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上诉状范文_实用文书

　　行政上诉状是行政诉讼当事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判决或裁定，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消、变更原裁判的书状。

【范文一】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文丽，女，197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xxxxxx中鼎花园对面，联系电话：136756344ｘ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xxx公安局，住所地xxxxxx宁城中路，组织机构代码0ｘｘ256-1,；法定代表人：汪金泉，局长。

　　请求：贵法院判决撤销xxx人民法院（2ｘｘ3）宁行初字第000ｘｘ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宁公（西）行决字[2ｘｘ3]第43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以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行政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波漪路挖土是合法建设活动

　　一审行政诉讼中，被上诉人不能提供xxx政公司是否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三证之证据。根据建筑法及城市规划法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没有取得“三证”从事建设施工，都是非法建设，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停止建设。因此，在依法不能确定本案挖掘施工活动是合法建设施工时，被上诉人就擅自将xxx政公司当做“受害人”，而将上诉人对宅基地被挖掘而制止的自救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被上诉人“行政执法”必缺失合法性之基础。

　　二、本案行政处罚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超越职权

　　（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诉讼证据已经被篡改或添加

　　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xxx公安局公安行政案件卷宗》封面记载：2ｘｘ3年4月16日经复印人方珣签名并由xxx公安局西津派出所加盖印章证实，本案行政程序卷宗“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共30页”。但卷宗封面下方记载：受案和结案时间均是2ｘｘ3年3月5日内容；“本案共1卷第1卷26页”。再看卷内27～30页页码，均有明显涂改痕迹，显然有人分别将23、24、25、26页码改成27、28、29、30页码。据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诉讼证据存在如此问题：①、行政程序结束后立卷材料还只有26页，但向法院提交时却为30页材料；②、卷宗“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之前，认为被插入了4张书面材料。除了2ｘｘ3年4月18日由宁国西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外，不知道还有哪3张书面材料被认为插入；③、方珣签名证实，其从本案行政程序卷宗中复印30页材料是在2ｘｘ3年4月16日，那么2天以后才形成、即宁国西津街道办事处于2ｘｘ3年4月18日才出具的《证明》，难道能够提前、并且会自动地“跑进”本案行政程序卷宗？

　　通过上述分析、结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以证明其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所有证据材料，显然不全是在2ｘｘ3年3月5日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所收集的，其中多份被人为地篡改、补充或者伪造过。采用这样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上诉人当然不服。

　　（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多份不具有合法性

　　①、xxx政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该安全生产许可证本身记载有效期限为自20ｘｘ年11月16日至2ｘｘ2年11月15日，本案发生在2ｘｘ3年3月2日至5日期间失效。因此施工人案发时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

　　②、《受案登记表》（宁公[西]行受字[2ｘｘ3]第199号）。从报案人栏记录可知报案人是朱炎庭。但根据明文启、丘立志笔录证实，报案人并不是朱炎庭；并且也没有见到对朱炎庭的笔录。所以受案登记表不真实。

　　③、明文启、邱立志询问笔录。该两位被询问人，自称是xxx市政公司的职工，而市政公司是本案所谓“受害人”，因此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特别是询问笔录第二页，除极少数文字改动外，90%以上询问与回答文字完全一致；询问人与记录人均为一人签名，且明显不是他本人签名，此疑点可从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签名进行比对可证。故该两笔录失真。

　　④、《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中标通知书》、《xxx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等证据收集，不合法。该几份材料，均是一个名叫“朱炎庭”的人经手复印，“朱炎庭”认为“与原件一致”。根据法律及公安部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规章规定，前述几份书证收集违法。

　　⑤、收集2ｘｘ3年4月18日宁国西津办事处的《证明》违法。尽管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不提交，但是在行政复议程序、诉讼程序中，上诉人及复议机关均有该证据，是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之一。

　　⑥、“户籍证明”、“王文丽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卷宗中均装订在被涂改过页码的材料之前，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收集可能。

　　（三）被上诉人作出本案行政处罚时违反法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应当进行复核；……”。

　　根据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材料可知:①被上诉人非法限制上诉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该告知笔录是办案人员事先打印好的，仅留出不多空格的“格式笔录”，导致上诉人在有限的空格里，不能书写全部、完整的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②当办案人员询问是否有陈述和申辩时，上诉人答：“有，今天我栏挖土机是要求看他们有没有合法的手续。我要求申辩。”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进行复核，至少复核xxx政公司是否有施工必备的“三证”。本案没有证据材料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法定的复核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本案行政处罚依法无效。

