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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感是人们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一种情感性评价，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本文在文献评述及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作为数据样本，它包括个涵盖全国的随机样本，其中居住社区类型划分为城镇与农村，城镇样本6075个，占58.5%，农村样本4297个，占41.5%，因而这一样本更具有代表性。界定幸福感的概念至关重要，幸福感的评价涉及人们对主观的生活质量情感层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心理体验。从经济学角度对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进行界定，用自陈收入指数表示相对收入，以定量分析来考察和比较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差异。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研究，在借鉴邢占军对幸福感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幸福感是人们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一种情感性评价，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以及社会为民众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而主观生活质量研究所关注的则是民众对自身所拥有的环境和条件的主观评价与感受。考察居民的幸福感必须以这种主观生活质量为衡量依据，否则难以解释GDP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客观生活质量提升与人们幸福感降低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这种主观生活质量既包括居民对自身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同时也应包括对利益分配失衡、相对收入不公、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缺失及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等生活环境进行的主观评价。
邢占军编制的《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特征，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理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10个方面，考察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为方便研究，本文根据CGSS（2008）问卷中呈现的与幸福感相关的具体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主观生活质量涉及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在借鉴邢占军对幸福感划分标准基础上，我们将幸福感划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
自我期望体验：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自身所拥有的客观物质条件的主观评价，主要表现为满意感。高分者的显著特征是对个人及家庭客观物质条件感到满意，对生活保持一种合理的期待。对应问卷问题为：E8.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呢？B13.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目前工作的满意程度是怎样的呢？
身心健康体验：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自己身体与心理适应方面的主观评价，主要表现为快乐感。高分者的典型特征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满意；没有感到近期身体特别不适；精力充沛，能够处理好日常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对应问卷问题为：D1.总的来说，您认为您上个月的健康状况是怎样的呢？D5.在上个月内，您认为您的精力状况是怎样的呢？D9.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现在生活中开心的部分会占到您整个生活的几成呢？
心态平衡体验：它反映的是人们在经济社会地位变动中心态调整方面的主观评价，主要表现为价值感。包括与同龄群体相比社会经济地位变动情况、与三年前自身条件相比社会经济地位变动情况以及个体认为目前经济收入合理程度这三个变量。对应问卷问题为：E1.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怎样的变化？E2.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怎样的变化？
结合这三个层次的主观评价，我们对居民幸福感提出以下假设：
1.个体的自我期望目标与实际结果的差距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居民目前的经济收入越不合理，越可能有较低的幸福感；居民工作满意度越高，越可能有较高的幸福感。
2.身心健康状况对幸福感有着直接的影响。身体越健康、精力越充沛、生活越快乐，越可能有较高的幸福感。
3.个体与自身或他人的比较影响其幸福感。与三年前自身状况相比，居民感到其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可能有较低的幸福感；与同龄群体相比，居民感到其经济社会地位越低，越可能有较低的幸福感。
三、模型与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的数据，共有个有效样本。该调查数据侧重在等级程度上做有效区分，通过询问受访者问题（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被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在“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不幸福”中做出选择，以这种主观感受作为因变量测量他们的幸福感。
自变量的选取加入个人基本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娴状况、自陈个人年收入等，目的是对被调查对象的主要人口学指标加以考察。其中，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4个变量为分类变量，各个变量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年龄、年龄的平方、自陈个人年收入为连续变量。 调查结果表明，在个有效样本中，主观感觉“非常不幸福”的居民占1.4%、感觉“不幸福”的居民占7.7%、感觉“一般”的居民占45.1%，而感觉“幸福”的居民占40.1%、感觉“非常幸福”的居民占5.7%，可见主观认为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的居民只占调查对象中较少部分。
四、分析结果
本研究一共拟合了四个模型，即模型0只包含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控制变量；模型1在模型0的基础上加入自我期望体验；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身心健康体验；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心态平衡体验，包括与同龄群体相比社会经济地位变动情况的心理体验及与三年前自身条件相比社会经济地位变动情况的心理体验。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0显示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娴状况、户口等五个人口学特征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解释程度。人口学特征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很小。性别的z检验统计量在5%的水平上，就是说，性别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不但城镇居民逐渐接受男女平等的思想，而且农村居民也在接受男女平等的思想。男女地位逐渐平等，与当代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关，她们在社会工作岗位上与男性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除性别外，其他控制变量均显著影响因变量。例如，婚娴状况对居民的幸福感有着积极影响，已婚者比未婚者幸福感增加了。
从模型1可看出，自我期望体验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两个群体的自评幸福感均有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为正，假设1成立，即个体的自我目标期望与实际结果的差距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这意味着居民的经济收入状况、工作状况对当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自我期望体验中的收入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与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有效满足密切相关。该体验取决于社会为居民所提供的普遍的物质生存条件的满意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但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财富在不同居民间的分配状况。就是说，纵向上物质条件的提高或绝对收入增加对居民幸福感提升是积极的，而财富分配不均或相对收入较低对居民幸福感提升则是消极的。从积极意义上看，居民幸福感的提高主要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给他们所带来的物质条件改善相关。伴随经济社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城乡居民绝对收入提高，使他们对客观生活条件产生的主观评价，进而影响其幸福感。
