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在夏威夷时我曾与杜维明、林毓生两先生谈过。粗粗说来，我们的治学似与海外异（自然有些人也在力求与海外治学吻合一致）。海外多尊宋学，再融以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兼综中外方面，是以后者为体，前者为用。而我们仍受被海外新起的诠释学扬弃的莱克（Ranke）的影响，重论据、论证、偏向客观主义， 同时，也掺杂、甚至充盈着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此一情况乃十分复杂的问题，可惜海外学人无暇耐心探索，故多不谙其原委，不究其本末，以感情的厌恶代替理性的判断）。
解放后虽以批胡适为名，一再对客观主义大张挞伐，但终难除其根株，去其影响，籍此说可见其生命的顽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现代思潮涌入，所谓绝对客观标准受到挑战，我以为这对推进我们学人的思考，十分有益。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对海外那种以六经注我或强人从己的诠释理论与实践，却不大能够接受。
十力先生曾称他恪守“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的治学原则，此语精辟使人敬服。但他诠解古书，往往强古人从己意，以致其文虽颖脱迥拔，却因难寻文证，而终遭非议。檀岛之会时，我曾与杜先生谈过，不应把古人拔高或理想化，我认为孟子思想与杜先生所主张的多元化相违。这在阐述孟子民本思想时亦不可为之讳，要扬善但也不隐恶。
在思想一元还是多元化问题上，依愚见，孟子不及庄子。庄书总是以对话方式，使仲尼较老子或隐者略逊一筹，这虽然是可笑的褒贬方式，但他并未将对手涂黑或骂倒，而且承认对手的一家之言的地位。孔子在容忍异见上似乎更要好一些，并不像孟子拒杨、墨那样偏激。胡适晚年曾引用他老师白尔的话并加以引申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虽平凡，却是真理。可以说，没有容忍，没有兼容，就没有多元化。我国早在两汉以前，就已存在着定于一尊的思想：先秦法家的专横独断的政治论固不待言，像孟子这样具有伟大民本思想的哲人，也有不息不行之论。此说开启了后世不塞不流、不破不立的先河。我们应正视这一点。
海外有些学者好作高屋建瓴、把握全局、统观整体之论，因此常常采用概括方法。黑格尔曾把由概括所得之普遍性，分别为抽象的普遍性与具体的普遍性两类，认为前者外延愈广，则内含愈空。后者不同，可涵盖并统摄特殊性与个体性于其自身之内。此类划分虽然理想，但实际上恐难付诸实现。我们只能说，在概括上可能有比抽象的普遍性较为蕴含具体一些的另一类普遍性，但要求普遍性能将特殊性与个体涵盖于自身之内，恐怕只是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幻想。
不过，大陆所谓抽象继承法，却是从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引申出来的。有人曾为此说辩护，但多偏重于感情上或道义上，认为冯友兰先生在当时提出此说，具有存亡续绝的良苦用心。冯先生在压力下经历了曲折过程，首先提出，再进行自我批判，终于复归于肯定，这一现象大陆学人倒能理解。但理论之域，更重要的是明辩是非，说出道理。抽象继承法是从形式上借用前人的说法，舍其原有的本义，使之成为一种比喻。在生活中用这种方法却是常见的，但一旦作为继承遗产的原则，势必会模糊原来对象的本来面目，以至篡改了它的本义。这无异把遗产当作一种与其思想内容无干的容器，从而只是在形式上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资料。用这种方法从文化遗产中所能得到的东西，将是极贫乏、极稀薄的抽象。
二
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在杜亚泉研究中，我更有了一些体会，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五四”时代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有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关于“潮流”，我想应作具体分析。第一，“潮流”可以体现历史的发展趋势，反映人民的权利、愿望要求等，也可以不体现这些东西，成为浮在历史表层的时尚。例如，忽然兴起一种什么“热”等就属此类。
第二，一种思潮，即使它本身是属于上述第一种，但长江大河，泥沙俱下，潮流中所挟裹而来的糟粕却是应该加以警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容易迷失自己，以为一切只有顺着潮流走，才是进步，才跟上了时代。第三，潮流汹涌而 来的时候，有人如果趁机借势压人，甚至宣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否定、取消对手的不同意见，这不仅不公正、不正常，而且也将对文化的发展带来摧残的后果。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
长期以来，所谓“批判继承”被理解和运用为一种机械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知识结构只是各种不同成份的混合与拼凑，而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没有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没有完整的系统或体系，因而可以进行任意分割和任意取舍。
但是，就知识结构的整体、系统或思想体系来说，却不容这样割裂。正是由于上述机械观点长期成为批判继承文化传统的准则，于是古代某一思想家进行评价时，往往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评论者从中各取所需，作片面的摘引，以证己说。这种摘句法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和截然不同的评价，形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奇异局面。我们很少去把握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从各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各部分，进行见树又见林与见林又见树的科学剖析。
