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的价值与遗憾

陈玉明

有很多朋友跟我谈起过最近爆红的方方日记，不少人问我的看法，还有人建议我写写。
我一直不想写，因为争议太大。我的朋友圈里，赞方方日记的，和骂方方日记的，几乎各占一半，而且往往态度都很激烈；大抵是自由派的朋友赞，反自由派（这里本来想用“保守派”，但考虑到“保守”这个词在汉语里有贬义，还是不用了）的朋友骂。
现在，方方日记已经终篇了。还是简单说几句吧，因为越是有争议的话题，其实说明越有思考的价值：为什么人们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哪里？
首先声明一下，方方日记，我大部分看过，小部分没看。
然后说一下我对方方日记的总体印象：我觉得，方方日记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其中的一些表达。
方方日记的最大价值，就是它是这次疫情叙事中不多见的以个人视角写作的文本。
如果把这次疫情视为一次作文考试的题目，那么，官方媒体的写作更多地侧重于宏大叙事，宣传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成绩，宣传医生等各类群体的感人事迹。当然，疫情中遇到的困难、发生的问题，也会有所反映，但比例肯定没那么高，而且有些未必会公开报道。
而以财新杂志、人物杂志等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的写作，更多地侧重于问题的探究、原因的追问等。
除了这些机构媒体外，方方日记等个人视角的写作，则构成了疫情的民间叙事。
我觉得，三类写作，各有不同的价值；它们互相不可替代，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也未必一定有真伪、高下之分；它们的本质区别，只是视角的区别。
比如，自由派的朋友可能不喜欢官方媒体的报道。但是，疫情今天已经扩展到全球了，不同国家的应对和结果，我们现在也看得很清楚。不抱偏见的人都得承认，中国政府的应对是相当成功的，中国取得的成绩几乎是个奇迹。如果把疫情比作考试，中国虽然不是满分，但绝对可以打个高分。宣传我们的成绩，怎么就不行呢？
但是，从传播力的角度看，官方媒体的写作，往往太端正，缺故事，缺感情，缺槽点。这方面，市场化媒体就要好得多，因为这些媒体的写作本来就要迎合市场需求，如果没有传播力，这些媒体就没有生存空间。两种媒体的定位、基因就是不同的，与记者个人的写作水平没有太大关系。
方方日记这种民间叙事也很有价值。这次疫情是百年难遇的历史灾难，我本来期待，疫情中能有更多更好的民间叙事。
比如，那些后来康复了的重症患者，那些滞留武汉不能回家的人，那些滞留外地不能回武汉的家的人，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地方的医生、公务员、清洁工、社区工作者，那些被隔离的人，那些几个月不能开张的饭馆老板，那些归国华人，那些滞留中国的外国人，等等等等。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有很多值得记录的故事，如果把这些故事集纳在一起，就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故事，但太零碎；不像方方日记，持续60日的记录，“从初一开始，一直写到开城通知下达的那天，很完整”，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叙事文本。其实，从素材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的角度看，足不出门的方方，并非民间叙事的最佳写作人选。但因为没有别人，方方日记就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文本，无论它写得好不好，都有存在的价值。
方方日记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些细节和故事。
比如，她谈到周市长的帽子和对周市长的一些评价；比如，她谈到女儿不知道怎么做大白菜（她居然把大白菜放在冰箱冷冻室里），这些都感觉很平实。
再如，关于中医的问题，日记中说，一个西医方面的专家说：现在很多医院的整个病区全部由中医医生接管，取得很好的疗效。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常明显。刚开始，西医都竭力反对，各种嘲讽；现在效果出来了，所有反对的人都不吱声了。
再如，日记里面说，一个朋友的妹妹，以前每天都出去打太极拳，在家宅了五十多天后，突发脑卒中。一周后去世。——这相当于给太极拳做了个广告嘛。
这些生动的故事、细节，是方方日记的价值所在。
很多朋友不喜欢方方日记，这里我先为方方做一些辩护。
很多不喜欢方方日记的朋友，给出的常见的理由是：1、方方老是在吐槽，好像全天下都欠她的；2、方方传播假消息，比如那张“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照片；3、方方享受特权，在封城之后还让警察开车把侄女送到机场；4、方方只说不做，她为什么不去做志愿者。
上面这四条，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方方当然可以吐槽，对存在的问题可以批评，这是她的权利。领导人也说了，我们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正常的社会，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合理的批评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那张照片的问题，前几天方方回应张颐武的批评时说，“照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但不是我拿出来，是照片的主人拿出来。”说实话，我觉得哪怕方方真的搞错了，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方方毕竟只是作家，不是记者，而且疫情刚暴发时信息比较混乱，我们不能要求她在事实方面能做到百分百准确无误。
