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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科独立，我国首批中医方剂学教材诞生，教材为传承中医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现代教材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指出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编辑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简要分析了其成因。
关键词：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成绩：问题
doi：10.3969/j.issn.2095-5707.2015.03.016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extbooks of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theRepublican PeriodHUANG Xin。由于种种因素，这些教材在当时大多没有出版，只是在学校内部流通，供学生使用；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取得的成绩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在方剂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教材编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明确了方剂学科的基本要素及概念，有助于方剂学科的建立。（2）通过汲取西医新知识拓展传统方剂的使用范围，发展并创新了传统的组方思想。从传统的君臣佐使、性味归经配伍逐渐发展为按照药物的药理、药化特性以及疾病的病理特点等组方，为现代拆方配伍、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等新的组方思想奠定了基础。（3）教材编写为中医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为现代方剂学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教材的编写方法、编写内容，还是对方剂学基本要素的阐释，包括分类法则、选方标准、发展简史、学术流派、疾病与组方、辨证与组方等方面，都给予了重要借鉴。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实现了从无到有、零的突破，对中医药的薪火传承功不可没。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在编辑方面存在的问题
早期中医民间办学，由于受到条件的各种限制，方剂学教材在编辑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编辑体例多样化、编辑不够严谨。
编辑体例多样化
早期方剂学教材的编辑体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从书名来讲，尽管1933年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将“处方学”列入中医基础学科范畴之内，但当时的教材名称仍然没有统一，名“方剂学”者11本，名“处方学”者6本，说明当时教育界对“方剂学”作为学科名词并没有达成共识。从内容来讲，早期方剂学教材对于所收方剂并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所以每本教材的方剂收录范围、收方数量、方剂分类法则、方剂编排顺序、方剂编辑体例等也大相径庭。
方剂收录范围不同 经方、局万等历代名方因其理论和临床均较为成熟而成为教材首选，而时方、验方等也因符合临床需要而被纳入教材。教材有专于经方（仲景方）者，如蔡陆仙《经方讲义》；有专于时方（唐宋之后方剂）者，如蔡文芳《时方学讲义》；多数教材两者兼收。
收方数量迥异 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对收方数量没有明文规定。除了仅收录经方的教材，如《经方讲义》《伤寒方讲义》《杂病方讲义》等之外，其余各本教材收方数量差异较大，从几十首至数百首数量不等，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以收集经方、局方为主，仅收方43首，而王一仁《分类方剂学》则以病为经，以方为纬，分57门，内容涉及各科，共收方608首。
方剂分类法则各异或在《医方集解》分类法的基础上加减，如卢朋著《方剂学讲义》；或按八法分类，如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或按疾病脏腑门分类，如王一仁《分类方剂学》；或按西医治法分类，如杨则民《方剂学》、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或自分门类，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将方剂分为治气、理血、太阳方总论，而包识生《伤寒方讲义》以主方、单方、偶方、复方、合方、加减方、六经方、六淫方等将方剂归类整理。
