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思潮
6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在《卫报》撰文指出，1999年的西雅图风暴、“9·11”恐怖袭击、2008年金融危机与近年来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幻，预示了“全球化”已经步入下坡路，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将全球化焦虑推向峰值。《经济学人》在5月14日刊发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是否杀死了全球化?》的文章，预测人口、贸易和资本的流动都将放缓。
8月6日，单读《把自己作为方法》新书圆桌论坛系列以“如何观察、参与今天的全球化”为题邀请作家、策展人王梆、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晓宇和《单读》主编吴琦展开对谈。王梆分享了她在英国的见闻;晓宇在疫情期间被迫留守武汉，重新以“武汉人”的身份发现崭新的“附近”。
有关“全球化利弊”的讨论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伴随着疫情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得到一定的启示：全球化会受阻但全球化思维不可逆，拥有跨界经验的个人在介入“附近”时，更需要有关怀和真诚对话的态度。
“全球化”的对立面是否存在?
王梆认为反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呈现上升趋势。首先，在英格兰北方与美国“锈带”地区，下岗工人成为劳资矛盾中的受害者，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发展中国家也不一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虽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帮助，但没有能力偿还大量债务。其次，爱国主义在主流教育中占比极大，容易煽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民族主义与历史灾难性事件挂钩，曾处于弱势的国家会产生民族耻辱感。与此同时，今天的西方国家则会因为民主格局遭遇变本加厉的民粹主义，这些民族主义者持有更加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
今天海量的信息也容易使人迷失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中，这可以用历史上“新教”初生时期来类比。彼时，马丁·路德用小册子传递新信条的行为，与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接触新信息类似。但信息的迅速流通带来两极分化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马丁·路德的新教理念，他们互相攻讦，造成欧洲长久的宗教矛盾;现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对话。“假新闻”的情况也能找到历史先例。18世纪流通的畅销书通常将女性描绘成“女巫”，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令无数女性在猎巫运动中丧生。同样，信息爆炸的今天也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尝试为不平等的一方发声，考虑如何改变全球化隐含的权力结构。
全球化的问题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讨论，当它彻底改变政治谱系时，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是否真正存在“反全球化”这一概念?各地蜂拥而起的民粹运动，即使辞令上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号，但他们的组织和安排体现着充分的全球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一书中提出，孙中山曾在全力开展国内民主运动之际，支持菲律宾本地的革命——一位专注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也会在世界主义的框架中思考一国革命与世界性的关联。因此，当“全球化”成为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反全球化”?
疫情时期，“全球化”被强力阻断，个人的跨界跨国流动被中止。但依旧有非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受益者”，不受限于全球化的规则，通过非正式的网络来创造流动性。比如晓宇观察到，湖南出现了来自缅甸的偷渡者。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通过虚拟网络进行交谈或生活的方式，是否是一种新的全球化趋势，还是全球化中止后的一种现象?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这种趋势是否是“反全球化”，它都真实而强烈，明确地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即使交通管制已不如年初的那么严格，我们也会下意识地改变行为习惯，选择少出门或不出门。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也怀疑反全球化，认为是统治者用话语争夺领导权的一种体现。但这种争夺已经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项飙曾提出的“附近”是对这种形势的一种回应：在日渐封闭的环境中，关怀身边的人，向他们寻找支持、共鸣与求救，是一种崭新的必需品。
“附近”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
“Immobility”是新的研究面向。它表现在身体物理状态上的“无法动弹”。当疫情冲击日常生活，全球大量航班停飞，人只能被迫留在原地。思想层面也有同样“被锁住”的状态。人们极度渴望改变现状，却无法及时得到信息，饱受愁闷和恐惧，这比物理上的“静止”更加可怕。
处理“immobility”的一种方式是转向“附近”。王梆以自己生活过的两个地方——广州与英格兰汉顿汉姆村——的经验作为例子。她对富有烟火气息的广州抱有极深的好感，认为自己迅速地融入“附近”，并从中汲取力量。对于英格兰的小村庄，她则坦陈自己的融入并不顺利。为了成为“附近”中的一份子，王梆采用的方法是找寻到实际的“满足感”。她通过观察与写作来逐渐实现归属感。
在《英国乡村纪实：当田园遇上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一文中，王梆指出，英格兰传统的农业结构在圈地运动后就受到极大冲击。大量农民成为城市的新居民，原住地的产业结构随之变革。撒切尔夫人引领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后，农业进一步精细化成为“工厂”，巨型超市取代了手工店铺。传统的“农民”面临的竞争对手，是雇佣廉价劳工生产，使用便捷交通运输，提供了大量商品的“自由贸易”。“农民”数量大量减少，甚至消失。新移民涌入田园乡村，冲击了传统的亲缘关系，影响了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王梆观察到，社区(community)并没有随乡村结构变革而消失。比如作为公共资源中心的图书馆，它仍旧依靠非盈利组织维持运转。大量志愿者们自发凝聚成互助组织，他们秉持相似的价值观，“建构一个共同体社区”。这一“自组织”运转的关键是某种共同的理念，它可以追溯到宗教中的“福音主义”。历史上的人们在“上帝之爱”的驱动下，自愿并无偿地帮助他人。另一些社区更加现代，比如老人活动中心有集体养老、临终关怀等贴合实际的理念，以及专门为特殊人士开放，有经济效益的福利农场。
