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因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很多人会问，体制内的干部队伍究竟能否成为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力量？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迫切，但同时他们仍然认同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笔者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体制中欢迎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与动力呈现出强化趋势，这正是各地会不时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动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体制内其实得到许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一、体制资源与干部代谢
2022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学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制度中，本来就有许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能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一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22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创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xxx（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的作用。那么，能否从这些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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