方剂编排顺序差异各教材都将方剂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而其编排顺序差异较大，这往往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如王一仁《分类方剂学》提到，“脾胃为后天之本，故以脾胃门为端，次以阳虚、阴虚、痨瘵。人生于空气中，因饮食起居之失宜，又易受空气之毒，故以中风，伤寒……次之，又次以……”。
方剂编排格式迥异传承类教材大多将具体方剂按项列出，包括某方的组成、主治、适应症、禁忌等；而汇通类教材则多将某类方剂按项列出，包括某类方剂的适应症、药理、禁忌等，具体方名仅一带而过；还有个别教材将法则按项列出，并不突出强调方名和药物组成等，如蒋文芳《时方学讲义》。
教材中各方剂后面所列项目更是大相径庭。有方名后单列主治症、药物组成，而无方论者，如《分类方剂学》；有方名后罗列药物及剂量、主治、方论者，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有仅列方名、药物组成而无方论者，如《杂病方讲义》；有附属方歌以方便记忆者，如王仲香《处方学讲义》；有附属病案并加以分析者，如戴达夫《方论讲义》。
编辑不够严谨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各种限制，近代编辑往往兼作者、编辑、校对于一身，早期的教材编写也不例外，多数教材缺乏明确的编辑规范和严谨的编辑流程，所以难免产生编辑粗糙的问题。
教材编辑体例混乱 民国时期教材的编辑体例较为混乱，没有统一的格式。一方面，和现代教材相比，多数早期教材没有明确的总论、各论之分；和很多古籍相比，一些早期教材甚至连古籍必备的凡例、序言、目录等都阙如或代以他名。例如，卢朋著《方剂学讲义》没有目录；杨则民《方剂学》的凡例、序言、总论均阙如；钱公玄《时方讲义》以卷首语代替总论；杨则铭《中国处方学讲义》为抄本，页码阙如，使用不便。另一方面，为了方便临床使用，近代教材的编辑体例灵活多样，譬如王一仁《分类方剂学》以附录的形式摘录孟河丁甘仁外科方药；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在首页设附告（即广告），对作品进行宣传。
书名、目录出现明显错误 民国时期的方剂学教材在编辑方面出现了不少错误。如封面错误，蔡陆仙《经方讲义》的封面书名为“经方”，扉页写“经方讲义”，书脊写“经方讲义三年级”，书名的不统一可能是笔误所致；时逸人所著《中国处方学讲义》的封面笔误，误写成《中药处方学》。再如目录错误，包识生《杂病方讲义》目录和正文方名不符，目录为“痉湿喝病方”，正文则为“痉湿喝方”。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目录将处方外疗法的“法”字印倒，想是笔误所致；将“消炎利尿剂”误为“消炎尿利剂”。
编辑知识性错误 民国时期方剂学教材的学术水平受到时代限制，且与作者的知识结构、临床经验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和现代教材相比，早期教材的学术水平良莠不齐，存着一些知识性错误。譬如，杨则民《方剂学》中记载，“鬼臼为毒草类，亦名山荷花，一茎独上开花，于顶下有七叶，俗称七叶一枝花”，其实“鬼臼”和“七叶一枝花”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中药，杨氏仅凭鬼臼的形状就想当然将两者视为一种药物，犯了概念不清的错误。
分析早期方剂学教材编辑所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有以下5个方面。第一，方剂学教材的编写时间短、起点低，作为新生事物，教材从出现到逐渐完善需要一个摸索的发展过程。第二，民国时期学术风气开明，各家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学者们勇于将个人的临床心得及学术见解融入教材，这就造成了编辑风格各异、学术水平良莠不齐的局面。第三，受到民国时期社会及医家自身知识结构、西医发展水平等多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限制，许多医家没有受过系统的西医教育，缺乏对中西医学实质的分析，以致在汲取西医新知识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难免有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之处。第四，民国时期中医被迫民间办学，受到人力、物力、财力限制，甚至面临关门的窘境，且战乱频繁，各校之间学术交流不便，给教材编写带来了重重困难。第五，在教材的编辑方面，由于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教材编辑标准，缺少专业的编辑人员，阙如严谨的编辑流程，欠缺各校教员间的学术交流，多数作品完成后即在校内印刷供教学使用，缺少审定、修改等环节，所以难免出现明显的纰漏之处。当然，也有个别教材例外，如包识生《伤寒方讲义》《杂病方讲义》及王一仁《分类方剂学》等有专人负责参校。《时方讲义>为钱公玄在医学院校讲课时所编写，“钱君在各院讲授之余，随时删补修正内容益臻完善”。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确实取得了零的突破，为中医教育贡献颇多，但是也存在着编辑体例不统一、编辑不够严谨、学术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然而，瑕不掩瑜，早期编写中医方剂学教材的实践活动承上启下，对现代方剂学教材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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