同样的“社区”在杜赞奇的华北农村研究中也有提及。他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指出，文化能够在一个社会经历巨大变革时保存自身的张力。杜赞奇以近代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提出乡土社会中存在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将乡村的权力结构、阶层与自组织等囊括在内。它们通过与国家等上层机关的有机互动，令断裂的社会维持自身。
晓宇生于武汉，但他在童年时期并没有与武汉建立起“附近”的亲密联系。疫情期间，他居留武汉，在豆瓣上书写《疫区日记》。武汉解封后，晓宇重新在文化上了解到“附近”在发生什么，在关注什么。晓宇称自己“以武汉人的身份重新发现武汉”。他认为，发现“附近”的在地性与拥有全球性经验并不矛盾，当站在“世界性经验”的视角回到“附近”时，“附近”会拥有全新的全球性思维与联系。重塑“附近”概念并不容易，因为记忆中的“附近”独属于某一时空，比起集体记忆，它更像个人的感受。这也佐证了项飙将“附近”诠释为“跨国的自洽的小世界”，“附近”其实是极富个人色彩的概念。
对“附近”的反思
在旧地上发现或创造“附近”的新语境，是一种可行方式，但需要警惕。当拥有全球性经验与逻辑的人，带着国际化意识重新回到自己曾生活的地方，为“附近”感到震惊时，实际上是忽略了背后的本质：科技、信息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造成这些不对称现象的结构性原因也没有得到反思。
书本与世界之间依旧存在着鸿沟。无论是重新发现“附近”，还是借由“附近”重新发现全球化，用知识平复自己只是一种权益之计。但是，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中不是一种好方式，“跨国的自洽的小世界”和全球性的经验并不是原罪。晓宇认为，回归纯粹的当地不是成功的方案，需要在经历“在地”体验后重新出发，在全球化背景中去行动。吴琦也认为，所有的判断、观点与知识的前提，是拥有材料本身。对于我们来说，从“附近”介入社会与全球化的方法更像是一种途径。就像《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宣传词一样，“你的生活就是田野现场”，需要从经验出发，再回到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全球化的背景和差异性的个人体验，“附近”不一定指向空间地理上的相对位置，它也可以指向价值、理念与思想，拥有更多解读方式。在思想精神层面的解读之外，落实行动更为重要，后者才是一种自身反思的存在。
在地写作是一种应对方法。通过不断观察，准确描述一个空间发生的具体细节，并将它们传递出去。当内容得到回应时，就与外界的人群发生了互动联系。比如18世纪的英国诗人John Clare是一位雇农的儿子，他出身卑微，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却写了3000多首诗歌来描绘当地的乡村生活，为英国乡村史留下了宝贵遗产。
不过，晓宇也指出，文化工作者无法代表他者发声。他们更多的是作为“扩声器”，成为他者发声的中介。项飙长期关注“中介”这一中心，无论是流动劳工、国际移民亦或是留学生，中介都作为关键因素形塑了人口的跨国流动。在澎湃新闻对项飙的专访中，项飙提到，中介作为人员流动链条中的“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稳定秩序。当代许多问题面临“去中介化”的问题，这在传递信息同时显示了可靠的真诚性，但同样，缺少中介会使得效率低下、流动困难。
逆全球化思潮
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逆全球化”思潮实际上一直程度不同地存在，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逆全球化思潮的阴影似乎明显有所强化。这一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逆全球化与全球化是相伴而生的，理解逆全球化首先要理解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当代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发展，全球化通过各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提升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推动全球化的则是在此过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国家和群体。同时，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又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其中既包括维护全球秩序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也包括在全球化过程中本国内部的经济效应转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当一个国家或群体在维护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时，他们会积极地推动全球化进程，反之，则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和声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实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导完成的。在全球化分工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跨国公司以及华尔街代表的跨国金融机构可以说获益最多。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获取了一部分就业机会，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得到提高。但部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本国内失去就业岗位的社会群体不能及时得到本国政策的扶持，并迅速调整到新的就业岗位，所以产生了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减少与外部经济体的互联互通、退出现有的国际治理秩序、放弃履行国际责任，会对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造成显著的冲击。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效益的降低，特别是依然处在享受全球化红利阶段的国家会面临较大的外部冲击，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的成本，从而客观上会加大通胀的压力。
实际上，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某个国家和地区是完全的受益国，也没有某个国家和地区会是完全的成本承担国。制造业岗位的部分回流，可能会对美国的部分反对全球化的地区、群体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但全球产业链的破坏却可能使得美国企业的总体盈利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简单来说，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选择，在于一个国家，或者国家内部的某个群体参与全球化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与权衡，当成本大于收益时，逆全球化思潮就会兴起。