　　（四）被上诉人对本案作出行政处罚超越法定职权

　　①、《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编号：075）证明：2ｘｘ3年3月2日出警判断：双方发生纠纷为土地权属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同条第五款规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由此可见，既然本案争议属于土地使用权属争议，根据土地法管理的规定，被上诉人无权处理本案纠纷；并且上诉人有权制止挖土施工。

　　②、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本案另一方当事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故不能确定本案挖土施工是合法建设活动。上诉人现场制止挖土机挖自己宅基地，是法律许可的公民对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自救行为。当事人现场没有发生打架等妨害治安管理行为，本案就本市治安案件。要求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既然能告知上诉人，为何不告知xxx政公司？将民事纠纷按治安案件处理，被上诉人在“拉偏架”，严重侵犯和损害公民权利。

　　三、一审对案件定性、证据认定、法律适用均错误

　　本案不是妨害治安管理行政案件。直到一审诉讼终结，施工单位是否取得“三证”无证据证明，因此本案挖土机挖土施工活动不能确定具有合法性。从判决书中看出，一审举证期限内直至诉讼终结，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全部证据：①《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宁公（西）行决字[2ｘｘ3]第432号）；②《调查报告》；③《工程等级证书》；④2ｘｘ3年4月18日《证明》；同时也没有提供所依据的规范文件。仅此依法应当视本案行政处罚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据认定上，被上诉人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明显无“证据三性”，但一审法院反而确认“均具有证据三性”。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罚作出前不遵守对上诉人陈述和申辩应当履行复核的法定程序，一审法院也视而不见。反之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三份书证（见一审诉状），一审判决书写道“王文丽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上诉人权利没有受到尊重。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由于一审判决没有依法解决本上诉状上述种种诉讼问题，导致一审法院、xxx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对于本案纠纷的处理，错误的错误，不公的不公。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严肃执法，使上诉人委屈得以伸张，本案中切实感受到司法公正。

　　此致

　　xxx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签名）：王文丽

　　二0ｘｘ年八月五日

【范文二】

　　上诉人王淑娟，女，汉族，1979年3月25日出生，农民，住xxxxxx长山镇柳条边村八组13，电话：13718326348。

　　被上诉人xxx公安局，住所地xxxxxx东港南路145号，法定代表人张振喜，任该局局长。

　　上诉人对xxxxxx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于20ｘｘ年6月12日作出的（20ｘｘ）东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下称一审判决）不服，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

　　2、撤销xxx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其文号为东公决字[20ｘｘ]第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行政处罚决定）。

　　事实与理由

　　一、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处罚上诉人的职权依据，但一审法院却纵容其滥用职权。

　　涉案行为发生地是xxx，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必须查清楚为什么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涉案行为管辖“更为适宜的”，否则被上诉人便没有管辖职权。

　　再者，xxx公安局既没有立案，也没有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0条的规定移送管辖，所以本案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移送，所以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处罚职权。

　　二、一审判决在第10页最后一段认定上诉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是错误的，所依据的证据显然是不足的。

　　一审法院认为，“2ｘｘ3年12月27日以来，原告王淑娟多次采取身穿状衣的非正当方式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门前递交申诉材料，其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上诉人认为：1、一审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无权干涉他人穿衣服这样的私人问题。上诉人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穿衣服这个问题上有自主决定权。2、上诉人之所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称广电总局）门前“身穿状衣”，是因为受到该国家机关的冷漠对待——人民公仆竟然拒绝接待衣食父母。上诉人身穿状衣的目的有二：一是坚持递交材料主张自身合法权利，一是批评国家机关玩忽职守的不良作风。既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主观故意，也没有相关的事实。3、马路不是公共场所。广电总局的门前是马路。马路的基本功能是交通，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公众从事某种社会生活的场所，比如车站、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等。所以，马路上的交通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比如在马路是可以随便吸烟，而商场内却禁止吸烟，原因就是需要保护的秩序不同。4、即便上诉人“身穿状衣”或有不妥，也并不意味着达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中“情节较重”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应该查明广电总局的门前在上诉人“身穿状衣”之前是什么情形，之后是什么情形？否则就不应该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是“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三、一审法院不该丧失中立立场，主动为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寻找法律依据。实际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

　　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处罚依据写的很清楚，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二项。如前所述，广电总局门前是马路，马路上需要保护的是交通秩序，其受保护的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四项。