从模型2可看出，身心健康体验与居民的幸福感呈正相关。这是因为身心健康的居民往往对未来充满希望，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换言之，幸福感高的居民，往往是身体健康，精力状态较好，生活中快乐的部分占比多。而对于长期处于不幸福或幸福感较低的居民，易忧虑成疾。可见，居民的幸福感与身心健康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本研究显示，健康状况好的居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他们的幸福感水平高，假设2成立，即身体越健康、精力越充沛、生活越快乐，越可能有较高的幸福感。
模型3中添加了社会比较、自我比较变量时，显示出比仅有人口学特征变量时在系数的绝对值上变大。这说明社会比较、自我比较是引发农村人幸福感不如城市人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因生活条件的相对不足和生活环境的相对不公平，使得他们重新评价自己主观的生活质量，进而降低其幸福感。农村居民以城市居民为参照，以城市生活为参照系，在收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地位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易导致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影响其价值感。模型3中社会比较、自我比较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验证了假设3，即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经济社会地位变化、三年前自身经济社会地位变化进行比较，其幸福感有所下降。
在经验层面上，大多数人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间应该存在某种程度的正相关。由上述对自我期望体验分析中可以看到，居民绝对收入提高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相对收入较低却降低其幸福感。就是说，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各自与三年前自身条件相比，绝对收入提高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但是，农村居民与三年前相比的收入增量远小于城镇居民与三年前相比的收入增量，因而两者在幸福感的提升程度上存在差异。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居民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关，但利用绝对收入却难以解释城乡居民间幸福感存在的差异。因此，我们引入自陈收入指数的概念，以此计算城乡两个群体在问卷中的自陈收入均值，并与全部样本自称收入均值进行比较，可反映出
从城乡居民幸福感比较看，居民自陈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超过绝对收入对幸观感的影响程度。从表3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自陈收入指数是农村居民自陈收入指数的2.5倍，这意味着城镇居民自我期望体验指数远高于农村居民，导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在此，我们再一次验证了假设1提出的个体的自我目标期望（相对收入均等）与实际结果（相对收入差距较大）的差距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同时也验证了假设3提出的社会比较和自我比较变量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在深层原因上，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及由此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导致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主要根源。进而言之，基于户籍制度上的差异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农民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把我国城乡人为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就是说，城镇和农村居民不能同等地享有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福利，这种差异性政策带来的社会不公将严重地制约着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纵向上看，农村居民收入确实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而产生的个人相对收入较低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
不可否认，居民绝对经济收入与主观满意度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尤其在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这种经济收入对增强其幸福感还是有较大的作用。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农村居民幸福感低于城镇居民。这否定了2011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研报告》等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发现当前农民的幸福感更多来自于“生存层次”的幸福感，而“社会比较”层次上的幸福感是较低的。这说明与城镇居民相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仍不尽如意。
五、结论和建议
第一，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不仅在生活条件方面，如收入差距较大，而且在生活环境方面，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存在的社会不公都影响他们对主观生活质量的评价。现阶段，户籍制度及僵化的土地制度是拉大城乡差距的根源，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较低依然存在，且无论是居住于农村的农民还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因身份及社会地位问题仍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如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收入差距及如何消除城乡居民间存在的社会不公问题，是当前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径之一。
第二，相对收入水平较低影响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不可否认，增加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可以提高其对收入的满意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他们因相对收入较低而产生的幸福感降低问题。然而，相对收入水平不同是导致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需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人满意度；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必须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实施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
第三，身心健康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城乡居民身心健康体验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身心越健康，幸福感越高。相比城镇逐渐完善的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不在少数，缺医少药的问题依然客观存在，这些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政府应加大农村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深化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健全乡镇卫生院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的农村医保制度，提高农村医护人员素质，加快农村卫生工作建设。
第四，农村居民心态平衡体验与其幸福感呈负相关。从纵向上看，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各自绝对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幸福感。然而，从横向上看，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无论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前者的经济收入与后者的经济收入进行同期相比，以及前者三年间经济收入增量与后者三年间经济收入增量进行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进而言之，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因经济收入差距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平衡或不公正感，影响他们幸福感的提升，即农村居民这种心理不平衡感越强，其幸福感就越低。同样，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农村居民提高经济收入，并运用科学手段进行引导和教育，降低他们的心理不平衡感。
注释：
①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王冰2006：公共政策的指针拨向“幸福”[M.中国教育报，2007—01—09.
[2]皮海州.中国“幸福指数”因何偏低[M.新京报，201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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