逆全球化思潮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以来，相较于区域层次的国际合作，全球层次的国际合作成果仍然较少，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和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所取得的成果不及预期。全球抗疫合作中的主要困境在于大国协调存在困难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趋于负面。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者利用疫情作为反全球化的新论据，削弱了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推动疫情政治化，从而使应对疫情的全球合作成效不彰。为此，主要国家应发挥领导作用，进一步在多边框架下加强政策协调，警惕民粹主义者利用此次疫情推动经济脱钩和意识形态对抗。
在新冠肺炎疫情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3年3月11日将疫情等级提升为“全球性流行病”。截至5月底，这种之前不为人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传播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数百万人确诊。东亚、西欧和北美三大主要经济圈均遭遇严峻挑战。成为全球性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重大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2023年2月全球进出口跨境贸易同比负增长约10%，预计2023年度世界商品贸易总额将下降13%—3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3月底预计，疫情会使得202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减少30%—40%。同时，疫情还使既有的投资项目出现合同履行问题，一些国际性的投资项目面临延期甚至取消。为防控疫情，各国普遍施加了旅行限制甚至宣布关闭国境，这对人员交流和旅游业产生负面效应。这样，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支柱——商品、资本和人的跨国流动均因疫情的蔓延而出现放缓乃至逆转的趋势。
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性危机的主要出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所以持续多年，原因之一便是主要国家之间缺乏政策协调，彼此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贸易战和货币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体系分崩离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建立了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合作机制中紧密合作，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不难发现，跨越国界的危机事件既有可能削弱各国间的信任，使其各自为政、相互对立;也可能凝聚共同意志和力量，为新的合作创造契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但其造成的冲击并不局限在公共卫生领域，而是外溢到社会经济、国家治理和国际秩序等方面，有可能激发广泛的国际合作。然而，在对此次危机的应对中，全球层次的国际合作收效甚微，反而是某些国家的“甩锅”、推责等行为一再发生。相比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全球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合作显得更为有限。
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合作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疫情暴发后不同国家间的高级别会议是观察国际抗疫合作的重要窗口。2023年2月以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政府间国际会议包括各国领导人出席的特别会议、侧重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卫生部长会议、侧重应对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的部长会议和既有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外长会议。从合作层次来看，这些会议大多属于区域层次，比如欧盟、东盟与中日韩、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会议。相较于区域层次的国际会议，全球层次上的国际会议数量较少。然而，无论是面对这次疫情，还是面对其他全球性问题，世界都迫切需要全球层次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球治理赤字难题。目前来看，全球抗疫合作的主要制度平台既包括以G20为代表的非正式国际制度，也包括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正式国际制度。
(一)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抗疫合作
作为非正式的国际制度，G20无常设秘书处和工作人员，不签订《宪章》，会议过程中不搞投票，不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会议的主要目标是达成共识。G20成立于1999年，起初以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形式运行。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G20在华盛顿召开了首届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峰会，实现了从部长级会议到领导人峰会的转型升级。在第一届首脑会议之后，G20在协调各国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部分由于其非正式性特征，G20峰会的议题范围日益扩展。在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中，G20也被寄予厚望。截至5月底，G20为应对疫情召开了一次领导人特别峰会，发布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召开了一次卫生部长会议并发表声明;多次召开G20其他部长会议，包括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能源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劳工就业部长会议、旅游部长会议、数字经济特别会议，核准并发布了一系列声明和行动计划。