让警察帮忙开车送侄女去机场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新加坡撤侨，武汉封城，好像也没有规定外国公民不能离开武汉回国；当时一般的车子不能开，政府部门送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算不上什么特权。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是名人的特权，这么一点小小的“特权”，也不值得大做文章。
说方方只说不做，也是不合适的。方方是作家，写作就是她的工作；而且她已经65岁了，我们怎能指望一个65岁的老太太去当志愿者之类？这有点强人所难了。
最后，我要谈一下方方日记的遗憾——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喜欢方方日记的朋友可以不同意。
我前面说了，我不太喜欢方方日记中的一些表达。
一是，看完方方日记，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她缺少一种谦卑。她可能觉得自己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就是时代的良心；谁要是批评她，谁就是极左分子、脑残、病毒人等等。
包括最后一篇日记，文末引用圣经里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把自己说成圣徒一样的人物，觉得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这方面，方方与她所批评的极左分子，有什么区别呢？方方毕竟是从那个时代走来的，思维方式恐怕还是那一套。
理想的人格，其实就包含在两个词中：慈悲和谦卑。以慈悲心待人，以谦卑心待己。有两种人，尤其需要谦卑，一是政治人物，二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身居高位，上一呼而下百诺，很难听到不同意见，很容易把权力当作能力，把附和当作赞同，把吹捧当作民意。知识分子以文字为业，往往自以为博古通今、学究天人，很容易把知识当作智慧，把观念当作现实，把偏见当作真理。
二是，方方的很多评论，貌似深刻，实则浅薄。
应该说，日记中很多就事论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或者至少是值得讨论的；比如，对那些封城前不幸滞留在武汉的人，为什么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早点回家隔离。但是，日记中那些脱离具体事实的空泛的议论，很多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举几个例子吧。
日记里说：“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我们不能说这些现象绝对没有，但是，“离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官场逆淘汰究竟有多普遍？我们的干部真的只是空讲政治正确吗？没有各级干部的艰辛付出，我们这次抗击疫情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吗？美欧诸国没有方方说的那些毛病，媒体都能报道真相，最后为什么还是一团糟？
再如，日记里说：“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什么社会疾病呢？方方没说，参考上下文，无非是官僚主义嘛。官僚主义当然不好，可以批评，但是不必动辄说是我们的社会疾病——只要是实行科层制管理的大单位，无论政府还是大企业，官僚主义总是相伴而生的，这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无法避免的。
再如，方方的名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作为一个事实判断，当然是成立的，但是从中能引出什么价值判断吗？制度设计、政治决策，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比如方方批判的土改，可能确实有地主受冤屈了，但是它也让更多的农民受益了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土改是历史的阵痛，就像生孩子，产妇很难过，但没有这个阵痛，新生儿就出不来。
方方的毛病，是一种典型的公知病——盯着黑暗看，然后反思，黑暗都是制度造成的。其实，有些问题是技术问题，有些问题是管理问题，有些问题是人类的共性问题，未必都有方方想的那么复杂。
方方也承认，这次疫情，“在武汉，出门看看，除了人少灯亮，其实一切还是都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物质基本不缺。只要没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稳。”——说得很轻松，这一切其实是来之不易的。
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女孩，从英国伦敦出发，经新加坡转机回到上海。她一直在哭着说：国家真是太好了，太感动了。
真心希望方方老师以后有时间能多去其他国家看看，最好能像从北外离开的乔木老师一样，亲身去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中国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你关注黑暗的时候，也不要轻易把热爱光明的人说成是谄媚或极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