60年代初，理论界曾探讨了庄子哲学的思想体系。我觉得，不论这种探讨是否作出成绩，总比摘句法的引证要好。自然在探讨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时候，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用“有待—无己—无待”的三段式硬去印证《庄子》各篇以至篇中的每句话，而忽视原则和原则运用之间、思想体系和具体观点之间的可能差距。从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部分，都应作细致的剖析，而不能采用简单印证的方法硬套。
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而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将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彻底消灭，从而把全部思想史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列所。前一代思想体系中积极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成为新的质料生成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这是辩证法的常识，也是思想史的事实。但是，要真正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们消融成为新体系中的质料，就得经过否定。正如淘金，就像刘禹锡诗中说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批判得愈深，愈能区别精华与糟粕，愈能使传统中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获得新的生命。
三
东西文化融会调和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少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持调和论者都主张开发传统资源，使之与西方文化接轨。但是在许多方面，传统资源十分贫乏。比如，民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制度。不少学者举出孟子的君轻民贵、黎民不饥不寒之类，这是很不够的，陈焯撰《议院古明堂说》，称古代明堂有今议会性质。陈嘉异据《春秋命历叙》称循蜚纪（太古十纪中的第七纪）神皇氏执政，使神民异业，说这就是政教分离。诸如此类，更不足为训。民主制是需要法治来保证的，但传统思想乃内在超越，重修身，而治国则是修身的延续，故法治理论与法治经验在传统资源中极为稀薄。
内在超越者必重道德而轻法律，外在超越者必重法律而轻道德。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文化。如何使之融化，是十分困难的。目前海外学者在对付这一难题时，也常常陷入困境。至于在个性、****等等问题上，中西文化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西方重个人个性，故这方面十分发达。但在中国传统中则很难寻觅这方面的资源，梁漱溟曾明白宣告：“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
杜亚泉在《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中，也说到传统思想以克己为处世之本。他认为这种思想也“并非没有流弊，以其专避危险之故，致才智不能发达。精神不能振起，遂成卑屈萎靡，畏葸苟且之习惯。我今日社会之所以对于西洋社会而情见势绌者，未始非克己的处世法之恶果。”
以上这些对于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都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任何一个对中西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如果清醒地、理性地看中国文化问题，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中国传统的资源的确丰富，足以与西方相抗衡，如“道德主体”、“和谐意识”等等。在这些方面是可以以中学为主体的。但是，不能不说，另外也有很多地方，中国的传统资源又的确很贫乏，不可能成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我不赞成胡适说的什么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民主的观点，在这些传统资源十分贫乏的地方就不可能以“中学为体”。
比如孟子讲的“黎民不饥不寒”之类，难道可以作为****和人道的根本理想么？再比如说在法律的领域内，传统资源主要是先秦的法家学说和历代律法，在这个方面讲“中体西用”能讲得通么？我曾在《清园夜读》后记中说过，我们在讲“同”讲“普遍性”时，就不讲“异”，不讲“特殊性”。比如，过去在强调文化领域中政治挂帅时，就把文化的自身规律及其个性一笔勾消了。有时我们又只讲“异”，只讲“特殊性”，不讲“同”，不讲“普遍性”。比如说当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时，对于 中外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就绝口不提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大赞同有的学者在今天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观点。最近有人提出不能光从民族观点看问题，而且还应该有全球意识。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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