G20特别峰会声明明确呼吁：“应对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行动、团结和国际合作。”然而，G20所取得的上述成果仍旧不足以打消人们对未来疫情应对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多边合作所持的悲观情绪和不确定性。阎学通在谈及G20特别峰会声明时表示：“凡是呼吁的事都是难以做到的事。既然大家呼吁全球合作抗疫，就说明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导全球抗疫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力不从心。”此次声明全文仅2600余字，或许是G20历年领导人峰会宣言中篇幅最短的声明之一。相比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召开的G20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所发表的声明，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峰会声明的确显得轻描淡写、泛泛而谈。次月召开的G20卫生部长特别会议同样成果有限。此次会议未发表联合公报，只发布了共计六段的简短声明，称世界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方式仍存在差距，这与原本计划发布的多达52段的公报草案相去甚远。此外，疫情期间，G20也尚未能利用其平台有效推动多边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响应。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G20可以从如下六个方向发力，引领全球抗疫合作。一是保持国际间抗疫物资流通，取消出口管制;二是免除和暂停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偿还;三是新增发行特别提款权，扩充抗击疫情和危机的全球资源;四是加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美联储与各国央行建立互换额度;五是抑制过度的汇率波动;六是确保全球粮食安全。不过，除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的联合行动外，G20近期在其他诸多领域都收效甚微。例如，G20未能推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疫情期间取消对口罩、个人防护设备、药品和其他医疗产品的出口管制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穷的国家而言，这种贸易限制可能影响供应，带来灾难性后果。G20也未能在应对粮食出口限制、确保全球粮食安全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面对美国宣布停止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经费，G20中的其他经济体亦未能有效探索可行的方案来保障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需求。
(二)世界卫生组织与全球抗疫合作
作为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是最为重要的政府间卫生组织之一。2005年通过的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是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为实现全球卫生安全作出共同努力的一项协议。修订后的条例有三点实质性变化。第一是制定定义和线路，以便各国确定其国内暴发的事件(无论是生物的、环境的、化学的、放射性的或是自然的)是否需要作为潜在的“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第二个变化是各国有义务满足修订后条例规定的监测、报告与核查要求。第三个变化是期望各国不要自行采取惩罚性措施。具体而言，除非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否则不会对发生“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国家实施限制性贸易或旅行措施。这对杜绝当事国隐瞒事件并促进其尽早和经常性地报告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前所未有地采取大规模隔离措施，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医疗救治，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和《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然而，部分国家却违反该条例，甚至以政治化的方式为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实现抗疫合作制造困难。多位卫生法学家为此在《柳叶刀》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各国撤销已实施的非法旅行限制。4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冠肺炎疫情简报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将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在5月18日公布的写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的信件中，特朗普更是以美国永久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且考虑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相威胁，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在未来30日内进行重大实质性改革。时限未至，特朗普便在5月29日宣布因该组织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国将终止与它的关系。特朗普的举动损害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与行动能力，为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的国际合作增添了困难，遭致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专业人士的广泛批评。
二、全球抗疫合作的困境
从G20和世界卫生组织此次抗疫的成效来看，全球抗疫合作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困境。
全球抗疫合作的一个困境在于大国协调的困难。中美两个大国能否协调，事关大国协调的成败。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近期表示的那样，“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全球性挑战，都有待中美两个大国协调应对。”而近年来中美之间气氛的毒化严重阻碍了双方合作，也打击了全球信心。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和技术战，在美国疫情暴发后又竭力向中国“甩锅”，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互信。疫情暴发初期，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并称美国的形势完全可控。但是，连任压力使美国领导人刻意拖延、淡化疫情，以免波及经济形势从而影响选情。当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灾难性失败发生后，为了回应民主党和医学专家的批评，其策略转变为集中精力将中国塑造为病毒传播的责任人。在3月美国股市发生历史性暴跌后，特朗普突然将此前使用数周的“冠状病毒”改口为“中国病毒”，甚至还得到了一些共和党议员、活动人士和官员的效仿。美国政界开始有针对性地指责中国在疫情中“刻意隐瞒”情况，尽管早在1月初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就已向美国疾控中心介绍了相关情况。美国政府认为通过这种指责可以转移人们对政府备受批评的新冠病毒应对措施的关注。在5月，特朗普政府继续强化了无任何实际证据支持的“新冠病毒实验室起源论”，加剧了中美之间围绕疫情问题的交锋。美国的上述观点和行为使中美关系跌至谷底，更有迹象表明，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突将加剧两国在经贸、科技、安全等领域的紧张局势，使两国间本已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
