房团”，“通往大国之路”等等等等作品，纷纷将曾经阻隔着青年的屏障缓慢拨开，除去了阻碍着受众理解新闻事件本质的中间环节。这样一来，在保证原有后台老板的支持下，还能够使这份报纸所特有的理念更加容易地为广大受众所接受。获得固定的受众群体，保障一个媒体生存下去的根本。
最后，作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大报，与时俱进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特别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加强门户网站建设就更显得必要了。可是《中国青年报》似乎在这方面显然是做得很不够的。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这份报纸能够借助它的独特视角和深入的见解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的媒体市场上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更希望将来或许有一天解开报禁了，能够出现更多地像《中国青年报》这样体制内的虽有所保留，但观点犀利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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