　　令人气愤的是，一审法院竟然罔顾自己居中裁判的立场，主动为被上诉人寻找法律依据。详见一审判决第10页尾部，这样写道：“被告依据……并结合公安部发布的公通字[2ｘｘ3]25号《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文件内容，对原告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并不违法”。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处罚过程中、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均没有提及这个公通字[2ｘｘ3]25号文，上诉人也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文，那么一审法院怎么会知道被上诉人当初“并结合”了这个公通字[2ｘｘ3]25号文？难道他们参与对上诉人的处罚程序？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已经扮演了被上诉人娘舅的角色，毫无司法伦理底限的为被上诉人的错误处罚背书了。

　　实际上，这个公通字[2ｘｘ3]25号文并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处罚的依据。从法律效力等级来看，它属于公安部规章，不可能超越上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从内容来看，它只是一个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并没有创设性的规定。即便是该文提到了“穿着状衣”、“非法聚集”等字眼（详见该文第四条2、3部分），也不可能成为被上诉人的救命稻草，因为该文自始至终没有将国家机关的门前归类为公共场所。请二审法院明察。

　　四、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如此泛滥，上诉人不再逐一列举，仅列简表如下，处罚程序违法一目了然。

　　五、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4、5号证据的理由，已经错误到荒诞不经的程度。

　　详见一审判决第9页最后一段，原文是“虽原告（即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杜大力、许炜作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工作人员，又是原告递交申诉材料经过的知情人，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二人作伪证，故予以采信”。上述分析存在的问题有：1、被上诉人自称该案件是北京公安移送管辖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0条的规定，北京公安应当将有关材料和物品一并移交，所以被上诉人应当向一审法庭提交原件，但却仅提供了复印件；2、这两份复印件名为询问笔录，实为证人证言，那么在没有核对原件、没有经过北京公安加盖印章确认、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可了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3、在无法确定这两份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如何得知杜大力、许炜是广电总局的工作人员的？是如何知道此二人是上诉人递交材料的知情人的？4、再者，广电总局的工作人员都是伟光正吗？他们说的话就不需要审核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句糊弄人的口号吗？5、在被上诉人并未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以上诉人未提交反证说理，真是岂有此理？！

　　如此看来，一审判决的裁判者虽然身穿法官袍、端坐审判席，貌似胸怀善良、公正之心，实则早已抛却法律明文规定、罔顾基本常识、做着献媚权贵的勾当、充当欺压良善的打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典型的枉法裁判，请你院依法纠正；同时，你院应将一审判决涉嫌枉法裁判罪的犯罪事实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致

　　xxxxxx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王淑娟

　　20ｘｘ年6月24日

【范文三】

　　上诉人（一审原告）：樊永正，男，汉族，xxx人，1960年4月16日生，住xxx大河乡青龙村公所樊家湾村，系xxx大河乡庄子山煤矿业主。身份证：532225196004160732。电话：13887474364。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xxx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杨洪波职务：局长

　　第三人：王光顺，男，汉族，1955年3月30日出生，xxx人，农民，住xxx大河镇青龙村民委员会新田冲村1号。

　　第三人：顾会珍，女，汉族，1966年4月8日出生，xxx人，农民，住xxx大河镇青龙村民委员会樊家寨村184号。

　　案由

　　上诉人不服xxx法院x民行初字（20ｘｘ）第1号《行政裁定书》，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二、被上诉人相关责任人涉嫌渎职侵权犯罪，应依法移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查处。

　　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认定事实、适应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1、原审原告诉求“撤销被告注销原告独资企业具体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应该审理被告注销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诉讼时效应该从原告知道被告具体注销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即从（20ｘｘ）x民初字第196号民事诉讼案法院调取被告注销资料并质证之日起计算（20ｘｘ年4月24日开庭审理质证才知道被上诉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应该是20年（本案涉及上诉人企业所有权中的厂房、场地、矿井等不动产）。

　　因此，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2、上诉人在20ｘｘ年4月24日，从（20ｘｘ）x民初字第196号民事诉讼案法院调取被上诉人注销资料并开庭审理质证之日才知道被上诉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时，当时就已经及时主张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应诉。并于20ｘｘ年7月9日取得二审终审生效判决：对涉案煤矿为合伙企业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在20ｘｘ年7月9日取得民事诉讼二审终审判决后，（20ｘｘ）x民初字第196号民事判决书才能生效，上诉人才能确实知道自己的独资煤矿被他人非法注销，才能确实知道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是错误的、非法的。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该从20ｘｘ年7月9日确认之诉生效之日开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