此外，特朗普此前在经贸领域的诸多做法以及抗击疫情中的诸多行为也对美国与其盟友间的协调造成了破坏。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在与中国正式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旋即于2023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如果美欧双方不能尽快达成贸易协议，将对欧盟汽车征收高额关税。随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进一步威胁要使用汽车关税来惩罚对美国数字公司征税的欧洲国家。在疫情应对过程中，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病毒问题上执意指责中国，3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未能形成联合声明。特朗普政府还援引《国防工业生产法》以防止美国最大口罩生产商3M公司向加拿大出售N95级口罩。美国近来多次高价抢购或截留德国、法国、加拿大等盟友订购的防疫物资，其做法被德国官员斥为“当代海盗行径”，引发相关国家强烈不满。
全球抗疫合作的另一个困境在于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转变，尤其是美国态度的转变。2016年以来，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美国特朗普政府频繁“退群”为标志，多边主义开始遭遇一系列冲击。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已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程导弹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协议，并且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一系列多边组织。由于特朗普政府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遴选，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于2023年12月11日起只剩下一名法官，无法受理任何案件，被迫“停摆”。2023年6月1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战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员实施金融资产冻结和入境限制，这是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下的国际刑事司法系统所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攻击。
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强调国际合作不同，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则强调“独立”。在3月24日白宫疫情简报会上，特朗普宣称：“我们永远不应该依靠外国作为我们自己生存的手段……现在，两党必须团结起来，确保美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正因如此，有评论家指出，这次疫情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无人向美国寻求领导的全球危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了过去70年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但特朗普对多边机制的态度似乎并未有所改观，反而更趋负面。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应对疫情的表现越是糟糕，就越需要寻求外部的推诿对象，多边国际组织自然也在目标之列。
若将此次危机应对与十多年前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进行比较，这两个困境将显得更为突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G20将其机制由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峰会，并在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声明中将G20这一全球合作形式确认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同时，正是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期间，中国和美国共同商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实质问题上，G20协调各国共同推出了经济刺激配套计划，并承诺防止后退到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政策，在全球经济濒临萧条之际阻止了事态恶化。G20领导人推动建立了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监管全球金融体系并提出意见;并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发起了改革，包括在2010年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应当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功地使各国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系统的风险，并促成主要国家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
三、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抗疫合作的影响
不少评论认为，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成立，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化的确将面临更加不确定的未来，而逆全球化将获得更多的动能。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并不是推动逆全球化的原因。一方面，疫情的全球传播很可能会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扩大对逆全球化持支持态度的社会群体;但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在发达国家国内政治中的蔓延要先于疫情的暴发，疫情的全球蔓延当然不是掀起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本原因。即使疫情过去之后，逆全球化思潮也不会消失。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疫情作为催化剂和加速器，反映了疫情暴发前便已存在的相关趋势。在新冠病毒开始传播之前，大国协调的困难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态度的转变就已经存在，疫情的应对则进一步反映了这些困境，使人们发现这些困境即使在相对容易实现合作的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竟然也如此突出。
