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已步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为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要根据经济形势的需求致力于各自目标的实现，又要注重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首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
其次，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实施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进行反周期调节。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轨迹来看，我国两大政策的调节趋向于周期性使用（见下表），对宏观调控的效果向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减小。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轨迹
时间
所属阶段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搭配方式
实施年限
1979—1980年
第一阶段
松
松
双松
2年
1981年
第一阶段
紧
松
紧松
1年
1982—1984年
第一阶段
松
松
双松
3年
1985年
第二阶段
紧
紧
双紧
1年
1986—1988年
第二阶段
松
松
双松
3年
1989—1991年
第二阶段
紧
紧
双紧
3年
1992—1993年中
第二阶段
松
松
双松
1年
1993年中一1997
第二阶段
紧
紧
双紧
5年
1998—2022年
第三阶段
松(积极)
松(稳健)
双松
5年
2022—2022年
第四阶段?
积极淡出
稳健趋紧
偏松和趋紧
2年
2022—2022年
中性偏紧
中性偏紧
第三，两大政策相机抉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经历了5年双紧周期和5年双松周期后，目前我国正过渡到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已实施了近6年，我国过去历史上双松政策最长就是这次宏观调控，但在新形势下不可能继续保持和沿用下去，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确实到了该调整的时期。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新时期需要有新的政策选择。这里可以设想三种思路：一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稳健货币政策，但其政策内涵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二是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与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三是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与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这三种思路各有道理，我们倾向于采取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搭配。
不赞成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原因是：这种政策搭配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宏观经济背景下采取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政策，现在我国经济形势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宜延续下去。
不赞成选择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的理由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和需要关注的主要倾向趋势是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促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致力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因此货币政策宜中性偏紧，不宜中性偏松。
财政政策的取向应当是中性偏紧，其具体含义就是要贯彻勤俭建国、量入为出的原则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将增发国债的收入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几个方面，如完成在建工程的后续投入，填补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公共项目欠账，启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但主要由于资金制约未能启动的改革事项等。未来国债投资项目不应再安排银行配套贷款，使其成为纯粹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避免新的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的趋向也应当是中性偏紧，其具体含义就是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调控措施基本到位的基础上，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根据经济发展形势需要适度偏紧，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不高于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控制信贷规模，重点是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信贷结构，防止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具体的对策建议是：
1、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2、完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发布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3、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重点要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建立三级分税分级财政。建立规范的公共收入制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国债发行交易制度，统一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有的放矢，成为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工具。今后应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先行工具，存款准备金率操作影响大，以少动为好。
4、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新形势下一项非常紧迫的战略任务，是既要抵御低水平重复投资，又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为避免传统“松散乱”局面，化解和根治“先乱干、后整治”的国家隐含担保机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安排要建立投资信息透明化、投资来源市场化、投资管理法制化的操作平台。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 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开前门、堵后门”的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可考虑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为解决财政部发行短期国债缺少动力、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短期国债作为操作工具的矛盾，短期国债可不列入当年国债发行计划，财政账户出现临时性头寸不足时，财政部可发行短期国债用于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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