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农民工:平均年龄只有25岁。XX年8月至12月，某农民工服务机构在XX年XXX月对工伤农民工进行了走访，完成了673份工伤走访表。作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通过对这些探视表格的整理和统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基本情况、权益、伤害和治疗过程有一个客观清晰的了解。从性别来看，受伤工人以男性居多，占84%，女性仅占16%。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岁，其中一半不到23岁。如果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比较，工伤职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农民工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统计显示，工伤职工月平均收入为777元，明显低于普通农民工。而且25%的被调查者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拖欠工资现象非常严重。与普通农民工相比，工伤职工工作时间更长。他们每天平均工作时间接近11小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6.8天。过度的劳动强度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受伤。受伤后很难保护受伤者的权益。65%的工伤职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企业很少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统计还显示，少数(3.4%)工伤企业没有营业执照。这使得工伤职工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即使进入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也增加了工伤职工维权的成本。对于受伤的工人来说，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在农民工眼里，维持当地基本生存，赚更多钱回家永远是第一考虑。没有社会保障，失业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机会。所以“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活不下去”是他们面临的现实威胁，远远超过了劳动者概念中的工伤潜在威胁。这也是为什么有73%的工伤职工知道自己的企业之前有过工伤，但仍然坚持在危险岗位上工作。调查还发现，工伤后工资更低、拖欠工资更严重是工伤职工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受伤工人住院后，只有41%按时发工资，11%的工厂只给受伤工人发一部分工资，17%的工厂根本不发工资。不仅如此，还有相当数量的受伤人员无人照顾。统计显示，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住院期间没有得到护理。在探视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伤者拿着输液瓶上厕所，靠在床上吃饭。此外，缺乏紧急后续治疗也成为影响伤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原因。因为大多数伤者医疗经济承受能力低，无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只能要求提前出院。这导致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也影响身体功能的恢复。工伤农民工在维权方面面临四大障碍。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绝对是弱势群体。当他们遭受工伤，不得不维权时，维权之路尤为艰难。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四大障碍。障碍一:被迫使用假身份证进厂、被迫以假名住院、被迫进入未经工商登记的“黑厂”等。，这使得农民工在受伤后很难捍卫自己的权利。农民工为了找工作，往往被迫持假身份证进厂，或者未经工商登记就进入“黑厂”。这种“强行”进入已经得到当地劳动管理部门的默许。农民工受伤需要住院时，强迫工人冒名住院已经成为工厂惯用的手段，医院和一些社会保险监管机构也默许了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医院甚至成为工厂的帮手，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理受伤的工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时，当地劳动管理部门会以身份不符为由拒绝认定。一位22岁的啤酒技工告诉我们他的遭遇:“我受伤的时候，老板让我用另一个名字注册，说他交了保险，这样我的医药费就有保障了。急着住院，也没想太多，就按照老板带的别人的身份证登记住院。后来发现不对劲就去医院修改。医生说要给工厂开证明，我就去工厂了。工厂拒绝了，我也没办法。没想到出院后工厂翻脸说张住院了，不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工伤认定。”障碍二:即使受害者启动维权程序，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与最终赔偿相比，往往得不偿失。按照现行规定，从鉴定被害人到诉讼终结，整个程序至少持续360天到510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工厂、部分地方劳动管理部门和地方司法系统利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适用期限，迫使劳动者完成所有的政策和司法程序，从而将所有的劳动管理制度与相关的法律程序连接起来，最终使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往往得不偿失。秦，某公司35岁焊工，于XX年4月4日录用，并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XX年6月26日，他遭遇工伤，右眼受损，八颗牙齿脱落。7月19日XX，秦向当地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9月3日认定为工伤，9月5日评定为八级伤残。XX年10月28日，秦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该单位依法支付工伤赔偿等费用。XX年1月10日，仲裁委员会裁定部分支持申诉人的请求。秦拒绝接受。XX年3月7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4月28日，当地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5月12日，该厂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XX年8月1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故发生后，秦经过工伤认定、伤残等级评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诉讼等法律程序，历时近420天，仍未获得工伤赔偿。为了这场官司，秦精疲力竭，穷困潦倒。障碍三: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劳动者也将面临非常糟糕的结局。部分拒绝与老板和解的工人在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和诉讼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期望得到合理的补偿。但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迫使伤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非常悲惨。XX年春天，四川籍农民工李祥树在给工人送饭时滑倒滑倒，造成脑损伤后右侧偏瘫，属于二级伤残。为了给这起坠落事故一个交代，在XX年7月，他委托律师向当地劳动局提交了工伤认定请求。结果劳动局出具了工伤认定书，李祥书的公司不予受理，于是向劳动局(成都劳动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复议认定李祥书与公司事实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主要事实不清，责令当地劳动局重新认定。结果劳动局认定李祥书不是工伤，在后来出具的几份工伤证明中自相矛盾。因此，李祥书不得不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
千万不要认为劳动局认定李祥书不是工伤有矛盾，事实不清，指示重新认定。就这样，同样的跌倒事故，同样的劳动部门，多次认定工伤，以至于他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赔偿。李香树从XX年6月12号摔倒到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一年多了，生活很辛苦。障碍四: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得到劳动者的支持和帮助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如果劳动者使用假身份证，在认定工伤时遇到障碍，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劳动者提供证明；如果劳动局在申请劳动仲裁时认为劳动者已经超过期限，一旦劳动者证明受伤害者与工厂发生纠纷，就会增加接受仲裁委员会的可能性；如果工厂拒绝提供工资表，工人证也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可能的来自工人的支持被工厂各种手段压制，工人很难在劳动力市场绝对供不应求的前提下进行到底的支持。“左手受伤后，我申请了工伤认定，但由于我是持假身份证进厂的，工厂说没有这个人。建议我找几个同厂的老乡或者工友，写个证明，证明我是这个厂的工人。我找过他们，他们都不敢同意。”一位24岁的锣机修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我们对他的经历感到愤慨时，他说:“嗯，其实我也理解他们。如果他们给我作证，工厂就会开他们。还是不错的。说不定会有人报复他们。我们家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听说有些人给别人作证，被老板开了，有些是老板的老乡什么的。”遇到保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保险~，而这些~往往是在受伤需要保险的时候才意识到的。即使受伤的工人投保，他们在如愿获得保险赔偿方面也会面临许多障碍。由于商业保险缴费率低，不具有强制性，很多企业购买商业保险，故意告诉职工是工伤保险，从工资中扣除保险费。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工人很难区分两者。与此同时，许多企业购买“雇主责任保险”，其受益人是雇主，而不是工人。一旦发生事故，企业将把商业保险中的事故赔偿作为工伤赔偿，从而大大降低成本。结果，工人支付保险，老板支付福利。有些工厂为了尽量减少人工成本，甚至采取缴纳部分工伤保险费的方式，比如工厂只有10%的员工投保了工伤保险。发生工伤后，根据参保职工名单，伤者以假名住院骗取保险赔偿金，并明确告知伤者，只有这样，工厂才能支付医药费，迫使职工“配合”。面对治疗的迫切需要，受伤工人普遍接受工厂的要求。但问题是，一旦冒名住院，在今后的工伤认定、伤残等级评定、工伤索赔过程中，会因为医疗证明上的姓名不符，给受伤人员索赔造成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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