实际上，发达国家内部的逆全球化思潮正是导致当今全球抗疫合作困境的主要因素。在世界政治史上，新政治思潮的挑战会推动政治秩序的重组。作为与全球主义背道而行的政治思潮，逆全球化思潮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社会群体关于减少产品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观念和行动;其二，政党或者其他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关于减少产品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观念和行动;其三，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减少产品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政策。因此，逆全球化思潮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更由于政府的介入而与政府的政策相联系。在当今的发达国家，正是民粹主义者将国内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掀起了颇具声势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从而将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社会运动升级为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民粹主义是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的主要推手。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运动，民粹主义在当今西方社会焕发出新的力量，成为许多国家政治经济演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根据欧洲国家选举数据编制的“威权化民粹主义指数”在2023年达到了近40年来的最高值。通过美国、英国、日本等七个国家数据构造的“发达世界民粹主义指数”也显示，近年来激增的民粹主义已达到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同样可以通过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对比得到印证。彼时，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群体对全球化总体上持支持态度;而现今，发达国家国内的民粹主义者对支持全球化的政策施加了更为明显的制约。
作为全球化的失利者，发达国家的劳工群体为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提供了基础。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国际贸易带来了国内分配效应。贸易开放使得一国充裕要素所有者获益，稀缺要素所有者受损。于是在劳动力要素普遍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劳工在全球化扩张期受损，因而会对全球化产生负面认知和反对行为。对美国的研究显示，来自外部的经济竞争尤其是外国进口冲击是美国现今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推手。受到外国进口冲击越强烈的通勤区越有可能发生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劳动者——失业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类似情况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政治现状的底色。来自这些地区的民众支持是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美国兴起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
民粹主义是一种薄意识形态，主张将社会区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的群体，并且认为政治应当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对民粹主义的乐观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制度功能失调的信号，能够推动广泛的利益表达，是民主政治自我矫正的内生动力。不过在抗疫背景下，民粹主义推动的逆全球化思潮更多展现了值得重视的负面后果。此次疫情中，全球合作的成效不彰与某些发达国家国内近年兴起的这轮民粹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一，民粹主义推动将疫情作为不满全球化的新论据。在讨论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时，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和迈克·马里亚萨森(Mike Mariathasan)多年前曾预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会引发对自由主义的反弹。今天现实的发展的确印证了他们的预测。正如菲利普·莱格拉因(Philippe Legrain)所言，新冠病毒危机成为本土民族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政治礼物。疫情加剧了人们对开放边境以及开放经济的担忧，在民粹主义的推动下，将疫情归咎于全球化的做法更有市场。
疫情进一步强化了某些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意识，包括华裔在内的许多群体在世界各地遭到歧视和排斥。在最需要全球一致抗击疫情的时候，这些原本较为隐蔽的种族偏见被暴露出来，损害了国际合作的国内基础。疫情可能通过引发经济危机的方式进一步刺激西方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思潮。疫情带来失业率的上升、低收入者收入的进一步下降，加剧了经济不安全感，使受影响群体更加排外。一些政治人物同样利用疫情推行其逆全球化政策。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1月底病毒暴发初期表示，公共卫生危机有利于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吸引回美国。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将新冠病毒作为对美国允许太多工厂迁到美国以外地方生产的严酷提醒。甚至本应更多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的抗疫物资缺乏问题，也被归罪于全球产业链过长、过细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其二，民粹主义使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受到削弱。作为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理论的奠基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提出，科学职业主义和法律职业主义是国际合作机制得以有效运转的润滑剂。在他看来，由科学家和法学家等专业人士构成的跨国网络发挥着搜集信息、确立标准和解释规则等功能，从而将国际谈判的一些方面与直接的政治谈判分离开来，限制了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等行为的余地。不过基欧汉对此也没有充分的信心，他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趋势都沿着同一方向前进，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的理性主义曾经屡次被野蛮主义所淹没。”在此次疫情中，民粹主义对精英和权威与生俱来的不信任就助长了反智主义，一国内部的专业人士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似乎都无法将其说服。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最早系统剖析了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传统。一般认为，传统媒体更多地代表了精英和建制派的认知观点，而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放大了社会中反智主义言论的影响。一些政客对反智言论的迎合以及传播更加浊化了舆论环境，破坏了政治生态。例如，特朗普曾建议可通过注射消毒剂和照射紫外线的方式治疗新冠病毒。更让人难以理解的还包括5G技术有助于传播新冠病毒的反智言论。尽管科学界反复辟谣，但该阴谋论仍然造成了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境内针对5G基站的纵火和袭击事件。
