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和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都是当今美国宗教学界的顶尖级人物，而且最近几年都在论文中总结了自己40年来的研究思路。他们分别基于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神学背景，始终将宗教学的问题纳入当代社会的普遍语境。通过他们从“现代性”阐发的“公民宗教”、或者从“后现代性”申说的“公众神学”，我们也许可以获得神学与人文学思考的两种互动模式。
一、贝拉的“现代性”与“公民宗教”
贝拉提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问题之后，曾遭到相当激烈的批评，不过这也使贝拉从本来着力的日本文化研究逐渐转入美国自身的宗教-社会问题。1999年年底，贝拉的学生和同事们着手为他组编一部纪念文集《意义与现代性：宗教、政治制度和自我》（Meaning and Modernity： Religion， Polity， and Self），贝拉则为之撰写了长篇的结语《意义与现代性：美国与世界》（Meaning and Modernity： America and the World）。这篇结语分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s），“美国与日本”，“上帝、国家、自我”，“宗教、经济、政治”和“结论”等部分，实际上总结了贝拉一生的基本研究思路，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美国神学诠释的社会背景及其意义指向。
一般而言，“元叙事”被视为“现代性”追求的一种主要标志。而与特雷西等神学家用“后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立场截然不同，贝拉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兴趣无论是追随基督教新教、马克思主义、蒂利希、还是他的老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其实始终被一种“元叙事”或者“宏大的理论”（grand theories）所吸引，而且“至今也没有放弃”。他调侃说：“从后现代的角度看，这可能使我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者，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和我本人都说不清楚’现代性’的观念究竟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宣称元叙事的终结，其自身也已经被污染，即：被抛弃的东西又制造出另一种元叙事”。
作为宗教社会学家，贝拉认为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提供了“现代性”分析的范例，因为他们都不是将现代性问题附会于“基督教的拯救历史”，却是去追踪现代性的来源。而沿着韦伯（有时也包括黑格尔）的思路，贝拉相信“宗教对于现代性的出现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说基督教新教确实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关，“那么当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时，基督教新教也就间接地、然而至关重要地成为跨文化的现代性之不可或缺的前提”。基于这一点，贝拉考察了基督教观念与现代社会结缘的渐进过程，并由此提出：“现代社会就是以民主社会为形式的自我校正的社会系统”。以基督教作为“现代性”的诠释结构，正是贝拉“公民宗教”理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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