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慰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年至1991年）的夫人，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学者。中国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32年，费氏夫妇在中国学习期间，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中，两对夫妇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1943年春，徽因写信给费正清：“思成有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解说，完成后送到你那里制成缩影胶卷，寄到美国出版或另找出版补助。英文文字部分随后付印，中文文字则在中国印制。这样，我们的一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战争刚结束时上市。如此一来，这里的同仁就有了新的希望，或者当作下一年度的工作目标。最近有不少单位写信来，问我们有没有出版新的中国建筑刊物。看来，以前我们没把印刷的问题解决，真是可惜。”
也许不知道徽因已经写了信，思成自己另外也致函给费正清：“我刚刚完成了约80幅的一套图稿，可否麻烦你把它们用缩影机照下来，这样我们起码在出版前有一套复制品？”
他们如此渴望着，把80幅图稿做成缩影胶片，对此刻在重庆的费正清来说并不难。他是美国大使馆所属的美国新闻处处长，负责搜集中国和日本出版物，向华盛顿各部门报告，并协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当然，飞越“驼峰”的物品有重量限制，这些出版品必须做成缩影胶卷运送。费正清还特地雇了一位美籍摄影助理，负责制作缩影胶卷。费正清回梁氏夫妇一封信，答应在他们的计划中予以全力协助。然而，由于二战时四川的种种不便，这件事拖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这段时期，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那盏菜籽油灯。当时，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变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甲，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背脊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而卧病的徽因，身体较好时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他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思成正在写《中国建筑史》，他说：“这本书的格局和范围，比刚开始时大多了。但如果精简其内容，而又要涵盖所有的时期，恐怕要费更多的时间。但若为了节省篇幅而省略了重要资料，那更是不行。”
“而且，这是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已经等了许多年。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仁的实地调查、测绘的结果。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内子林徽因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出自莫宗江先生的妙笔，卢绳则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工夫。”
11月底思成抵达重庆。费正清写道：“思成昨晚第一次来，看到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稿的缩影胶卷，当场很兴奋。小伙子们特别喜欢拍它，因为效果极佳。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半夜，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高贵和斯文。”
这些大幅漂亮的建筑图片，对中国建筑史至为重要，制作成缩影胶卷，是美国政府机构促进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贡献。这些图画复制成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思成要我带回华盛顿保存，另一份他留在中国。
思成的中文版《中国建筑史》，如他所说，“试图把我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12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他把过去3500年划分成六个建筑时期，参考历史和文学典籍来界定每一个时期，对每一时期的建筑遗存做了描述，最后从艰苦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中，加以分析各个时代的建筑物。
除了这部《中国建筑史》外，思成还用英文撰写了一个摘要本，以他的画作插图，图说以中英对照，再加上营造学社的照片。他承认两本书都只能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出版，但他宁愿先把文字和图片准备好。
另外，多年来，思成一直在研究宋代建筑文献《营造法式》，又实地考察现存的宋代建筑，把书中的各项建筑做法，一一用现代工程法绘制出来，并将晦涩难懂的宋代建筑术语加以注释，还有大量的辽、宋建筑实物的照片当作图解。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绘好100幅以上的草图，完成部分的文字说明。这部书也是理解中国建筑史前所未有的贡献，暂定名为《营造法式注释》，他也打算在战后出版。
（摘自《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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