关于病毒的“实验室起源论”也反映出民粹主义者对专业领域罔顾事实的质疑。特朗普不理会美国科学家对病毒起源研究的大量证据，反而敦促情报部门搜集支持“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信息。这种反智也给情报界带来压力，令人担忧领导者在进行“结论采购”，即寻找证据来支持其想要的结论，而非以更平衡的方式评估证据的优劣。特朗普只是希望情报部门为其主张提供支持，妨碍了情报部门履行提供客观事实和海外事件分析的职能。国内民粹主义者对世界卫生组织等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不信任也使特朗普在采取相应的单边主义行动时更为果决。
其三，民粹主义推动疫情政治化从而增加国际合作的成本。各国因自身条件不同，在疫情应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然而民粹主义却让这些差异从相对理性的治理绩效比较滑入“指责游戏”甚至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无疑需要政治领导，但政治化却无济于事。其中的区别在于，政治领导将政治视为应对问题的手段，而政治化则追求特定的政治目标，将特定议题作为实现这些政治目标的手段。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逢中必反”，使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将中国的防控措施政治化，甚至批评中国对他国的捐赠是为寻求战略影响力的“口罩外交”。如何处理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抗疫中间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将疫情政治化提升了公共卫生领域的议题敏感度，使原本的“低政治”议题与更为敏感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高政治”议题夹缠不清，抬高了国家间合作的交易成本。
一些政治家在疫情期间不但不为民粹主义者的反智言论降温，反而试图利用政治化的手段寻求政治支持，或是逃避政治批评。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屡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指责中国“刻意隐瞒”和“造假疫情”的言论。特朗普在5月中旬接受福克斯商业采访时甚至说：“美国可以对中国采取很多措施，甚至切断整个中美关系。”5月底，美国宣布将进一步限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的学术范围，并计划取消有特定背景留学生的签证。这被看做中美近期因疫情而恶化的关系向其他议题进一步发展的最新例证。皮尤调查中心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受访美国人中有约2/3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约90%的美国人将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视为一种威胁。民粹主义者将疫情政治化对上述态度的塑造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无疑破坏了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基础，进而提高了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成本。
综上，全球抗疫合作所面临的困境可以溯源至西方主要国家内部民粹主义者所掀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及其已产生的政治结果正在对当下应对疫情冲击的政治决定产生消极影响。因其将疫情作为反对全球化的新论据，削弱了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并且推动疫情政治化，民粹主义使得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更为艰难。
四、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若缺乏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将会进一步反噬全球化已取得的成果，成为逆全球化鼓吹者的新支点。疫情发生以来，在全球和区域等多个层次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发出了各国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信号，提振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但比起区域合作，在全球层次展开的国际合作仍面临不足，G20、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的应对效果尚低于预期。相较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全球合作，当下全球合作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大国协调难度加大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转变。
究其原因，这两个方面的困境均与主要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密切相关。民粹主义推动将疫情归咎于全球化的做法更有市场;民粹主义也使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受到削弱，助长了反智主义的流行;民粹主义还促使西方某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增加了国际协调的难度。罗伯特·基欧汉曾针对国际合作机制的有效性指出：“有效的规则将要求普遍的自愿性服从。为使这种服从能够发生，参与者就必须接受规则的合法性，即符合公平准则。根据这一论点，有效的国际机制要求发展一种体制支持性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掀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正是侵蚀了支持国际制度的观念基础，使得全球抗疫合作成效不彰。
在病毒传播面前，缺乏国际合作会进一步恶化防疫和经济形势，而人们在健康受到威胁、经济相对低迷时也更倾向于封闭排外，从而进一步削弱国际合作的国内基础，这样就可能陷入恶性循环。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全球经济在各领域的脱钩趋势，尽力避免某些西方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利用此次疫情推动逆全球化，并警惕疫情的负面影响蔓延至其他相关领域并被意识形态化。为达此目标，中国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在多边框架下与有关国家展开政策协调，通过全球合作一步步取得的成效来尽量规避上述恶性循环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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